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文回溯｜中國社會學的知識積累與遺忘（1980—2022）

李鈞鵬

華中師范大學

社會學院

教授

周港

湖北省

社會發展與社會政策

研究中心

中國社會學的知識積累與遺忘（1980—2022）

來源 | 《社會學研究》2024年第1期

作者 | 李鈞鵬、周港

責任編輯 | 何鈞力

知識是怎樣變遷的？它受哪些因素的影響？本文以恢復重建以來的中國社會學為個案，分別考察了從1980年至2022年的形式性與實質性知識變遷，發現中國社會學的知識變遷在形式上體現為扇形伸縮，遵循“少數定律”在增長繁榮期和增長式微期之間更替，并受到國家建構進程的直接影響；實質性知識變遷在分支領域內體現為知識積累，在學科整體上體現為知識遺忘，這既發生在中國社會學家的代際轉換中，也發生在學科本身的碎片化脈絡里。

一、引言

知識是怎樣變遷的？它受哪些因素的影響？面對這些知識變遷問題，科學哲學家們基于科學知識的演進規律提出了累積論、反駁論、革命論等知識增長理論（波普爾，2003；庫恩，2022；內格爾，2015）。科學社會學家未止步于科學知識的增長問題，在科學活動的互動研究和制度研究兩條路徑上分別做出了關鍵性邁進（本-戴維，2020：1-17）。而在社會學知識的歷史研究中，作為解釋方式的內部主義和外部主義存在“必要的張力”：內部主義側重于發掘理論空間內多種邏輯立場間的關聯，突出遵循理性邏輯的行動者；外部主義則聚焦于社會環境與知識的關聯，重視社會化的行動者（李鈞鵬、許松影，2023）。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透過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和知識社會學的洞見來考察中國社會學的知識變遷。恢復重建以來的中國社會學被認為是一個新的知識起點，生成了新的知識傳統，并且這種知識傳統本身在不斷地變化和重構（張龍，2021：297）。隨著社會現實的變化和社會學學科內部范式的轉換，一些曾經受到高度重視的研究主題逐漸走向邊緣；另一些主題則貫穿于中國社會學發展的整個脈絡；還有一些主題后來居上，成為當前社會學界的熱點和主流（向鴻，2019：276）。例如，世紀之交的中國社會學發生了一場從現代化研究到市場化研究的范式轉換，2008年至2010年則見證了社會分層議題的異軍突起（Chen，2017：61-67）。此外，中國社會學家的代際更迭所帶來的知識實踐變化也可能影響社會學知識的軌跡和走向（項飆，2015：70；周曉虹，2022：157）。基于這些背景，我們試圖為理解恢復重建以來的中國社會學提供一個有益的視角。

二、知識變遷理論：形式與實質

如何識別知識變遷？詹姆斯·魯爾（James B. Rule）區分出兩種衡量學術思想發展進步的標準：形式上的發展進步和實質上的發展進步（魯爾，2004：1-22）。如果每項研究都有各自認定的目標和達到目標的方法，并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研究成果，這是形式上的發展進步；如果某些研究成果成為后續思想誕生與發展的基石，這就體現了實質上的發展進步。借鑒魯爾的標準，我們區分出形式性知識變遷和實質性知識變遷：前者表示知識成果在數量上的增長趨勢；后者代表新舊知識的傳承情況。綜合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和知識社會學的相關研究，下文將厘清知識變遷的兩組理論命題。

何謂“知識”？這個問題可能永遠不會有一個令所有人滿意的答案。“知識”概念本身隨時間和地點而變化，而且并不存在一種“單數的知識”，只有“復數的知識”（伯克，2023：10-13）。我們無意深究各種知識的內涵及沿革，而僅采用新觀念社會學（new sociology of ideas）對知識的定義：知識是經由學者沉思得出的一系列陳述——這些陳述既可以是描述性的，也可以是規范性的；既可以是具體的，也可以是抽象的；既可以是經驗性的，也可以是理論性的；既可以是正確的，也可以是錯誤的（Camic，2020：29；Camic et al.,2011：3）。本文所關注的“知識”具體指的是中國社會學家在期刊文章中所做出的陳述。在呈現中國社會學分別在形式上和實質上的知識變遷的同時，我們將采取內部主義和外部主義這兩種解釋方式對知識變遷過程進行簡要的解釋。如前所述，內部主義者關注知識空間。例如，杰弗里·亞歷山大（Jeffrey Alexander）將社會學定義為“有關社會及其構成性單元的多種理性話語，每種話語的模式和方向受制于組成學科主流傳統的學派”，并研究社會學正典、批判性話語和研究綱領如何在內部演變與競爭（Alexander，2001：XXII）。外部主義者則側重于社會環境，包括歷史與社會脈絡（曼海姆，2013）、學術場域（布赫迪厄，2019）、學術網絡（柯林斯，2004）以及制度情境（Camic，1995）。

