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發布｜談“氣候”色變，不如穩穩扎根農村

隨著氣候變化，農村的“天災”正在變為日常。不過辦法總比困難多。不止農民和政府在想辦法，社會組織也以在地、靈活和貼近社區的方式，試圖在全球氣候變化的大背景下，找到小小村莊的生存之道。

過去二十年間，社會組織在扶貧、發展、鄉村振興、生態農業、災害防治、能源轉型、弱勢群體照護和性別平等領域的實踐，為農村應對氣候變化提供了豐富的經驗。但是，不止氣候在變，農村也在變——大規模且迅速的城鎮化和農業工業化進程，深刻改變了農村風貌和人口結構。當小農戶日益被政策和市場邊緣化，從土地獲得的回報越來越少時，從農民到農民工的身份轉換也就成了無奈而必然的結果。而留守在農村的“389961”人群成為氣候風險的最薄弱環節，自然也不意外。

只有理解農村的變遷，才能厘清氣候工作的底層邏輯。那么社會組織在介入農村與氣候變化交叉領域時，是如何定義問題，又是如何行動的？有何成敗及反思？為了回答這些問題，在樂施會（香港）北京辦事處的支持下，食通社在過去一年訪談了29家社會組織、11位學者和公益從業者，結合58份有效問卷（針對在農村已經或即將開展氣候工作的機構），完成《農村社會組織應對氣候變化行動路徑研究》（點擊“閱讀原文”下載）。近日在北京的報告發布會上，食通社邀請社會組織、基金會從業者、學者與媒體討論：提升農村的氣候韌性，社會組織怎么做才是最有效的？對于氣候資助和公益行動的“不同頻”、政策與實踐之間的張力，我們該如何去理解和解決？

?食通社在過去一年訪談了29家社會組織、11位學者和公益從業者，結合58份有效問卷（針對在農村已經或即將開展氣候工作的機構），完成《農村社會組織應對氣候變化行動路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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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上加霜

當農村遭遇氣候變化

在廣州從化山區的一個村子，水圳因雜草叢生而淤堵，在遭遇極端強降雨時，特別容易出現洪澇泛濫問題。原因何在？是氣候變化導致暴雨頻發，還是村莊空心化使得土地棄耕、也就沒有人去維護水利設施？

這是報告里的一個例子。報告主筆孔令鈺嘗試解釋社會組織在農村做氣候變化項目時遇到的首要困境——越來越多機構帶著氣候公益資金進入鄉村，卻發現問題的根源不在氣候變化，而在于農村本地長期存在的民生、基建、醫療和老齡化等問題。

?食通社報告主筆人孔令鈺介紹報告內容｜攝影：王健

在報告點評環節，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王曉毅表達了同樣的困惑：一個村子在決定是否建水利設施、打幾個水塘時會考慮氣候變化嗎？“可能基本不會，”他說，農民是否留在鄉里、是否還留戀土地、政府是否投資等，對決策更重要。

另一位點評嘉賓黃亞軍來自廣州市從化區深耕社會工作服務中心（下稱“深耕”）。深耕在廣州從化山區扎根10年，切實目睹了鄉村的變化：地方產業沒有了，人口大量外流，必須處理老齡化問題。在深耕開展氣候變化項四年多之后，黃亞軍認為報告觸及了一線工作中的真問題：“比如這兩年大家一陣風地做氣候風險評估，但做完評估，接下來怎么辦？”

這也是社會組織帶著氣候議題進入農村時的第一個問題：當氣候變化和農村固有的結構性問題交織，該從哪里尋找“解法”？而這之所以成為問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氣候公益資助對于問題界定的限制。

云南省連心社區照顧服務中心專家陸德泉是最早推動國內社會組織投身氣候變化工作的資深公益人士。2005年，他告別香港浸會大學的教職、參加樂施會（香港）在北京成立研究發展中心，參與資助國內的草根社會組織與國際組織合作撰寫“氣候變化與中國民間立場/行動系列報告”（2007-2010年）。當時這些報告已經敏銳指出了氣候變化與發展權利不平等之間的復雜關系。但直到現在，陸德泉感慨，關于氣候公正的研究還是太少：如何協助小農開發多元生計、如何備災、氣候變化對什么人群會產生更大的風險與壓力？

?陸德泉解釋氣候公正轉型如何助力社會組織行動框架的“升維”｜攝影：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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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緩還是適應？

