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報紙視野下的大盛魁商號與綏商困境

民國報紙視野下的大盛魁商號與綏商困境

作者︱孫樹恒

最近，內蒙古將軍衙署博物院古建筑專家張曉東老師，特提供一批民國時期主流報刊史料（含《華北日報》《時事新報》《東南日報》），內容聚焦大盛魁商號與綏蒙商。這些史料不僅填補了研究空白，更直觀還原了動蕩年代里，百年商號與綏蒙商的興衰命運，字里行間滿是商業唏噓與商民苦楚。

民國時期，外蒙古因地緣政治成為中俄博弈焦點，以綏蒙商人及“大盛魁”為代表的綏蒙商命運隨之跌宕。這些民國報紙作為當時社會事件的核心記錄載體，既持續追蹤大盛魁興衰，也詳細記載綏蒙商因蘇俄割據外蒙的慘重損失與交涉歷程，是邊疆商業、外交困境的“活史料”，為還原綏蒙商人生存圖景提供直接依據。

一

（一）通商恢復嘗試與起點選擇

在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四月八日，旅庫華商張庫通商促進會兼永大汽車商行經理劉莜如在《東南日報》陳述，旅庫華商計劃聯合綏遠當局商議恢復外蒙通商，核心方向鎖定張庫通商；因擔憂直接推進受阻，擬以綏遠作為通商起點。

1、前期基礎（民國十年/1921年前）：華商在張庫（張家口-庫倫）間往來頻繁，已形成成熟貿易網絡，為后續鼎盛期奠定基礎。

2、鼎盛階段（民國12-15年/1923-1926年）：據1935年（民國24年）4月8日《東南日報》“歸化來稿”記載，此階段外蒙貿易空前繁榮，僅張垣（張家口）一地每季出口貨價即達4000萬元，金融活躍度遠超同期其他地區，大盛魁等商號借此成為內地與外蒙的“商業橋梁”。

3、轉折衰退（民國16年/1927年起）：外蒙政府開始系統性排斥華商，華商在蒙商業勢力一落千丈，《東南日報》后續報道稱“內地商人經營遂成‘無根之木’”。

（二）恢復通商的多次失敗經歷

民國17年（1928年）：有人聯絡張垣商股，動用大批汽車嘗試打通張庫交通、重啟貿易，結果60余輛汽車被外蒙當局扣留，此次失敗在《華北日報》“邊疆商業動態”欄目中有簡要記錄。

民國21-22年（1932-1933年）：華商多次嘗試與外蒙協商恢復商業活動，均無實質性結果，反而遭遇更激烈的排斥政策，報刊將其歸因于“蘇俄對蒙控制的深化”。

二

（一）資產沒收與人員驅逐（含具體處置方式）

普遍遭遇：無論華商資本規模大?。◤?萬、5萬至數十百萬元），資產多被外蒙當局沒收；伙計被禁止在庫倫居留，由外蒙政府用汽車強制運送至內蒙，導致大量華商流離失所，《時事新報》在報道大盛魁事件時提及“商民無家可歸，困苦不堪”。

特殊情況：少數不愿返回內地的商人，被迫從事苦力勞動，生活狀況被報刊形容為“人間地獄”；被送出境的華商，每人僅獲200元出境路費，其余資產被外蒙政府以“稅收歸國有”名義侵占，整體損失難以計數。

（二）商業經營的嚴格限制

外蒙在蘇俄支配下成立“合作購買組織”，實行商業壟斷：凡進入外蒙的商戶，必須經該組織審批，否則政府既不提供保護，還會加以干涉；私人經營的商品需被征收重稅。據《東南日報》記載，如今外蒙日常用品中，除合作機關經手輸入的部分外，中國貨品輸入受阻嚴重，傳統對華貿易渠道基本中斷。

三

（一）多領域的絕對把控

外蒙名義上由蒙人主持，實則受蘇俄全面控制：其外交、軍事、內務、財政、教育、經濟等所有部門及機關，均需聘請蘇俄人擔任“指導員”，任何事務必須經指導員同意方可執行?！稏|南日報》直言，此控制模式“與蘇俄對待偽滿無異”，本質是殖民性支配。

（二）對蒙人社會及對華貿易的影響

人群態度分化：外蒙年歲較高者對華人仍有好感；青年男子多受蘇俄思想影響，知識階層則明確傾向蘇俄。

生活與貿易矛盾：有知識的蒙人男子由蘇俄分配至政府或社會服務崗位，女子實行輪流工作制度，整體生活水平較往昔提升數倍；但外蒙對中國茶葉、布匹、生藥等仍有剛性需求，中國貨品本可暢銷獲利，卻因外蒙政府“公家貿易排斥政策”，始終無法正常進入市場。

四

（一）損失背景：蘇俄控蒙與中俄會談契機

1930年前后，蘇俄深化對外蒙控制，推行商業“俄化”政策；同時中俄籌備新一輪會談，綏遠包頭兩商會借機向綏省府呈告，懇請“轉呈中央，于中俄會議中提出綏商損失交涉”，希望借外交途徑挽回損失，此訴求被《華北日報》列為“綏省重要待辦事項”。

（二）損失情況：三重系統性壓榨（附具體數據與換算）

據《華北日報》轉載的綏省府電呈報告，綏商損失集中于三方面，均由蘇俄主導的外蒙當局實施：

苛捐雜稅繁重：征收生息水草稅、防疫稅、地皮稅、營業稅等十余種稅種，且“不按發貨原單，隨意估價勒索”，僅大盛魁一家此項損失即達40萬元（按當時物價，1元可購買20斤大米，40萬元相當于800萬斤大米）。