（一）形式性知識變遷

知識數量的增長趨勢標志著形式性知識變遷，正如科學社會學研究曾將重大科學發現的數量視為科學進步的直接體現（科爾，2001：258；默頓，2000：72-73）一樣。不同歷史時期取得的研究成果數量存在差異，既有知識發現的“多發期”，也不乏“空白期”。據此，我們歸納出兩種形式上的知識變遷：S形增長和扇形伸縮。

1.S形增長

科學家無不希望其探索到的新知識隨時間而增長，但科學史家杰拉爾德·霍爾頓（Gerald Holton）卻在科學發現的增長模型中做出了一個悲觀的類比：在有限的知識海洋中，尚未發現的知識島嶼數量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減少，因此科學這片豐饒之海終有枯竭之時（Holton，1962：388-395）。

受此模型啟發，德里克·普賴斯（Derek Price）發現，在從“小科學”到“大科學”的轉變中存在指數增長，這種指數的上限與下限使得科學增長的總體趨勢呈現S形增長曲線：知識的數量在第一個階段緩慢增加，在第二個階段迎來加速增長，到了第三個階段則增速減緩并趨于穩定飽和（Price，1963：1-32）。這種知識變遷的形式不僅成為部分科學社會學研究的出發點（克蘭，1988：1-2；Ben-David & Collins，1966：451），而且被用于分析社會學知識的發展軌跡。例如，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后的知識演變曾被描述為一條典型的S形增長曲線，先后經歷了恢復（1986—1990年）、發展（1991—2005年）、爆發（2006—2010年）與穩定（2011—2015年）的過程（陳華珊、葉錦濤，2018：52）。

2.扇形伸縮

與科學社會學家將科學發現、出版物或研究人員的數量作為增長指標而普遍觀察到的S形增長曲線不同，蘭德爾·柯林斯（Randall Collins）通過分析哲學家的師徒傳承關系和同代學者的水平聯系所共同構成的學術網絡指出，知識創造遵循“少數定律”（law of small numbers）（柯林斯，2004）。即由一個學術共同體所打造的知識空間至多只能容納并密切關注3~6個重大議題。當公認的重要議題數量超過“少數定律”所能容納的上限時，知識關注空間變得擁擠，學者們沒有余力關注其他議題，或通過合并議題減少關注數量，或任由剩余議題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消失；當重要議題數量低于下限時，既有議題將分化或激發出對立立場，填充知識關注空間的空隙。因此，學術知識創造在“少數定律”的限制下發生周期性變動，“像扇子般伸展和收縮”（Collins，1998：380）。這種“少數定律”并不局限于哲學知識的變遷，而是放諸四海而皆準（Stinchcombe，2012：223）。

由此，我們提出形式性知識變遷的兩個命題。

命題1a：當知識數量的增長呈現從低速增長期到快速增長期，再到增長式微期的變動趨勢時，出現知識的S形增長。

命題1b：當知識數量的增長呈現快速增長期與增長式微期周期性交替的變動趨勢時，出現知識的扇形伸縮。

（二）實質性知識變遷

知識成果的數量隨時間而增減變動，這些成果的重要程度卻大相徑庭（阿伯特，2023：199）。厘清新舊知識的傳承情況，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哪些研究發現會引起學術界的關注、并為后來的學者所用，這是實質性知識變遷的體現。我們區分四種實質性知識變遷：知識積累、知識遺忘、知識循環和知識革命。借鑒伊維塔·澤魯巴維爾（Eviatar Zerubavel）的歷史敘事圖示（澤魯巴維爾，2022：13-43），我們可以說，這四種知識變遷分別對應四類不同的變遷軌跡：單線連續性的知識變遷、復線進化性的知識變遷、環狀周期性的知識變遷以及離散斷裂性的知識變遷。

1.知識積累

英國哲學家阿爾弗雷德·諾思·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在一個世紀前曾告誡：“一門不愿遺忘其奠基人的學科是迷失的學科”（Whitehead，1916：413）。不過，對于學科經典，社會學家的態度恰如分別面向過去和未來的雅努斯的兩副面孔（阿伯特，2023：135-136；默頓，2015：42-46）。阿瑟·斯廷奇庫姆（Arthur Stinchcombe）代表朝向過去的那副面孔，呼吁社會學家不應忘卻其先輩所傳承下來的經典（Stinchcombe，1982）。不僅如此，只有當學科先輩所界定的社會學核心問題得到令人滿意的回答時，社會學知識才能被視為有所積累（Campbell，2019：6-10；Scott，2006：1-2）。