“氣候減緩與適應政策會對不同群體帶來怎樣的保障或代價？社會組織應該建立什么立場？”陸德泉進一步發問。

氣候公益資助往往首先在減緩領域展開，即通過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來減緩氣候變化。例如隨著甲烷減排議題變熱，一部分服務于農村的社會組織借助這個機會，得以開展氣候友好水稻等項目。（編注：以控制稻田排灌水，減少植株淹水時間的方式減少厭氧發酵，從而減少甲烷排放。）

在本次報告調研中，食通社也發現，在農村工作的社會組織普遍為減緩和適應的優先級問題困擾過。首先，社會組織在碳核算工作中遇到了具體的技術問題。食通社訪談的社會組織中，有高達72.5%（42家）回復稱不清楚或未展開項目減排核算。訪談中只有云南思力生態替代技術中心（“思力”）和深耕嘗試過核算，但也都遇到挫折：深耕從2021年起以農藥化肥減量為切口開展減緩，技術專家的核算表需要統計氮肥用量，村民卻是用有機肥，無法折算；農藥數據也無法收集。此外碳核算也不適用于小農戶種植多樣化的場景。

?問卷中，關于機構減排工作的相關回答情況

但重視減緩行動的資助方則希望社會組織提供碳排放數據來論證項目有效性。除了方法上的障礙，社會組織開展工作的地方往往是較為貧困的村落，讓這樣的村莊去做減排，減少‘生存性排放’的意義何在，是否成了變相的‘劫貧濟富’？”孔令鈺問道。

思力則在走過減排核算的路子后發現，“以適應為主、兼具減排效益”的路徑是最佳選擇。隨著云南干旱一直在加劇，即便不提甲烷減排，農民都想種節水抗旱稻了，因為沒水了——氣候變化讓思力中心一度艱難的減緩項目——氣候友好稻作變得有市場了。

?報告中另一家社會組織、成都家園行動公益服務中心項目地簡陽甘家店村的村民楊秀有嘗試生態旱育秧，雖然干旱，但因為使用了免耕覆蓋技術、土壤保濕性能良好，只打過兩次沼氣水、澆過兩次水，今年5月下旬長勢如圖所示。圖源：家園行動

但話說回來，西南地區的一些農民放棄種水稻，真的只是因為干旱嗎？社交媒體上很多地方的農民舉著一礦泉水瓶不解地問，為什么賣一斤糧食的錢換不來一瓶礦泉水？氣候變化往往是壓垮農民的最后一根稻草，解法還是在于改變農村的結構性的困境。“一些創新性、科技手段固然有效，但它解決了‘霜’的問題，不是‘雪’的問題?！笨琢钼曊f。

政策層面我國也經歷了從重視減緩、到減緩和適應并重的階段。中國農業科學院研究員、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適應氣候變化科學指導委員會委員許吟隆在點評報告時回顧，在2017年中國國家氣候變化國家方案里，已經出現了氣候減緩與氣候適應應該“并重”的表述；到了2022年，中國發布《國家適應氣候變化策略2035》時，許吟隆回憶，再次有專家響亮地提出：一定要加強適應，適應比減緩重要。

此外，許吟隆認為，氣候適應也意味著數倍乃至數十倍于減緩的工作量。農村氣候適應工作，需要“久久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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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應對氣候變化

基金會也在探路

隨著氣候變化在政策議程中主流化，相應的公益資助也水漲船高。但氣候資助的有效性，不僅和資助工作者的氣候意識有關，也取決于他們對氣候變化影響下工作領域內在問題的理解。而農村問題之復雜多元，可能在氣候資助進入農村時，給從業者帶來知識和經驗儲備的挑戰。

在主題為“社會組織和資助方同頻嗎”的圓桌討論中，險峰基金會的劉藝瑋回顧了團隊掃描農村問題的過程。她回顧了團隊研究農村問題的過程，感慨尋找農村工作的著手點之困難：花了半年時間，依然需要更多時間去“看清”。農村工作涉及鄉村基建、城鄉間人口流動、就業問題等……太多與政策、現實密切相關的社會變遷脈絡需要爬梳，這也是為什么團隊在長達半年的研究后，沒有貿然推進資助決策，也時常感到上下“對不上話”的割裂感。

福建省正榮公益基金會關心鄉村和社區福祉，近年來也開始涉足氣候議題，項目官員柳逸月表示，在選擇伙伴時，首先考慮的是伙伴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基于真正的社會問題、以及機構是不是長期深耕其中，也會評估伙伴在當地和在全國同樣議題伙伴間的影響力。

