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跨境電商制度型開放生態體系

在數字經濟重塑全球貿易格局的當下，跨境電商已從外貿增長的補充力量升級為國家戰略體系的核心組成部分。作為連接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重要紐帶，跨境電商不僅推動著貿易規模的持續擴張，更在重構全球價值鏈、引領制度型開放中扮演著關鍵角色。當前，我國跨境電商正站在從規模優勢向質量優勢跨越的新起點，構建適配數字時代的制度型開放生態體系，成為突破發展瓶頸、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

圖/中經視覺 楊梅清 攝

我國跨境電商形成顯著規模優勢

經過多年發展，我國跨境電商已構建起全球最完整的產業生態體系，形成顯著規模優勢和先發效應。經營主體呈現多層級躍升態勢——數量呈現幾何級增長，頭部企業規模能級持續提升，2024年中國跨境電商主體數量超過12萬家。海外倉網絡覆蓋全球主要貿易節點，在歐美成熟市場形成高密度布局，截至2025年初，服務于中國跨境電商業務的海外倉企業已超1500家，海外倉數量超5000個。政策創新持續釋放制度紅利，海關通關流程簡化實現分鐘級申報效率，“跨關區退貨”模式全國推廣，大幅壓縮退換貨周期并帶動綜合合規成本有效降低。

在快速發展的同時，跨境電商也面臨著日益凸顯的結構性矛盾。國際規則應對能力不足是首要挑戰，新型貿易壁壘持續升級構成系統性壓力，美國取消小額包裹免稅顯著推高運營成本，歐盟增值稅新規抬升合規壓力。企業應對能力存在明顯短板，僅少數企業構建了完善的碳關稅應對體系，多數企業對產品碳足跡核算標準掌握模糊。頭部企業因數據跨境傳輸不合規在海外遭遇重罰，凸顯中國企業在適應GDPR等國際規則方面存在明顯不足。跨境物流網絡呈現顯著的結構性失衡，航線資源分布不均，新興市場直航運力供給滯后，造成物流時效延長，部分關鍵陸路通道的運輸成本持續高企。海外倉布局不均，歐美過度集中，而在共建“一帶一路”沿線等新興區域覆蓋嚴重不足。政策協同存在“三重梗阻”，縱向看，省級政策與地方細則銜接不暢，增加企業跨區運營成本；橫向看，海關、稅務、外匯等部門信息系統未打通，“數據孤島”導致企業重復提交單證，通關時間增加2倍—3倍。

面臨制度、生態與能力的三重挑戰

制度層面，制度型開放滯后于業態創新。國內政策體系呈現碎片化特征，各綜試區監管標準差異顯著，導致跨區運營企業稅負存在明顯落差。跨境貿易規則兼容性問題突出，中國與部分貿易伙伴在商品歸類標準上的差異，推高了企業合規難度。政策迭代速度晚于商業模式創新，直播電商等新業態監管滯后，數字產品關稅等前沿領域立法缺失。直播電商、社交電商等新興業態的監管框架尚不健全，相關規則出臺明顯滯后。在數字產品關稅、數據跨境傳輸等前沿領域，立法保障存在明顯空白。同時，國際規則博弈日益深化，歐美正積極構建碳足跡披露、數據流動限制等新型壁壘，在此過程中，中國企業參與國際規則制定的話語權明顯不足，提案采納率偏低，代表比例不高。

生態層面，陸海協同生態基座尚未夯實，物流網絡韌性存在系統性短板。智能海外倉區域布局嚴重失衡，在新興市場特別是東南亞地區覆蓋率明顯不足。中歐班列跨境電商專線開行頻次遠低于企業實際需求。多式聯運銜接效率低下，關鍵樞紐節點貨物滯留時間延長。基礎設施標準不統一，導致自動化設備難以兼容；鐵路軌距差異造成邊境換裝效率低下，顯著延長了跨境運輸時間。金融服務體系出現結構性錯配，面向輕資產中小企業的融資供給嚴重短缺，傳統信貸模式下抵押品不足的企業獲貸困難。跨境支付工具在部分新興市場本地化覆蓋不足，迫使消費者高度依賴貨到付款等高成本方式。風險管理工具明顯缺失，小語種市場匯率避險產品稀缺，企業易受劇烈匯率波動沖擊；新興市場信用保險滲透率低，企業拓展面臨較高信用風險。

能力層面，企業全球化能力面臨代際挑戰。頭部企業產能外遷或本土化戰略受挫，或因供應鏈本地化程度不足導致綜合成本不降反增，或因未能滿足目標市場特定認證要求損失重大訂單，使得多數企業面臨系統性風險。小微主體因缺乏有效預警和應對機制，目標國家政策突變異常導致貨物嚴重積壓或被迫退出市場。深層矛盾在于能力建設的代際斷層，過去依賴政策紅利（如稅收優惠、通關便利）的發展模式難以為繼，而適應新規則體系（如復雜原產地規則、碳核算標準）的合規能力尚未普遍建立，企業內部專業合規團隊配置率低。

