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偉：燕園的黃金時代，我是怎么認識這些人的 | 二湘空間

編者按：

這是十七年前的文字。

那時我還是個盲目的樂觀主義者。

以為天底下還有很多可做之事，生活中還有很多不可描述的可能性。

現在，我是一個自覺的樂觀主義者——

——一個氣力早已莫須有的八十年代遺民。

《這些人》里寫的這些人，大都是《走起書》里的原型人物。

2008年，北京民間同人刊物《手稿》第四期以“我是怎樣認識你的”為主題組稿，我寫下了這篇文字。也就是從那時候起，我開始了《走起書》（初名《走起》）的寫作，2011年左右完成初稿。因為自忖沒地方出版，它便成了我手里的一本寫不完、放不下的“西西弗斯之書”，再之后，它就躺在電腦里，變成了一本獨自存在的“廢稿”。

2021年6月，《走起》在“二湘的六維空間”連載了前幾章。自此，《走起》開始“走起”，先是變成了《走起書》，被《花城》雜志節選為中篇小說刊登，之后又獲得了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垂青，得以付梓出版，幸運地走出了“廢稿”狀態。

這些人

文/范偉

你不會每天想這些人和事，但你知道，這些人和事一直都在，一直都在以某種方式起作用，影響著你。——你們是怎么遇到的？用狄德羅的話來說，像世間所有的人一樣，是萍水相逢；——你們是怎么成為朋友或反目成仇的？這不關你的事，甚至也不關我的事；——你們究竟要到哪里去？這樣的野狐禪問題我已經不再問、不再想、也不再費力回答了。

我和邱、繆是1984年秋冬在燕園認識的。邱、繆高我兩個年級，我們都是河北石家莊人，有同鄉之誼。在大學，年級是一個籬笆，高年級一邊看低年級差不多都是小崽子、生瓜蛋，低年級一邊看高年級差不多都是老油條、老混混。中文系高低年級之間沒有互認同鄉的傳統，因此我入學之后很久才認識他們。那時候的燕園正值黃金時代，每天都有不可勝數的賞心樂事。

一天晚上，德語專業的一個高年級同鄉約我到辦公樓禮堂看話劇，說是我們中文系話劇隊排演的，在此之前我還不知道中文系有個話劇隊。那是一出外國話劇。邱是這個戲的導演兼演員。當時麥克風壞了，每一個演員都得在舞臺上大聲叫喊，才能讓觀眾聽懂他們在說什么。中間什么時候，邱出場了。他剛一露面，就不由分說被其他人強行塞進一個筐子，用一根繩索吊到了半空。看樣子，拘在半空筐子里的邱很不舒服，他像一個真正的劇中人——或者一個真正的“局中人”那樣——借助無助的手勢，喋喋不休地申訴著什么。

筐子固定得不夠結實，不停隨著他的動作旋轉、傾斜、下落，又突然間被隱在側幕的操繩手拽上去一點。按照那個時代的流行精神，邱扮演的這個人物被命運無情捉弄，只能做一些徒勞的申辯。因為沒有擴音設備，現場從頭到尾都亂哄哄的，大家一邊觀劇，一邊伴著舞臺上的劇情、人物笑鬧，最后演變成了幾百人的一個大笑場，臺上臺下差不多每一個人都成了演員，成了舞臺的一分子。沒有人覺得這樣有什么不妥，你要是在這時候講究觀劇禮儀就太傻了。這也是迄今為止最對我胃口的一次劇場盛事。“邱，！”散場后，領我去辦公樓禮堂的高年級同鄉激動地高聲咒罵，堅持要我陪他到未名湖 “再轉一圈”。

他媽的

走到未名湖中圈位置，高年級同鄉又追罵了一句：“！邱。”他大概是在贊美邱。我當時還沒有被燕園風氣充分浸染，所以領會不到他的真正意思。在我的印象中，邱很適合他在舞臺上扮演的那個角色，他的那種徒勞無聲的姿態在我心目中一直保持到現在。我就是這樣先從舞臺上遠遠認識邱的，以至后來怎么真正認識反倒模糊不清了。大學時代的邱是校園玩家。凡是能聚眾玩的事兒他都能來一手。另外，他還是個狂熱的武俠迷。我始終無法理解他對武俠小說的熱情。在我看來，除了《鹿鼎記》等少數幾本金庸作品，其余都是一些莫明其妙的玩意兒。當然，邱有的是精力，也有消化一切的強健胃口。