這種衡量知識積累的標準難免苛刻，但如果將知識積累簡單界定為在既有知識的基礎上形成新的知識（Mahoney，2003），那又未免有些寬松。斯蒂芬·科爾（Stephen Cole）描繪過一幅更加適中且更具理論性的知識積累圖景（Cole，2001：37-40）。他首先區分出核心知識和前沿知識兩種知識類型。學科共同體普遍認為重要的少數理論、方法和范例構成了核心知識，所有新出現的知識為前沿知識。當一門學科擁有核心知識，并且生產的新知識能夠從前沿進入核心時，這個領域就出現了知識積累。此外，核心知識與前沿知識需要置于特定的時間和學科脈絡中考察。每個時期都有其特定的前沿知識，但不同時期的核心知識可能相同，也可能迥異。學科內的新知識在快速進入核心后又迅速離開，這更是常見的知識變遷現象。正如戴維·澤曼（David Zeaman）所言：“在自然科學中，后來的每一代人都是站在前一代人的肩膀上，而在社會科學領域中，每一代人都踩在前輩的臉上”（轉引自Merton，1965：267）。

2.知識遺忘

少有人會忘記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社會行動的結構》中引用克蘭·布林頓（Crane Brinton）的戲謔性開篇：“現在誰還讀斯賓塞的作品呢？”（帕森斯，2012：3）宣布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的學說消亡的帕森斯代表雅努斯面向未來的另外一副面孔。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曾經道出科學的命運就是被人遺忘，“我們每一位科學家都知道，一個人所取得的成就，在10年、20年或50年內就會過時”（韋伯，2018：15）。而社會學家的“失憶癥”尤為典型，相當一部分曾經顯赫的社會學家及其學說被后代學者遺忘在時間的荒原上（Law & Lybeck，2015）。

“失憶癥”的癥結可能在于雖然社會學擁有繁榮發展的前沿知識，但這些知識未能取得學界共識并進而躋身為核心知識（Cole，2001）。除了社會學知識缺乏傳承而難以形成積累外，社會學家還被批評為趕時髦者，一旦厭倦了一個研究議題，就會將其無情拋棄。“社會學需要的不是更鋒利的刀刃，而是更堅固的刀柄”（Davis，2001：115）。這一診斷觸及知識遺忘的關鍵——“新詞謬誤”或“即時效應”（Gans，1992：704；Merton，1984：1101-1102；Price，1986：164-165）。換言之，許多社會學家通常默認關于某個主題或問題的最新研究就是最好的研究，因而對近10年文獻的關注程度遠甚于對之前文獻的關注。推崇最新知識容易導致成為過去式的知識被遺忘，使得社會學無法發展出核心知識。這種狀況在社會學理論史中并不罕見。例如，羅伯特·貝爾斯（Robert Bales）的理論體系在1960年前后如日中天，但15年后就因理論界研究興趣的轉移而被打入冷宮，“猶如被放棄了的前哨陣地”（魯爾，2004：79）。

3.知識循環

在簡要討論知識積累和知識遺忘后，我們處理另外兩類更為復雜的新舊知識傳承情況：知識循環和知識革命。如果說知識積累是各個時期的新知識進入到核心圈，那么知識循環就是被遺忘的舊知識進入到知識核心。后者所涉及的知識變遷過程可能是無意識的，也可能是有意識的。

“所有重要的思想都被某個并未發現它的人說過了”（Whitehead，1916：417）。無意識的知識循環在懷特海的這句名言中得到體現。社會學的經驗研究者大多關注最新研究動態，而對早期研究不甚了解，因此經常重復過去的發現（Gans，1992：701-703）。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上述發現本身也是一種無意識的知識循環。皮季里姆·索羅金（Pitirim Sorokin）早已探究過這個主題，而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不過是重新發現了索羅金的先前發現（Sorokin，1956）。相反，有意識的知識循環明確主張“找回XX”（bringing the something-or-other back in，或譯為“把XX帶回來”）。社會學的知識變遷被安德魯·阿伯特（Andrew Abbott）描述為一種“分形循環”（fractal cycles）的過程：學術立場沖突的勝者接管敗者的學術領地，并以新瓶裝舊酒的方式將敗者的核心思想重新納入到自身體系內（Abbott，2001：15-27）。例如，20世紀60、70年代的美國社會學處于“共識”與“沖突”的大爭論中。雖然這場爭論以沖突理論的勝利告終，但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沖突理論內部又復制了“共識”與“沖突”的區分，出現了沖突視角下的共識學派與純粹的沖突學派之間的對立。社會學史可以像哲學史那樣，被比喻為一個“堆滿著……已經推翻了的和精神上死亡了的系統”的戰場，“在這里面，每一個殺死了另一個，并且埋葬了另一個”（黑格爾，2013：23），而分形循環召喚著游蕩在社會學史戰場上的思想幽靈。

