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重復信訪”到“案結事了”：信訪聽證的功能定位與優化

信訪作為訴訟外的一種補充性救濟方式，因其門檻低、反饋較快，被多數信訪人所采用。然而，也正因如此，實踐中出現了大量纏訪、鬧訪和重復信訪問題，不僅耗費行政資源，也影響了糾紛的實際化解。為解決這類難題，規定了信訪聽證制度，旨在通過程序公開與多方參與，提升信訪處理的質量與公信力。

《信訪工作條例》第三十一條第六款規定，對重大、復雜、疑難的信訪事項，可以舉行聽證。聽證由信訪人申請或者有權處理部門發起，通過邀請律師、兩代表一委員、人民調解員等社會人士的參與，與信訪部門、有權處理部門一起評斷信訪事項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常見的信訪聽證事項包括小區公共收益支出矛盾、拆遷政策執行矛盾等，在聽證現場，當事人可以就事實和理由部分暢所欲言，由信訪部門的聽證員記錄。通過與公眾參與之間建立起溝通平臺，借助社會力量評判事實、厘清是非，既推動信訪積案的實質性化解，也有助于監督行政機關依法履職，從源頭上減少重復信訪和不合理訴求。

對于疑難復雜信訪事項進行聽證具有多方面的積極意義。一是強化對行政權力的監督，推動行政機關增強法律意識，規范裁量行為。二是為當事人提供理性表達和溝通的平臺，以程序緩和對抗情緒，增強處理結果的可接受性。三是借助聽證中的法律適用與政策解釋，引導公眾依法信訪。四是通過程序的嚴肅性和結論的公開性，促進信訪事項有效終結。

對于信訪部門來說，案結事了、定分止爭是信訪工作的最終目的。而聽證的結果是作為處理、復查、復核結論的重要依據，可以緩和信訪行政程序三級“硬性”終結的自我審查弊端。

然而，當前信訪聽證仍面臨諸多挑戰。其法律地位尚未明晰，是否啟動聽證很大程度上依賴行政機關的自由裁量，缺乏剛性約束。比如什么是“疑難復雜重大信訪事項”并沒有規定，處理、復查、復核單位作為信訪聽證程序的發起者，往往對聽證程序不了解，覺得“麻煩”，不愿意去做。實踐中，聽證范圍模糊、主持人中立性不足、代理人參與不充分、程序透明度不高、處理意見效力不明確等問題，都制約其制度效果的發揮。

為進一步發揮信訪聽證的規范功能，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完善：明確聽證的適用范圍與啟動條件，增強程序的可預期性；確保聽證組織與主持的中立性，落實回避要求；推廣信訪代理與法律援助，幫助當事人有效行使權利；加強聽證的宣傳教育功能，擴大公眾參與和監督；理順辦理聽證與復核聽證的關系，避免程序空轉；建立聽證回訪與結論落實機制，增強處理意見的約束力。

信訪聽證程序的優化，不僅是程序技術的改進，更是行政理念的更新——它強調通過對話化解矛盾，借助公開贏得信任，既回應群眾訴求，也提升治理效能。只有在法治框架內持續完善聽證機制，才能使其真正成為有效解決糾紛、實現公平正義的途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