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爾代夫
殺死特朗普政治盟友的槍手已經找到，是22歲的泰勒羅賓遜，一個共和黨中產家庭的娃，從小接觸槍支，圣誕禮物都是一整套槍械。作案的動機就是討厭查理柯克，所以決定干掉他。
刺殺特朗普未遂的小伙子也是22歲，中產家庭；
刺殺保險公司高管的小伙子98年，富二代；
以色列使館前自焚的出生于99年，現役軍人。
這4個年輕人表面上家境都不錯，沒有生存危機，有遠大前程，有個性。實質上他們是911前后出生，金融危機后逐步成長，又經歷新冠疫情，這是他們一代人的集體創傷和迷茫。
9/11前后出生，他們從記事起，聽到的新聞就是反恐戰爭、炸彈、壞人。世界在他們眼里就不是絕對安全的。這種不安全感是刻在骨子里的底色。
趕上2008年金融危機，青少年的他們見過太多身邊親人親戚失業、家里房子被銀行收走、中產家庭一夜返貧。
新冠疫情正要上大學、找工作、開始社交、談戀愛的時候，來了個疫情。被關在家里，上網課，畢業典禮取消。真實的社交被切斷，大量時間沉浸在虛擬網絡里。
他們發現很多權威說的話也會前后矛盾，處理危機也就那樣，信任感大大降低。
上面三段經歷讓他們那一代變得早熟，被迫清醒，也因此充滿了焦慮、憤怒和不信任。他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和活法都跟上一代人完全不同了，不再相信政府、大公司、媒體宣傳的那套美好愿景。你覺得是陰謀論，他們覺得是看透了真相。
歷史上絕對有類似的情況。每當世界經歷一連串密集的重大危機（戰爭、瘟疫、經濟崩潰），當時正處于童年到青年階段的這一代人，三觀就會被徹底重塑。
一戰后的年輕人，變得迷惘和及時行樂。
大蕭條后的年輕人，變得保守和追求穩定。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年輕人的種種“個性”，其實是一份歷史的熟悉回響。不是他們變了，是這個世界揍他們的方式，又到了一個全新的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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