4.知識革命

如果說知識循環是一種反常的知識積累，那么知識革命就是一種極端的知識遺忘：前期的核心知識和前沿知識與后期的核心知識和前沿知識具有不可公度性（incommensurability，或譯“不可通約性”）。知識的變遷過程存在障礙與斷裂，并不符合連續性與總體性的歷史想象（巴什拉，2022；福柯，2021）。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雄辯地指出，科學發展軌跡不是累積的、線性的，而是跳躍的、革命的，并且這種科學革命有其結構：基于一種范式的常規科學在解謎題工作中遭遇嚴重反常而陷入危機；在此非常規期間，科學產生了能夠解決危機的新范式；科學革命前后的范式缺乏一致的評判標準（庫恩，2022）。

正如同樣因庫恩而流行起來的“范式”一詞的命運，“不可公度性”一詞在科學哲學界幾近泛濫。庫恩（2022：206-209）從三個方面闡明了科學革命前后范式間的不可公度性。首先，新舊范式關于科學的標準或定義不同；其次，新舊范式的術語與概念迥異；最后，范式轉換帶來世界觀的改變，使得新舊范式的擁護者在不同的世界里從事科學工作。哪怕此后庫恩（2004：328-329）再次為之辯護，但不可否認的是，社會科學家更加關注這個依據自然科學知識演進規律得出的概念是否適用于分析社會科學知識的演進（何祎金，2018：7）。面對這個概念引發的激烈爭論，伊恩·哈金（Ian Hacking）略帶困惑地表示“不可公度性”其實并不難以理解。在被科學哲學家重塑之前，這個詞語在希臘數學中確切地表示“沒有公有的量度”；而在科學哲學界，它卻意味著三類迥然不同的事情：論題的不可公度性、論題的脫節和意義的不可公度性（Hacking，1983：65-74）。哈金贊賞部分社會科學家已經認識到論題的脫節：不同世代思想方式的疏遠和脫離。基于此類不可公度性，知識革命前的核心知識和前沿知識與革命后的核心知識和前沿知識在論題上存在脫節。例如，20世紀80年代的新生代歷史社會學家不滿上一代學者的結構主義取向，強調文化、策略、情感、身份認同、能動性、蓋然性等因素在歷史變遷中的作用（李鈞鵬，2022：i），但這又招來了老一代學者對年輕學者為了凸顯自身的創新而有意無意地歪曲或貶低經典研究的擔憂（Lofland，1993）。

我們由此得出實質性知識變遷的四個命題。

命題2a：當存在核心知識，且其之后的前沿知識與其保持直接關系時，出現知識積累。

命題2b：當不存在核心知識，或其之后的前沿知識與核心知識之間沒有直接關系時，出現知識遺忘。

命題2c：當被先前的前沿知識遺忘的核心知識與之后的前沿知識之間存在直接關系時，出現知識循環。

命題2d：當先前的核心知識和前沿知識與之后的核心知識和前沿知識之間不存在直接關系時，出現知識革命。

三、數據與方法

（一）數據

本文的數據來源為1980—2022年《社會學研究》《社會》和《中國社會科學》刊發的社會學論文。《社會學研究》和《社會》是中國社會學研究的領軍期刊（向鴻，2019；肖瑛，2019），《中國社會科學》是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頂級綜合期刊，三份刊物刊載的社會學論文能夠較好地反映中國社會學的知識變遷。而且，以《中國社會科學》創刊的1980年為起始年、以2022年為終止年的時間跨度基本涵蓋了中國社會學重建40多年的歷史。

我們從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數據庫和中國知網數據庫提取4133篇社會學論文的基本數據，包括作者、標題、關鍵詞、參考文獻和發表時間。其中，自1986年第1期至2022年第6期的《社會學研究》刊文，以及作為《社會學研究》前身的《社會學通訊》（1981—1984年）和《社會調查與研究》（1985年）所刊發的高質量論文，在剔除書評、學術信息、會議紀要等非研究性稿件后共計2718篇；《社會》從正式改版為學術期刊后的2005年第1期到2022年第6期的刊文，在排除非研究性稿件后共計1005篇；自1980年第1期到2022年第12期刊載于《中國社會科學》社會學欄目中的論文，在補充了由社會學家發表在其余欄目和專題中的論文并剔除書評和會議紀要后共計410篇。