構建制度型開放生態體系

目前，跨境電商亟待構建適配數字貿易規則的新型制度型開放生態體系，通過制度創新與生態協同的雙輪驅動，加速政策供給與業態創新的動態適配，強化我國在全球價值鏈重構中的規則主導權。在此進程中，跨境電商的戰略使命已從初期的規模擴張引擎，質變為兼具夯實外貿基本盤的經濟基石作用與重塑數字治理秩序的戰略支點功能的雙重載體。這一深刻變革揭示，傳統政策工具已無法破解深層次結構性矛盾，唯有轉向以規則銜接為核心、陸海聯動為支撐、能力賦能為基座的系統性生態體系建設，方能實現從貿易規模優勢向國際規則主導權的質變跨越。

攻堅制度型開放，構建智能稅則協同平臺與風險聯防機制。創新關稅治理體系，開發應用基于機器學習技術的商品歸類輔助系統，有效化解因各國稅則版本差異帶來的商品歸類風險。探索“零關稅政策”與“數據跨境流動”的協同創新，對數字內容產品實施關稅豁免；建立數據跨境流動分類管理制度，允許試點企業向RCE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伙伴國安全傳輸特定類型數據。強化國際規則話語權，推動中國商品歸類標準納入RCEP互認機制。體系化構建風險聯防聯控機制，設立行業性風險補償基金，對因碳關稅政策變動、海外知識產權訴訟等造成的損失提供適度補償；聯合國際專業法律機構搭建綜合性海外合規服務平臺，為企業提供應對歐盟碳關稅申報、美國知識產權調查等復雜國際規則的專業支持；建立覆蓋共建“一帶一路”重點市場的貿易摩擦預警體系，通過動態監測目標國政策法規變動，及時向企業推送風險警示信息。

重構陸海協同生態，建設多功能樞紐倉與鐵路聯運網絡。推動智能海外倉體系升級，在鐵路沿線每200公里半徑布局智能集散倉，形成72小時覆蓋圈；重點建設集成智能分揀、退換維修、本地化改裝等綜合服務功能的融合型樞紐倉，提升端到端履約時效；創新構建“鐵路+海外倉”聯運網絡，通過“干線鐵路+末端公路”的運輸組織模式有效降低跨境物流綜合成本與時效。深化區域協同機制創新，全面推廣“沿海樞紐港+內陸集貨基地”聯動模式，實現港口系統與市場訂單管理平臺無縫對接，優化報關運輸流程，降低陸海聯運成本；充分發揮西部陸海新通道（中國—東盟走廊）優勢，構建“鐵路樞紐+港口集群+數字貿易平臺”的鐵海聯運協同體系，大幅提升面向東南亞市場的跨境運輸效率。

梯度培育企業合規，建立分層賦能與容錯機制。針對不同主體實施差異化賦能，頭部企業可開放核心監管數據接口，支持構建全球供應鏈風險預警系統；平臺企業需建立數字營銷合規體系，引入第三方審計定期評估風險；中小企業可享受“首單扶持計劃”，提供物流成本支持并建立合規轉型容錯機制，降低規則適用門檻；小微賣家可使用輕量化合規工具，實現申報“一鍵完成”。

融合技術規則，研發智能通關平臺與跨境數據流動機制。研發融合自然語言處理、多語種語義識別、動態規則引擎等核心模塊的智能化通關平臺，實現報關材料自動解析、稅則歸類智能匹配、合規風險實時預警等全流程功能，顯著降低企業申報復雜度與人工操作成本。探索跨境數據流動的規則兼容路徑，試點基于深度數據脫敏技術的安全傳輸新模式，通過區塊鏈分布式存證構建全鏈路可追溯機制，確保敏感信息防護與數據主權合規的雙重目標，為跨境數字營銷、供應鏈協同等高價值場景提供底層支撐，系統性提升企業國際業務轉化效能。

開拓新興市場，構建智慧物流走廊與區域履約中心。重點建設中老泰智慧物流走廊，打造集成鐵路貨場、公路港和航空冷鏈中心的多式聯運樞紐，實現高效“一單制”跨國運輸；充分利用區域貿易協定（如RCEP）關稅優勢，破解規則實施障礙，推動優勢品類商品規模化出口；在拉美等地區設立區域履約中心，集成保稅倉儲、本地配送與售后服務功能，輻射周邊市場；積極開發本地化支付解決方案，提升交易便利性與轉化率。

從政策洼地到規則高地

隨著RCEP的深化實施和數字貿易規則的加速演進，跨境電商發展需在國家層面構建政策鏈、產業鏈、創新鏈三維支撐體系。政策鏈維度，建立跨部門統籌協調機制，加強商務、海關、金融等部門協作；推動法律法規修訂，增設適應新型業態的專門條款。產業鏈維度，編制重點產業帶跨境出海指南，建立“產業集群+平臺企業+服務商”賦能聯合體；建設國家級跨境電商研發中心，攻關智能報關、跨境支付等關鍵技術。創新鏈維度，設立數字貿易發展基金，重點支持智能物流網絡、跨境數據流動等創新項目；在自貿試驗區開展“監管沙盒”試點，允許測試數字產品跨境交易等前沿業態。通過規則銜接、標準輸出與模式創新三位聯動，中國跨境電商將加速從全球貿易參與者向規則共塑者躍遷，為構建開放包容的數字經濟治理體系注入新動能。

（濰坊市政金控股集團中級經濟師 王妍；本文第二作者為煙臺職業學院國際商務專業講師 王彤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