他媽的

繆和邱是同班同學，我入學的時候，繆已是北大“五四”文學社有名的詩人。繆喜作禪語，詩風空靈，在一眾詩人叢中特立獨行，別有身姿。第一次見到繆，是在他們那個位于32樓樓角的套間宿舍，也是那個德語專業的高年級同鄉結的“孽緣”。那是我所見過的最為奇特的學生宿舍，里外間住著十幾個人。宿舍門不知被什么人踹壞了，就那么一直豁著，雖設而常開。各色人等出出進進，大呼小叫，旁若無人。

那是一個自由世界，同時也是一個臟亂差的世界，我當時所能認識的世界本來面目大抵就是這副圖景。繆穿著參加國慶35周年游行配發的藍顏色短袖上衣，手里拿著一根香煙抽抽滅滅，滅滅抽抽。那件藍顏色短袖上衣大概是他這輩子穿過的最難看、最不得體的衣服。不過，這難看的衣服罩不住他天生的飄逸風度。我已經不記得當時具體談了些什么了，只記得那個德語專業同鄉多次試圖跟他討論一下詩歌，他總是有一搭無一搭地敷衍，最終把話題徹底繞開。很久后的一天，我們在圖書館的過道里偶然碰面，互相認了出來。繆問我過得怎么樣，在忙什么。我說，“沒忙什么。”“沒事就談個戀愛吧。”他說。這是他這輩子給我的最具建設性的忠告。之后，我和邱、繆又在燕園共處了一年多的時間，這期間，彼此就像泅水一樣，偶爾在換氣的時候瞥見一眼，然后又各刨各的，忽而不見了。

真正跨年級的友誼多產生在走出校園以后的日子，我和繆邱交往的實際情況正是這樣。他們倆畢業后都回了老家石家莊，兩年多后的1989年，我也幾經周折回到了那里。八十年代的最后一段時間，世界上發生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大事件。自那之后，抽象的春天結束了，每個人都不得不校正自己的生活態度，大家都過上了自古而然、于今為烈的雙重生活。白天，我們在各自的“單位”上班，晚上則頻繁嘯聚在各種各樣的酒桌上。石家莊這個城市，正如它的名字所明示的，是一個大村莊，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地方可去。

這個城市的所有季節我都不喜歡，我只喜歡它的夜晚。我能記起的一切勝事都發生在夜晚。那時，我們喜歡在酒桌上斗拳。邱有一套花式拳法，不管勝負結果如何，他看上去都像個行家里手。繆不擅此道。他每每夸張出拳，手指只能出最方便的一或四，對手很容易抓住他的漏洞，把他擊敗。繆在拳陣上的手就是被稱作“笨得跟腳似的”那種手。不過，繆的酒量遠遠好過他的拳法，他常常回擊對手說：“老子拳不好酒好。”

那時，我在一家銀行工作，每天干一些離題萬里的差事，我對單位的描述是：八點鐘必須上班／上班沒事干／沒事干還發錢／發的錢又不夠花。描述雖然輕浮，卻是實錄。繆和邱的情況則好我很多，他們在“單位”都不坐班，都有大把的時間自娛自樂。繆不再作詩，轉而把精力花在英語上。他用農民式的算法計算他學英語的進度：“一天讀幾十頁，一天落手里十來個詞，一年以后差不多就一馬平川了。”繆有很多來歷復雜的英文原版書籍，這使他的讀書生活顯得神秘莫測，多年后，他這個一天也沒有在英語世界呆過的人竟成了英語通，翻譯出版了好幾本艱深的英文著作，你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這一切的。

那些日子，邱在做什么？我不知道，出現在我面前的邱永遠是個打牌下棋、吃喝玩樂的邱，他的家里甚至沒有書架，他有限的書全都堆放在地上，像個長期不被問津的冷攤。繆經常當面指斥邱：“你丫老大不小了，也該干點正事兒了。”邱總是隱著笑飛快地看繆一眼，繼續說一些不著四六的笑話。

通常，我們喝酒的人數不少于四人。我只有一次跟邱兩個人相對喝酒的經歷，跟繆，則一次也沒有。邱是一個天性快活的人，很少為什么事真正煩惱。那段時間，我在寫一本關于俄羅斯的小說，每天中午十二點起床，吃一頓飽飯，然后開始寫，一直寫到晚上三四點鐘。只有跟姑娘約會的時候，這個節奏才會暫時改變。當時，邱和繆同在河北省社科院工作，每周坐班一次，他們幾乎每個坐班時間都會分別光顧我的單身宿舍，給我帶來香煙和江湖新聞。一天，邱來了，看上去有點心事重重，這多少有點反常。我們來到距我住處不遠一個小飯館，點了菜和啤酒。

“我老婆懷孕了。”邱說，表情有些沮喪，同時也有些興奮。這就是他的煩心事。

“孩子是你的嗎？”

“廢話。”

“有了就生唄。”