（二）方法

如何將這些數據轉化為驗證兩組命題的證據？首先，知識數量的變化趨勢主要以主題數量或關鍵詞數量為載體來呈現。其中，主題或通過主題模型這類機器學習方式在文本中識別并提取（郭臺輝、周浥莽，2020；Au，2018；Zougris，2019），或通過對論文進行編碼分類的半結構化內容分析而獲得（王處輝等，2017；魏屹東、邢潤川，1996；Zhou & Pei，1997），或結合自動與半自動的內容分析方法而確認（Grothe-Hammer & Kohl，2020）。關鍵詞數量或來自谷歌圖書語料庫的歷年詞頻數據（陳云松，2015），或依據期刊論文關鍵詞的詞頻計數（尉建文等，2016；Catone et al.,2020）。考慮到主題模型可能存在的不穩定性（Wilkerson & Casas，2017：535）以及編碼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的主觀性（馬丁，2020：280-281；Lee & Martin，2015），我們以期刊論文關鍵詞詞頻的變動代表知識數量的增長趨勢。在關鍵詞數據的處理上，我們刪除了“社會學研究”“社會學”等缺乏實質意涵的詞匯，合并“剩余勞動力”“勞動力剩余”這種近義詞，但保留“社會學中國化”“社會學本土化”這類帶有時代特征差異的近義詞，最終得出11118個有效關鍵詞。在關鍵詞數據的分析上，我們使用Python軟件統計每個關鍵詞的出現次數、歷次出現年份和首次出現年份，以每年新增的關鍵詞數量為證據檢驗形式性知識變遷的兩個理論命題。我們將詞頻計數大于等于3的詞稱為“基礎關鍵詞”，將詞頻計數大于等于10的詞稱為“高頻關鍵詞”，將詞頻計數大于等于1的詞稱為“關鍵詞”。

其次，新舊知識的傳承情況同樣存在兩種常見的分析方式。施引文獻和被引文獻的年代分布比重表示新舊知識的關聯程度（默頓，2015：45-46；Abbott，2006：58-59；Gans，1992：703-705）；文獻被引的次數與生命期和文獻間的引用網絡代表文獻的影響力（Jacobs，2007；Leahey et al.,2023；McMahan & McFarland，2021）。我們同時采取這兩種方法，以便更全面地考察新舊知識的關系。在每篇論文參考文獻的數據處理上，我們刪除了4133篇論文之外的文獻，以第一作者為標準剔除自我引用的文獻。同時，4133篇文獻中存在部分文獻既未引用其余文獻，也未被其余文獻引用。我們在清理這些“孤點”文獻后，借助Python得到由3065個文獻節點構成的有向引用網絡。在引用網絡的分析上，我們將被引用量和相對中心度較高的文獻視為核心知識，將歷年新出現的文獻看作前沿知識，將文獻的引用方向、被引次數、被引持續時長以及聚類分布比重作為檢驗實質性知識變遷理論命題的依據。

四、中國社會學的形式性知識變遷

從1980年到2022年，中國社會學知識數量的增長趨勢究竟是呈現為S形增長，還是扇形伸縮？我們首先考察詞頻計數大于等于3的852個基礎關鍵詞的增長趨勢，然后分別從內部主義和外部主義的視角對其所體現的形式性知識變遷進行解釋。

（一）扇形伸縮

圖1呈現了1980—2022年基礎關鍵詞的歷年新增數量和歷年新增累計數量。折線圖顯示，基礎關鍵詞的數量在1980—1985年、1986—1992年、1993—1998年依次經歷了低速增長、快速增長和增長式微，但增長式微趨勢沒有持續。1999—2007年累計新增的243個基礎關鍵詞標志著第二個增長繁榮期的出現。此后的2008—2022年共計新增136個基礎關鍵詞，再次構成增長式微期，且累積增長曲線在2015年后逐漸穩定。這表明基礎關鍵詞的整體增長趨勢不符合S形增長，未呈現低速增長期到快速增長期再到增長式微期的轉變過程，不支持命題1a。相反，1986—1992年與1999—2007年的兩波快速增長和1993—1998年與2008—2022年的兩輪增長式微階段，說明1980—2022年基礎關鍵詞的增長趨勢呈現為快速增長期與增長式微期的周期性交替過程，支持命題1b。柱狀圖呈現了基礎關鍵詞歷年新增數量的增減變動，正如柯林斯所言，這種知識變遷在形式上“像扇子般伸展和收縮”。接下來我們從兩個層面解釋此類變遷過程：知識關注空間內部的“少數定律”和外部的社會脈絡。