銀杏基金會的顧問肖開騰介紹，銀杏在氣候領域的資助從2023年開始，已持續3年，其中，農林牧漁領域項目占比達30%。她解釋關注氣候問題的原因：“銀杏不是氣候議題的資助者，但看見銀杏伙伴對社會問題的敏感性和嘗試的需要，希望提供陪伴與試錯成本，氣候問題的復雜性恰恰與他們的多樣性相契合，是我們接下來發力的地方?！毙ら_騰認為，對具體機構而言，要重點考慮將“氣候+”轉變到“我+氣候”，思考“我”是什么。關注氣候議題，不是要機構轉換賽道，而是將氣候對服務對象帶來的影響納入考慮。

樂施會早在2007年左右就開始關注國內氣候變化議題，其中國扶貧和農村發展項目已經有20多年的歷史。樂施會（香港）北京辦事處項目官員胡瑋說，這一方面是因為在農村工作中，自然而然發現了氣候的影響愈發凸顯。另一方面，樂施會在2007年聯合國氣候大會就提出了對抗氣候貧困和氣候公正的倡議，希望更多人關注氣候變化對弱勢國家和社區的影響。在公正原則下，樂施會工作主要有兩個策略，一是協助脆弱社群降低氣候變化的威脅，提升農村社區韌性，在中國提倡以農戶為本的農村發展手法，比如從2019年起在河北涉縣王金莊支持當地社區建立農村自組織，在旱作梯田系統中保育本地傳統老品種并培育新的適應性抗旱品種。二是關注氣候損失損害資金的落實，倡導發達國家履行氣候變化資金的承諾，關注亞洲地區氣候適應資金的落實等。

?報告發布會第一場圓桌討論，資助方分享自己的策略與選擇合作機構的探索｜攝影：王健

從公益組織角度，怎樣的資助方是更可期的？資深公益人丁潔在2023年初創辦蕪湖青野，關注農村留守老人在氣候變化等眾多議題下的交叉脆弱性問題。對她來說，資助方最“寶藏”的素質包括：能提供以氣候視角看待農村問題的維度、發揮行業上游的影響力優勢，以及非常重要的是：支持社會組織在過程中的反思與搖擺，從而給予伙伴啟動議題、展開探索的機會。

面對大部分資助方關注氣候減緩而非氣候適應的局面，一位在國際基金會從業的參會者說，國際基金會也支持氣候適應工作，但目前在國內，主要還是通過政策倡導來支持減緩。該背景下，提供服務類的氣候適應工作并不是其工作重點。同時，本土基金會大多也未制訂應對氣候變化的長期策略，更難談結合氣候變化的農村發展戰略這種“生態系統”間的跨領域合作。這解釋了一線社會組織為何難以與資助方對上話。

她同時點評道，基金會與社會組織間“同頻”或“不同頻”都要建立在有“頻”的基礎上，這要求基金會要對以氣候變化為背景的農村發展工作有認知，有長期發展戰略，這之后才能進入到是否“同頻”的討論。

人與自然同行基金會的何錦豪則覺得，資助方和社會組織之間，不同頻也很重要，“同頻可能導致同化，機構可能會失去理解問題的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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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鄉村“最后一公里”

彎道超車

參會者再一次發現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老”問題——農村問題常常被一種主流聲音界定為通向現代化道路上的發展“陣痛”，等到城市化水平到了75%，許多農村問題就會自動消失。政策大趨勢確實如此：農民和土地在分離，大型、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在出現，還在堅持耕種自家土地的人仿佛落后于時代節拍的“留守”人群。甚至許多農村老人，20年后可能已經不在人世。

但農村老年人的安頓問題，恰恰是三農領域研究者陳晶晶在過往幾年里特別關注的。

陳晶晶堅信，社會組織的工作應該服務于人的具體生活而非對議題的辯論，也不應該把現代化視為目的。無論提農業農村現代化、鄉村振興，或氣候變化，都要回應這樣一個提問：在被視為轉型發展期的幾十年里，在農村的、從農村出來奔波的人們，應該、可以有什么樣的生活？

?干旱缺水、勞動力外流，促使華北太行山側某村民逐漸放棄傳統玉米品種“大馬牙”而依賴商品品種，年年攀升的農資價格進一步將農民“套牢”。｜供圖：尚嵐

牧區同樣處于城市化和空心化進程中。在氣候變化、牧業發展、產權制度、草場政策的綜合影響下，山水自然保護中心執行主任史湘瑩發現，面對牧區草場退化這個復雜問題，只動員、勸說牧民減牧，就顯得單薄。這時候，政府和社區自己的定位非常重要，比如是以財政轉移支付為主，推動生態保護，還是要保障民生，發展畜牧業、旅游業？而牧區的傳統文化也在流失，社會組織也要從社區本位出發，思考如何介入。

