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幅提高育兒補貼與對養老金收入征稅：構建收入代際分配的新平衡

當前中國的人口結構，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深刻變革。
數據顯示，2024年全國結婚登記數量為610.6萬對，創下1980年有記錄以來的歷史最低水平，相比2013年的1346.9萬對峰值數量，下降了近55%，堪稱斷崖式下跌。

與此同時，出生人口也從2016年的1883萬人，驟降至2023年的902萬人。盡管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人口出生率會不斷下降，這是世界各國的普遍規律，然而，中國的下降速度尤為驚人：出生人口在七年時間里減少了一半多。對比其他國家，日本用了41年，意大利47年，韓國20年才完成類似程度的下滑。

其中，適婚人口基數減少是客觀原因之一——作為當下婚育主體的“00后”群體，其人口規模相比“80后”“90后”明顯收縮。但更為重要的是，當代年輕人的婚育觀念發生了根本性轉變，結婚生子已經不再是人生的必選項。

與此同時，高昂的結婚生育成本成為抑制年輕人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當前，在普通的二三線城市，結婚成本普遍超過100萬元，包括婚房、裝修、彩禮和婚禮費用等，而一線城市的結婚成本更是驚人。此外，根據育媧人口研究智庫公布的數據顯示，當前撫養一個孩子到成人的成本在65萬-200萬元之間。

對比2024年全國人均可支配收入4萬元左右的水平，一個普通四口之家需要不吃不喝6年才能湊夠結婚費用，再花5年時間積累才能負擔一個孩子的撫養成本。這種經濟壓力使得許多年輕人對婚姻和生育望而卻步。

為應對低生育率挑戰，從2025年1月1日起，我國實施了國家育兒補貼制度，每名兒童每年可領取3600元補貼，直至年滿3周歲。然而這一補貼水平與實際生育成本相比，可謂杯水車薪。因此有專家建議，應該將補貼標準提高到每月1000元，補貼年齡擴展到10歲以下。

當然，如果按照這一標準來計算，以每年平均新生兒1000萬左右計算，意味著最終的財政育兒補貼支出將達到每年1.2萬億左右，如此大筆金額的支出，需要有相應的財源保障措施兜底。

通過觀察我們發現，我國當前部分退休人員領取的養老金，遠超在崗職工社會平均工資。尤其一些壟斷企業的退休職工，在職時就享有遠超社會平均水平的工資福利，退休后領取的養老金也是普通職工的兩至三倍。

此前的個人所得稅政策中，對養老金收入免征個人所得稅，符合當時養老金普遍偏低的國情。但是，如今部分人群的養老金遠高于在崗人員的社平工資，甚至出現在崗人員工資低于同崗位人員養老金的倒掛現象。

這一現象不僅影響了在崗人員的工作積極性，也引發了代際分配公平問題。年輕人面臨著婚育成本高企的壓力，而部分高收入退休人員卻享受免稅的高額養老金，這種對比加劇了社會不平衡感。

稅收是調節社會公平的有效工具，通過對高額養老金征稅，并將這部分收入用于擴大生育補貼規模，可以實現社會財富的更合理分配，減輕年輕家庭的生育負擔。這種跨代際的財富再分配，有助于緩解當前“壯有所為、幼有所教”與“老有所養”之間的資源分配矛盾。

此外，在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努力中，除了擴大生育補貼規模，還應加大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力度，探索對雇用女性超過一定比例的企業給予稅收減免政策，將保障性住房向多子女家庭傾斜等等。

在社會支持方面，需要倡導節儉文明婚禮新風，鼓勵參加公益集體婚禮，遏制巨額彩禮、大操大辦婚禮等陋習。同時大力發展托幼服務，解決嬰幼兒“托育難”的問題。

政策制定者需要意識到：問題不僅僅是數字，而是數字背后千千萬萬年輕父母的現實壓力，以及國家民族人口安全的長期保障。

養老金收入稅收政策調整與生育支持體系的協同，不僅僅是一種財稅政策，更是一種代際分配機制的重塑，關系到國家民族發展的長遠大計，必須抓緊研究，加大實施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