（二）少數定律

正如柯林斯（2004：84）所言，“學術世界的結構在某一時期只允許數量有限的觀點受到比較多的關注”。當知識關注空間內的關鍵詞數量趨于飽和、達到上限時，新生基礎關鍵詞便難以出現；當知識關注空間內存在的關鍵詞數量過少、接近下限時，新的基礎關鍵詞會涌現出來填充空隙。圖2展示了1980—2022年的歷年關鍵詞容納數量和基礎關鍵詞新增累計數量，說明基礎關鍵詞的增長趨勢在三個時段內遵循“少數定律”發生變化。第一個時段是1991年至1997年。1991年，也就是《社會學研究》正式出版后的第六年，知識關注空間容納的關鍵詞數量達到501個，此后六年每年的關鍵詞數量均圍繞500個上下波動。此時段的知識關注空間已達到飽和狀態，出現基礎關鍵詞的第一個增長式微期（1993—1998年）。第二個時段始于1998年，終于2007年。關鍵詞容納量從高峰跌入低谷，又從低谷開始回升。在低谷中每年的關鍵詞容納量皆少于300個。此時段知識關注空間存在空缺，激發出基礎關鍵詞的第二輪快速增長期（1999—2007年）。第三個時段是2015年到2022年。這八年每年的關鍵詞數量重回500個左右，知識關注空間再度飽和，基礎關鍵詞在該時段進入增速穩定的第二輪增長衰退期（2008—2022年）。

（三）國家建構

知識關注空間內的知識變遷不止受到“少數定律”的限制，正如柯林斯（2004：190）不僅發現知識關注空間的擁擠導致了戰國后期諸子百家的兼收并蓄，還指出秦漢思想中心化時期的外部條件進一步促進了學術派別的融合態勢。作為知識關注空間外部脈絡的國家建構進程同樣影響了中國社會學的知識變遷。

雖然陳漢輝強調國家建構通過中介層面的組織與制度支持間接影響社會學知識的特征（Chen，2017：133-142），但是胡潔和周曉虹（2013：10-14）卻發現社會學研究的主題與國家建構的進程之間直接同步。1992年開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掀起了市場經濟研究的熱潮；2004年開始倡導的“和諧社會建設”成為彼時中國社會學的新興議題；2013年提出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激發社會學家運用專業知識探討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問題。“市場經濟”“社會建設”和“國家治理”這些帶有國家建構色彩的關鍵詞不僅首次出現于增長式微期前端，而且是這一區間的最高詞頻關鍵詞（圖3），并且在之后的增長式微期持續出現（圖4）。“市場經濟”一詞首現于第一輪增長式微期（1993—1998年）開端的1993年，并在此后五年連續出現。“社會建設”初現于第二輪增長式微期（2008—2022年）前的2007年，并在2008年至2013年間集中涌現。2015年后第二輪增長式微態勢趨于穩定，此時段持續出現2014年首次出現的“國家治理”一詞。具有國家建構色彩的高頻關鍵詞是增長式微期的主導詞，說明知識關注空間的內容隨國家建構進程而趨于集中化和焦點化，中國社會學的知識變遷受到社會、經濟尤其是政治脈絡的直接影響。

至此可以得到第一個結論：從1980年至2022年，中國社會學的知識變遷在形式上體現為扇形伸縮。遵循“少數定律”的知識關注空間在一定時期內能夠容納的關鍵詞數量在300~500個。當關鍵詞數量低于300個時，知識關注空間出現空隙，形成基礎關鍵詞的快速增長期；當關鍵詞數量達到500個時，知識關注空間趨于飽和，形成基礎關鍵詞的增長式微期。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影響深遠，國家建構進程對中國社會學知識變遷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

五、中國社會學的實質性知識變遷

中國社會學核心知識與前沿知識的傳承情況如何？基于三份期刊3065個文獻節點的有向引用網絡數據，表1有助于從局部網域和整體網絡兩個層面確定核心文獻。表1上層部分呈現了連出中心度最高的10篇文獻。普遍較低的相對中心度說明這些高被引文獻在局部層面具有相對重要性，在整體層面不具突出性。例如，渠敬東、周飛舟和應星2009年論文的連出中心度為68，表明該文自發表后被三份期刊中的其余文獻引用68次。作為被引次數最高的文獻節點，該點擁有較多直接相連的鄰點，在局部網絡中具有重要影響力，為局部中心點。但這篇論文的相對中心度為0.045，說明在該文發表后的所有論文中僅有4.5%的論文引用該文，其影響力在整體網絡中并不突出。

表1下層部分展示了偏中心度最高（皆為11）的三篇文獻。普遍較低的相對中心度表明這些文獻節點因起到聯絡“結構洞”的中介作用而處于整體網絡的中心，它們本身并非被后來文獻反復引用的核心文獻。例如，李培林1992年論文的偏中心度為11，表明該文居于3065個文獻節點構成的整體網絡的中心位置。但這篇論文的相對中心度為0.005，說明在該文發表后的所有論文中僅有0.5%的論文引用它。這篇文章雖然位于整體網絡中心，但并不具有核心影響力。局部網絡的中心點和整體網絡的中心點意味著核心文獻存在于分支領域層面，而非學科整體層面。