云南思力生態替代技術中心主任左智也深表認同：“越到基層，越應當聚焦基礎性問題?！彼麄兣c縣、鄉農技服務中心始終保持著緊密合作。對方作為農技服務體系的基層核心，關心的往往是關乎農戶切身需求的具體問題：天氣異常如何保障水稻收成？病蟲害暴發該怎么應對？再比如，如何通過有效的培訓，確保政府發放的有機肥、生物農藥和輔熟劑被農戶正確、高效地使用——“這些也正是社會組織能夠積極參與并發揮作用的領域?！?/p>

左智區分了政策制訂部門和政策執行主體，如市、縣一級的農技推廣站和鄉鎮農技中心更多的扮演了后者的角色，可以和社會組織一起坐下來，談執行，“他們（農技部門）實際上也在有限的資源條件下做著自己的努力?！?/p>

?黃亞軍主持的第二場圓桌探討社會組織“村超”與政府“國家隊”的協同｜攝影：王健

陳晶晶說，近年來中央財政對三農口的投資總額達到了1.5-1.7萬億的量級，這些項目涉及非常多的領域和利益主體。比如一個高標準基本農田項目，實際落入村莊的資金能有五到六成已經是比較理想的情況。

北京有機農夫市集負責人曉云生也發現，農口項目資金的申請對于小農戶并不算友好。有云南生態農友興致勃勃申請了3萬元補貼，但打印、跑部門等開銷最終已經接近補貼金額。政府更希望資助上規模農戶。

村鎮紀錄片導演、B站up主 “遇真紀事”在實地走訪中感到了補貼的傾向性：“種得越多，補得越多”。小農戶一畝一年的種稻補貼通常在一百元左右，但地方報道和村民口中，大戶或農業公司的種稻補貼能到達每畝二三百元*。補貼加持下，個別種植者甚至不育秧，直接直播**，省下插秧的成本和三十天左右的育秧工期。

在牧區，史湘瑩也見到許多應對草場退化和沙塵暴的人工種草補貼項目。項目大多通過招投標方式，由第三方公司外包。有時草種下去，一年之后就死了，又可以再種一次，再拿補貼。她發現，政府的視角下，更緊要的問題是如何高效地把這樣一大筆錢花出去。這種情形下，一對一面對幾百個農戶溝通并不現實。但社會組織恰恰可以起到填補作用，讓社區居民參與進來，促成村集體、草原站和農技站的合作等。史湘瑩認為，這是社會組織參與農村基層治理的一種意義，即完成“最后一公里”。

黃亞軍也認為，雖然困惑重重，但氣候變化議題或許也是社會組織重新找回價值的契機。從氣候變化切入，社會組織可以選擇做得“窄”一點、解決具體災害和風險，也可以并應該選擇做得“寬”一點、綜合一點，把基層治理、村民動員、產業發展等方面的鏈條都串起來。比如，深耕在廣東從化做養老，讓當地民政系統獲得了肯定與重視，這也為他們與鎮三防辦開展氣候變化方面的合作打開了可能性。

綜合或整全的視角，在北京合一綠色公益基金會行業支持項目總監李大君看來，正是中國農村社會組織相比于其他公益細分領域機構的優勢，因為它們不“懸浮”，工作人員和工作方法都扎根于鄉土，系統性思維強，這樣才更能解決具體問題。

既立足農村現實，也具有氣候變化等宏觀視角，這種“承上啟下”的視野和能力，是社會組織長足發展下去的基礎。食通社創始編輯常天樂用了“彎道超車”這個比喻——中國民間組織曾在環保、食農、婦女權益等議題上發出了許多前瞻性的聲音，卻在過去十多年間被磨平。如今，氣候變化議題無論對于我們重新理解農村發展問題，還是對于社會組織引領社會議程，會意味著新的契機嗎？

?合照｜攝影：王健

*遇真紀事給出了農補數據的具體出處：福建上杭縣2024年出臺惠糧政策，對流轉30畝以上的大戶，縣級財政給予每畝150元的補助，鄉鎮還出臺了50-300元每畝的疊加補助，對連片種植早晚稻和再生稻30畝以上的，縣財政給予200元/畝補助。來源：http://jilu.china.com.cn/2024-10/21/content_42942222.htm

**無水直播作為一種氣候友好的水稻種植方式，確實減少甲烷排放，節約用水，但此處與會者意在表達常規農業生產者在種植上的不精心。

-這是食通社第744篇原創-

整理：裴丹

編輯：令鈺

版式：小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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