專訪嚴飛：迷失無助的現代人，為什么需要“附近”

社交媒體上，中國的超級城市景觀收獲了諸多國際友人的關注與贊嘆。但事實上，生活在這些鋼鐵森林里的中國人，感受過現代化城市改造帶來的便利和整潔以后，逐漸開始感到迷失和無助。

近年來，嚴飛等社會學學者關注到城市中心改造背后的問題。商品經濟改變了人們的住宅選擇方式，鄰里之間的交流和聯結逐漸弱化。同時，城市化改造使得過去大量的社區店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集成的購物中心和超市，構成社會生活的“附近”正在消失。

北京市區航拍。（圖/視覺中國）

消失的“附近”帶來的影響是沉默且深遠的。現代人，尤其是處于社會化重要階段的年輕人，在與周遭聯結越發稀少的當下，始終生活在一種“失權”的漂浮感里。

“附近”始終是社會學關切的話題，個體需要在一個具體的環境中形成群體交往，建立親密社會關系。梁漱溟曾說：“中國人切己的便是身家，遠大的便是天下了。小起來甚小，大起來甚大……西洋人不然。他們小不至身家，大不至天下，得乎其中，有一適當的范圍，正好培養團體生活。”

行走在十字路口的通勤者。（圖/視覺中國）

個體生命和宏大議題構成了當下大多數城市青年的生命坐標，介乎這兩者之間的“附近”，即鄰里、工作空間這類日常互動，正在消亡。人成為在城市中踽踽獨行的原子，無法融入，也無力主宰。于是，我們呼喚重建“附近”。

以下是《新周刊》和嚴飛的對話。

《新周刊》：“附近”的概念從2020年左右開始流行，為什么它作為一個學術概念會在公共領域有這么高的討論度？

嚴飛：我覺得有兩點原因。第一點是因為，“附近”是在項飆和一些藝術家的推動之下，一下子切中了大家的需要。近年來，我國一直處在城市中心改造的趨勢下，城市在更新和發展，但城市變得干凈整潔、時髦洋氣之后，我們的社區出現了一些轉向：在之前的熟人社會里，社區鄰居之間互相幫助關心的狀態，在宏觀的城市更新的推動下，出現了倒退。

現代樓盤住宅。（圖/視覺中國）

第二點是新冠疫情期間，人們具象地感受到，自己所在的小社區以及其中的鄰居對自己生活的影響。比如社區感染，或者藥品和食物的互助，形成了很小的社會網絡聯結。這些都促使我們重新看到周圍的人，以及彼此之間的互動。

《新周刊》：這種“附近”是一種地理上的意義，還是社會性的？

嚴飛：“附近”首先是地理上的意義，“附近”這個詞本身就是描述周圍小空間和社區的詞。但這些“附近”只有空間、建筑，所以包括項飆和我在內的幾位學者，都認為我們不僅要有空間，還要看到空間里面的人。只有看到人，才可以重新構建出人和人之間的聯結。

項飆提出“附近”的消失，這種消失就是因為城市中心改造，導致“附近”在空間意義上消失了：一些小的社區店被大樓和購物中心取代，但更可怕的是背后社會網絡關聯度的消失。過去各種社區店以及人們所構建的在地聯結，會讓居民覺得自己和城市之間是有關聯的。這就是它從地理意義到社會意義的發展。

上海晶耀前灘。（圖/視覺中國）

《新周刊》：我們所說的“重建附近”，最終是想要建立一個怎么樣的空間或文化？

嚴飛：過去的大雜院是某個單位組織在社區里面的延伸——大家在同一家單位上班，單位分房，所以居住時也多是同事聚集，人群呈現高度的同質化。今天的社區，其實體現出高度的異質性和強流動性，不再是一個單位的職工住在一起的狀況。

北京胡同。（圖/視覺中國）

商品經濟時代，完全不認識的陌生人成為鄰居，需要重新建立彼此之間的紐帶和認識。正因為大家來自不同單位，擁有不同的教育背景和身份經歷，居住在一起，就構成了一個異質性的社區。

同時，今天的社區還有很強的流動性，租戶、外賣員、保安、物業的輪替，都會使得我們遇到陌生人的概率更高。大家卻可能因為興趣愛好相同，更純粹地聯結在一起，而不是像過去一樣，是原有社會關系的一種被動延伸。

（圖/視覺中國）

當我們說“重建附近”，其實是想建立一個有自主力量的社會網絡。當社區居民出現一些困境的時候（比如房子遇到開發商非法拆遷），那么居民可以借助社區的力量維護自己的權益，推動社區更好、更有活力地發展。

《新周刊》：為什么鄰里生活和社群文化依然重要？它對我們來說意味著什么？

嚴飛：一個社區的活力在于其社會資本，也就是每個居民都有對社區的歸屬感和在地的參與意識，認識到“這個社區是我的家，我是屬于社區的一部分，我對它是有責任的”。

從社區的建設層面來講，它的發展不僅在于空間的改造、美化和變遷，更在于每個人都能看到周圍的普通人對社區的意義。當居民認識到自己屬于社區的一部分，愿意參與到社區的活動和建設中時，這就是一種在行動上體現出的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和熱愛。

（圖/視覺中國）

社區是社會的微觀縮影，有活力的社區會匯聚成有活力、有朝氣的社會。

本文原載于《新周刊》

總第691期《成為新山民：把世界和生活帶回來》

原標題：《社會學家嚴飛：呼喚附近的歸來》

作者 | 葉丹璇 編輯 | 鐘毅 運營 | 鄧官靖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