（一）分支領域內的知識積累

在使用標準解析度1.0對整體網絡進行聚類后，本文以表2展示了高被引文獻節點所在聚類的基本信息。被引用量最高的五篇文獻皆來自政府行為領域，可見中國社會學界對政府行為議題的高關注度（陳家建，2023：19-20）。剩余高被引文獻則集中分布在單位制、教育分層、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集體行動和產權這些分支領域中。依據六個分支領域內文獻節點的連出中心度和相對中心度，我們在各個領域分別定位出兩篇核心文獻。

6個分支領域均有核心文獻自發表后每隔1~4年被其所屬領域內的前沿文獻直接引用。政府行為領域每年都會出現直接引用該領域兩篇核心論文的前沿文獻；教育分層領域平均每隔1~3年就會出現前沿文獻與其兩篇核心文獻的直接引用關系；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領域的兩篇核心文獻每隔1~4年被該領域前沿文獻直接引用；產權領域的兩篇核心文獻每隔1~3年就會發展出與前沿文獻的直接關系。路風的單位制研究論文和張磊的集體行動研究論文每隔1~4年被各自分支前沿文獻直接引用。圖5上半部分呈現了渠敬東、周飛舟和應星2009年的論文以及路風2003年的論文的引用網絡，表明分支研究領域核心文獻與前沿文獻的引用關系。作為被引次數最高的核心文獻，渠敬東等人的論文從2009年到2021年每年至少被一篇政府行為研究的前沿文獻直接引用。作為生命期最長的核心文獻，路風的論文在1989年至2020年每隔1~4年至少被一篇單位制領域前沿文獻直接引用。核心知識與其后的前沿知識保持直接關系，說明中國社會學分支領域內的知識變遷在實質上以知識積累為主，命題2a成立。

但也有例外情況，比如圖5下半部分李漢林和李路路的單位制研究論文自1999年發表后每隔1~3年被該領域前沿文獻直接引用，但這種直接引用關系在2014年后就不再出現；應星在集體行動領域的論文在2007年發表后多年皆為該領域前沿研究反復引用的核心文獻，但同一領域2016年后的前沿文獻不再與其保持直接引用關系。截至2022年，兩篇文章未恢復與各自分支領域前沿知識的直接關系，命題2c在這里未得到支持。

（二）學科整體上的知識遺忘

為什么分支領域的核心文獻未能成為學科整體層面的核心文獻？這需要考察文獻的跨領域引用關系。以一篇核心文獻A和三篇前沿文獻B、C、D構成的跨領域引用關系A→B→C→D為例，前沿文獻B直接引用核心文獻A，引用距離為1；前沿文獻C和D間接引用核心文獻A，引用距離分別為2和3。前沿文獻B、C、D可能與核心文獻A屬于同一分支領域，也可能來自不同于核心文獻A所處的分支領域。

圖6呈現出與核心文獻存在直接引用關系（距離為1）和間接引用關系（距離為2或3）的前沿文獻所屬分支領域的比重。平均而言，與核心文獻存在直接引用關系的前沿文獻中，81%的前沿文獻與核心文獻處于相同分支領域，19%的前沿文獻來自其他分支領域。與核心文獻存在間接引用關系（距離為2）的前沿文獻中，40%的前沿文獻與核心文獻屬于同一分支，60%的前沿文獻來自其他分支。與核心文獻存在間接引用關系（距離為3）的前沿文獻中，12.5%的前沿文獻與核心文獻同屬一個領域，87.5%的前沿文獻來自其余領域。這表明，一個分支領域的核心文獻大多被同領域的前沿文獻直接引用，被其他領域的前沿文獻間接引用。換言之，其他領域的前沿文獻大多直接引用這個分支領域中基于核心文獻發展出來的前沿文獻，而非核心文獻。這種“即時效應”或“新詞謬誤”說明實質性知識變遷在學科整體上體現為知識遺忘，命題2b得到支持。如果一個分支領域的前沿文獻偏向于引用同領域的核心文獻和其他領域的前沿文獻，那么不同分支領域的前沿知識之間存在直接關系，不同領域之間并不具有不可公度性，不支持命題2d。

