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雪峰 | 誰是農民

賀雪峰

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農民是眾所周知擁有經濟資本、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最少的群體。他們為新中國的建設流下了辛勤汗水，自身處境卻普遍較為一般，因此獲得社會的廣泛關注。"農民"一詞自帶情感能量。20世紀90年代，因為農民負擔重，干群關系緊張，"三農"工作成為黨和國家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中央連續20多年出臺涉農一號文件，充分說明了農民問題對于中國現代化的極端重要性。

對于農民，僅僅關心還不夠，還要對其有深刻的認識。從根本上講，農民的重要性在于農民階級的力量。正是農民作為主體參加土地革命，才帶來了社會重建；農民在人民公社時期的積累為中國工業化做了貢獻；分田到戶、鄉鎮企業都來自農民的創新精神；農民進城務工經商，廉價優質勞動力讓中國制造天下無敵，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經濟持續高速成長，中國出口導向策略的成功，農民功不可沒。可以說，新中國70多年，農民一直作為積極能動的主體參加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階段。農民一直是新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支持力量，這與世界一般發展中國家的情況差異極大。而且，正是農業、農村和農民成為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中國現代化進程才保持了超乎尋常的穩定。

現代化的過程一定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一定是從傳統到現代的過程，一定是打破傳統觀念與生活方式并向現代觀念和生活方式轉變的過程，也就是將一直以來占中國人口最多數的農民改造成為城市現代公民的過程。農民人數眾多，無論是進城還是改變生活方式，他們都必須要自己努力積累改造的資本。現代化的過程也可以說就是改造農民的過程，農民愿意接受這個改造，積極參與這個改造，是中國現代化之所以順利和中國可以創造現代化奇跡的關鍵之一。

進入21世紀，中國開啟了高速城市化進程，城市化也就是農民進城。農民進城并非全家一次性搬進城市，而總是家庭青壯年勞動力先進城，在城市獲得穩定就業與收入，可以安居下來后，再全家進城。如果進城失敗，他們也就可能返回農村。農民城市化往往要經歷在城鄉之間的多次往返，甚至要經歷幾代人的接力進城，才最終可以在城市安居下來。

農民進城，總是有進城能力的農民和他們的家庭率先進城，表現出來的就是當前全國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基本上都已進城了，經濟條件更好、社會資本更多的農民家庭也已經進城。當前仍然有5億留守農村人口，大多數留守人口都是缺少進城能力的農民，農村因此出現了老齡化和空心化，農村變得蕭條。當前中國"三農"政策的重中之重就是要為缺少進城能力的仍然留守農村的農民，以及進城失敗可能返鄉的農民，提供出路。

因此，在當前階段，我們就必須對農民進行分類，就一定要弄清楚哪一部分農民才是當前"三農"政策應當保障的重中之重。

誰是農民？

深圳、廣州一些城中村改造，城中村農戶可以獲得上千萬元甚至上億元補償。因此，有人舉北京鄭各莊的例子，認為應當讓北京郊區的鄭各莊農民實現自主城市化，也就是允許北京郊區農民在自己土地上面搞開發，據說這樣就可以輕松讓農民致富。進入21世紀，中國城市化加速，城市化就必須要征地搞建設，城郊農村土地，由農地變為建設用地，一畝建設用地價值幾百萬甚至上千萬元，征地補償一畝才幾萬元，農民因此要求提高征地補償，一度占到一半的上訪是關于征地拆遷的上訪。實際上國家征地拆遷補償并不低，幾乎所有大城市近郊拆遷農民都獲得了一套以上商品房和幾十萬上百萬元征地拆遷補償，這是沒有征地拆遷機會的農民求之不得的，農民盼拆遷是一個常識。只是既然通過上訪就可以增加幾萬幾十萬元補償，農民為什么不博弈不去上訪呢？當時媒體將征地拆遷上訪農戶當作農民的全部，就可能只是在支持屬于極少數的土地食利者，而非真正支持農民，因為95％的農民是沒有征地拆遷機會的。