貿易限制與貨物扣留：強制以蘇俄紙幣作為交易貨幣，中國現洋需按1:6的比例兌換俄鈔（嚴重貶值）；同時扣留綏商駱駝5000余只、羊5萬余只及不計其數的絨毛皮張，直接癱瘓綏商的陸路貿易網絡。

債務強制勾銷：強令外蒙各盟旗“勾銷商貨貨款、借票”，明確規定“私自交還者處死刑”，徹底切斷綏商的資金回流渠道。最終統計，綏商總損失達381萬零9000余元。

（三）交涉行動：綏省府的四項訴求與無果結局

1930年1月，綏遠省府向中央電呈，提出四項核心交涉訴求。一是將綏商損失問題納入中俄會議正式議程，作為外交交涉重點；二是詳細陳述綏商受虐細節與具體損失，爭取國際社會關注；三是將損失情況“條列轉呈中央”，確保最高決策層知曉邊疆商民困境；四是系統整理損失證明材料，在會議期間組織專題討論以作交涉證據。

遺憾的是，據后續《東南日報》追蹤報道，因中俄會談進展緩慢、蘇俄態度強硬，此次交涉最終“未有結果”；但這仍是綏商首次通過官方渠道系統性反映困境，凸顯當時民國政府邊疆治理的現實難題。

五

大盛魁專注蒙古貿易兩百余年，經營版圖北至外蒙恰克圖，遠及圣彼得堡，是清至民國邊疆商業的關鍵角色?！稌r事新報》《華北日報》《東南日報》以時間為軸，清晰呈現其民國時期的“黃金時代—突發劫難—持續衰落”的完整命運線：

（一）黃金時代（民國12-15年/1923-1926年）

如前文所述，此階段外蒙貿易鼎盛，大盛魁在外蒙各大名城均設分號，憑借駱駝商隊與完善的貿易網絡，成為內地與外蒙貿易的核心載體，其經營規模與影響力在1935年《東南日報》“歸化來稿”中被重點提及。

（二）突發劫難（民國14年/1925年報道，事件發生于1924年）

1925年12月21日《時事新報》第1840號以“巨商遭劫”為題，報道大盛魁首次重大重創：1924年庫倫獨立后，大盛魁庫倫附近分號被蒙兵、蒙匪劫持，財產損失無數；70余名伙計經西伯利亞乘火車逃回內地，生活困苦，部分伙計家眷前往張家口投奔商號總號。報道用“所寬養者多年，一旦遭此大劫，誠可慘矣”，直白傳遞商號危機，也揭示外蒙變局對其的直接沖擊。

（三）持續衰落（民國19年/1930年起）

1930年1月23日《華北日報》在報道綏商損失時提及，蘇俄割據外蒙后征收苛捐雜稅，大盛魁單此一項損失即達40萬元；結合1935年《東南日報》補充報道，外蒙政府排斥華商期間，大盛魁再遭“資產沒收、人員驅逐”之禍，從“季銷4000萬元”的鼎盛狀態，徹底走向沉淪。

六

張曉東老師提供的民國報紙，是大盛魁與綏商命運的“第一手記錄者”，更是民國邊疆動蕩歷史的“直接見證者”：既填補了既往研究中“商民具體境遇”的空白，又以“持續追蹤”的方式還原了事件全貌，為研究邊疆商業、外交困境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活史料”。

一是地緣政治是邊疆商業的“最大變量”。大盛魁與綏商的興衰，核心源于外蒙地緣劇變（庫倫獨立、蘇俄割據），印證“邊疆商業高度依賴穩定的政治與主權環境”，《東南日報》感慨“赤俄控蒙，商路斷絕”正是此邏輯的體現。

二是 “弱國無商權”的現實寫照。綏商交涉無果，本質是民國“內憂外患、邊疆控制力薄弱”的結果——國家無力對抗蘇俄以維護商民權益，《華北日報》隱晦指出“國民國家多故，無暇顧及外蒙通商之痛”，道破弱國商民的無奈。

三是傳統商號的“適應性短板”。大盛魁雖有兩百余年積累與完善網絡，但經營高度依賴外蒙穩定，缺乏多元化風險布局；面對蘇俄“合作組織壟斷”“俄鈔交易”等新型控制手段，無有效應對能力，最終“資產被沒、人員被逐”，暴露傳統商業的脆弱性。

四是蘇俄控蒙的“殖民性本質”。蘇俄對外蒙的控制并非“支持獨立”，而是通過“指導員把控政權”“合作組織壟斷商業”“俄鈔兌換+債務勾銷掠奪資產”，實現殖民性掠奪，與對待偽滿的方式一脈相承。

五是外蒙對華排斥的“隱患”。外蒙在蘇俄影響下生活水平提升，但伴隨對華人、華商的刻意排斥（驅逐、設卡、禁運中國貨品）；“老者對華有好感，青年與知識階層傾向蘇俄”的分化，不僅導致當時華商困境，也為后續邊疆關系埋下潛在隱患。

民國時期外蒙通商的興衰與華商的苦難，既是地緣政治博弈的結果，也是“弱國無外交、弱國無商權”的真實縮影；而民國報紙留下的史料，不僅還原了歷史細節，更提醒我們：商業繁榮需以穩定的國家環境為根基，商民權益需以強大的國家實力為守護，這是動蕩年代留給當代的深刻啟示。

（作者檔案：孫樹恒，筆名恒心永在，內蒙古奈曼旗人。蒙域經濟30人專家組成員，呼和浩特市政協智庫專家。中國金融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家協會會員、 內蒙古作家協會會員、內蒙古茶葉之路研究會副會長，內蒙古詩書畫研究會高級研究員兼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