（三）代際轉換

上述實質上的知識變遷至少表明社會學并不只是“充滿著喧嘩與騷動”而已，它還積累了部分知識（Abbott，2006：60），這種知識積累同樣體現在代際更替中（Abbott，2001：23-26）。多數社會學分支研究領域大約有25年的學術生命周期。例如，標簽理論、新制度主義和科學社會學在一定時期大放異彩，但最終還是歸于平淡。正如阿伯特（Abott,2006：61）所言，“25年大致是一群人提出某些新的思想……培養一兩代學生并最終安享晚年的時間跨度”。

項飆（2015）曾宣稱2015年象征著中國社會學“知青時代”的終結，我們認為2005年很可能標志著中國社會學的代際轉換。從社會學重建的1979年到2005年，李漢林、李路路、邊燕杰和周雪光等“知青”社會學家分別在單位制、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產權等分支領域引領學術風潮。2005年后，以應星、周飛舟和渠敬東為代表的“后知青”社會學家先后在集體行動和政府行為領域形成學術聲望。當然，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產權、單位制等“知青”社會學人的研究范式不僅在當下擁躉眾多，而且在事實上“沉淀為一種穩定的、中年的存在”（Abbott，2006：26）。不過，“知青”與“后知青”的年齡分層差異至少表明中國社會學存在代際有別的知識差異。

（四）學科碎片化

阿伯特提供了以世代為基礎的解釋，而社會學中的內部主義者則發現學科的碎片化決定了社會學知識獨有的累積性與遺忘性。社會學容納了眾多彼此松散聯系的分支，以至于難以在這門學科中找到一個共同的聲音（Becker & Rau，2001：121-123）。這種學科碎片化的傾向也加劇了社會學的“失憶癥”：鮮見社會學家跳出自身專業領域的藩籬去處理學科整體層面的議題（Baehr，2020：125；Collins，1990：311）。

雖然社會學的碎片化飽受詬病（Manza，2023：252），但這門學科已經走向一個多元共存、百花齊放的時代，這是它的優勢而非劣勢（Lamont & Swidler，2014：153；Stinchcombe，2001：96-97）。與其譴責理論、方法和研究結果的多樣性并試圖將它們整合進統一的框架，不如歡迎復調聲音和多元方向的存在，因為它們為富有成效的思想對話提供了機會（Camic & Joas，2003：5）。與這一主張類似，后實證主義的擁躉認為人們在學科碎片化時代已不能就普遍客觀的知識積累評估標準達成共識。后實證主義者在判斷和解釋社會學知識的積累時，主張以社會學傳統為分析單元，將每一個傳統都視為“一個思想的共識共同體”（亞歷山大，2003：48-49）。正是由于碎片化和多中心化，社會學的知識積累才未體現在學科整體層次，而體現為一種發生在不同分支領域內部的、以認知共同體為基礎的過程（Zald，2001）。后實證主義知識積累觀意味著，我們需要在政府行為、集體行動、教育分層等分支領域及其學術共同體內部考察中國社會學的知識積累。

至此可以得出第二個結論：從1980年至2022年，中國社會學的新舊知識傳承情況在分支領域中體現為知識積累，在學科整體上體現為知識遺忘。這種知識積累與遺忘過程既發生在中國社會學家的代際轉換中，也發生在學科本身的碎片化脈絡里。

六、余論

有學者提到，“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一本書，邀請社會學家放下自己的工作，思考這門學科的狀況”（Baehr，2020：123）。本文即為我們的邀請，邀請中國社會學人回顧40多年來的知識變遷，因為是時候全面反思這門學科了。表3總結了本文的框架與內容。我們嘗試將知識社會學理論引入社會學史研究，并以經驗材料和數據分析來驗證我們的理論命題。

必須強調，本文僅僅是一種拋磚引玉的嘗試，其局限性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基于“少數定律”解釋知識變遷在形式上呈現的扇形伸縮，這充其量只能算一種“弱內部主義”，無法深入分析知識空間內部多種邏輯立場的關聯與發展。我們考察了知識空間內部的關鍵詞在數量上的變化趨勢，但未能深究這些關鍵詞在性質或立場上的分化與綜合。其次，宏大的主題和數據的測量決定了本文無法呈現中國社會學發展的細致紋理，訪談和傳記資料的欠缺也使得本文的外部主義分析難免粗糙。最后，本文未能呈現中國社會學理論的復雜面向。多數社會學理論屬于經驗議題驅動的“中層理論”，以占有的三維度結構框架為代表的產權理論就是在以產權結構變革為主題的經驗研究中推進的（劉世定，2019：59-66），并且這一框架既能解釋中國現實，也能涵蓋西方經驗（劉世定，2021：497）。除了這類普適性的中層理論，景天魁等人的一般性群學理論和周飛舟等人的地方性“一本一體”理論也是值得重視的成果（謝立中，2023：107）。這只能留待未來進一步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