當前社會上習慣于將沿海發達地區農民作為中西部農民學習的典范，政策也往往有如此傾向。比如普遍將浙江美麗鄉村建設作為經驗向全國推廣。實際上，長三角地區和珠三角地區的農村已成為沿海城市經濟帶內在有機組成部分，那里的農民早已融入城市生產生活，與中西部仍然留守農村，主要從農業中獲取收入的農民，是完全不同的群體。

陜西袁家村是當前中國最紅的明星村了，因為一個看起來很普通的村莊，卻可以通過產權設置，每年吸引數百萬游客，并為村莊創造數以億計的收入。袁家村村民依靠旅游富裕起來，村集體也有巨額收入。袁家村正將自己的經營模式向外輸出。袁家村無疑是成功的，是市場經濟中的勇者和勝者。當袁家村可以依靠市場獲勝時，袁家村的農民就不再是我們通常所講的農民。

那么，誰是農民呢？

如果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來界定農民，那么，當前中國還有9億農民；如果按戶籍來定義農民，當前就還有大概8億農民；如果按當前仍然生活在農村的人口（常住人口）來計算農民有接近5億人；如果按仍然耕種土地的農民來計算，大概有2.2億戶；如果將雖然進城了家人卻留守農村的進城人口也算作農民，大概有7億農民；如果算上進城可能失敗而要求保留返鄉退路的1億農民，加上農村常住人口5億，合計就是6億；總體來講，絕大部分進城農民都愿意保留農村退路，以防萬一進城失敗，這部分進城農民也算作農民的話，農民總數就在7億至8億。

當前階段，作為問題的農民顯然不是作為食利者的農民，不是身處沿海城市經濟帶而已融入城市體系的農民，不是袁家村已成為市場贏家的農民，甚至也不是有能力進城務工經商的青壯年農民，以及有能力進城的強勢農民家庭，而是缺少進城能力的仍然留守農村的農民，以及進城可能失敗從而需要保留返鄉退路的農民，這些農民是農民中的弱勢群體。農民中的強勢群體，就是有能力從市場上獲利，從而成為市場贏家的農民，他們就不需要國家政策的特殊關照。缺少進城能力的市場上的弱者才是當前"三農"政策應當關注的重點。

那么這部分農民是誰呢？他們首先是留守農村的接近5億農民，其次是進城卻未在城市扎根的2億多農民。

農民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弱勢群體，同時農民早已發生分化，其中相當部分農民已在市場上如魚得水，成功地在市場經濟大海中學會了游泳，在城市扎根下來。這部分農民是農民中的強勢群體，他們只需要市場中的規則公平，并不需要有特殊政策的照顧。

市場經濟優勝劣汰，城市生活成本很高。農民中的弱勢群體是城市化和市場化中的弱者，他們才是"三農"政策應當重點保護的人群。能否讓缺少進城能力的農民弱勢群體保有農村的體面生活，他們在農村能否有基本保障和最后退路，將決定農民是中國現代化事業的支持者還是反對者。

從農民的角度來看"三農"問題，就很有趣。農村為缺少進城能力的農民弱勢群體提供了鄉村體面生活，他們收入可能不高，生活卻遠比在城市漂泊流浪要好。只要與土地結合起來，就可以做到衣食無憂。有能力就進城去打拼，進城打拼失敗就返回農村。城鄉都是自己的獲利機會。有農村保底，從農村出發就無所畏懼。

農村作為社會體制，不僅僅是農村人與自然的親近，更是制度安排，比如實行土地集體所有制，不讓農民失去土地的政策。作為社會體制，農村建設就要防止市場體制的過度侵蝕，比如要盡可能將農業和農村獲利機會留在農村，留給農民中的弱勢群體，限制資本下鄉。有越來越多農民進城了，進城農民讓渡出來的獲利機會應更多讓缺少進城能力的農民分享，而不是只由市場來起作用，更不是由政府借推動農業現代化來將土地資源集中到資本大戶。這是農村社會體制建設的精髓，也才是真正為農民的"三農"政策。在當前乃至未來相當長一個時期，農業問題必須與農民問題結合起來。脫離農民問題的農業現代化和農業強國，是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