“養個孩子，那得多麻煩。”看得出，邱對這件事拿不準，就像當年他拿不準該不該結婚一樣。我不必費力捉摸他的真正意思，也用不著費力勸慰他什么。他只是稍稍猶豫罷了。從生活狀態上說，邱是一個隨遇而安的人，在他身上，該發生的一切都會發生，結婚、生子，諸如此類。這跟他在思想方面的堅持、不茍且恰成對比。

“等孩子大了，我們也就老了。”喝到中途，我胡亂感嘆。

“沒有孩子，我們一樣會老。”邱飛快地回應道。

該發生的一切果然都發生了。后來，邱不光有了自己的兒子，還寫出了自己的第一本書。這本名為《玻璃屋頂》的書是網絡的產物，是他跟網絡交媾下的蛋。邱對一切流行的東西沒有敬意，這使他理所當然成了一個諷刺家。那時候，邱化名“三七”活躍在一個網絡論壇上，跟各種不曾謀面的人逗趣、爭論、交鋒，獲得了一種對他來說最為自在的表達方式。那段時間，邱出人意料地多產，隔不幾天，就有一篇文章問世。他的立場、姿態和文字得到了很多網友的傾心追捧，他就是發個“阿嚏！”的帖子也會引來眾多擁躉的熱烈回復。這本小冊子里的文字多是邱的即興之作，不過，這已經足夠建立起他在文字江湖上的名聲。

邱、繆和我一度在同一個單位共事，生活在同一個“筐”里。那段時間，我們都感覺像是恍然回到了大學時代。生活安閑自在，同時也雞零狗碎，缺少變化和激情。我一時心血來潮，想試一試當時歌舞廳流行的刺激物。我請一個能干的姑娘幫忙搞到了兩粒搖頭丸，就著紅酒吃下了一粒，之后大音量播放一盤搖滾樂助興。那天余下的時間，我把半輩子的頭都搖了，我真該就此去參加所有的會，在所有的會議上一言不發，只是搖頭。我把這事跟邱說了，邱以他慣常的玩笑態度建議把另一片偷偷給繆吃，讓繆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搖晃他的光頭。我們為這件想像中的事樂了好一陣。

后來，我把那粒本該奉獻給老繆的紅色小藥丸丟進了下水道。不過，沒有借助藥品，我們還是搖了頭。2001年，在新世紀開始的時候，我們三人一同辭掉了工作，對天氣，對“單位”，其實也不專門對什么，說了聲：“的。”這種感覺真讓人釋然。那之后，我只身一人到了北京，邱、繆和他們的老婆孩子繼續留在石家莊。不止一次，邱滿心歡喜地贊嘆：“家真是一個好東西。”經過多年的動蕩生活之后，我贊同這個說法。

去你媽

我每次回石家莊省親，都會和邱、繆等朋友們小聚一下。大多數時候，我們在槐北路、清真寺街或者富強大街一帶的酒館流連。辭職三年后的一天，我們坐在清真寺街一個鬧哄哄的小酒館里，繆透露了他準備跟某先生念博士的事。他要念的專業方向是藝術史。后來，我逐漸明白，這是一個師父找徒弟的事。繆說，某先生讓他著重關注一下“李唐”這個人。

“我起先根本不知道李唐是誰。”他說。

“你丫還以為是李家唐朝呢吧。”

繆笑了起來。這不成問題。民間做專業學問，專家做業余學問，這差不多是通例。久處民間的繆盡管不知道李唐是誰，但他知道李唐以外更多的人和事。現在，繆已經博士畢業，開始了他的博士后課題研究。如今的繆，從里到外都是一個標準藝術史學者的模樣。

“我寫大了。”繆這樣談論他眼下的工作。他本來打算寫一篇四萬字的論文，現在差不多多出了一倍的字數。

“那是堿放多了。”邱含混地接口說。辭職后，邱一直在給一些雜志寫專欄，賣文為生。

大家都笑起來。邱開始談論他前些日子在家里蒸包子的經歷。你不能確定他蒸過包子這回事，他盡量把它敘述成真的。在座的沒有人信他這一套，大家都知道他在胡扯，可還是愿意聽一聽。大家一路順“包子”說下去，話題變得自由而寬泛，在形而上下之間來回游走。這往往是一個信號，一個好的開端，這會漸漸形成一種氛圍，這種氛圍會在深夜的某個時候使周圍的庸常事務煥然一新、熠熠生輝。……親愛的兄弟……此去經年……別來還是無恙嗎？——一個老朋友的詩句似有還無回響在耳畔。聚會還沒有散，我已經開始遙想下一個聚會的日子。

移居到北京不久，我跟詩人駱駝重新接上了聯系。我是1993年在繆府認識駱駝和張爽的。那時候的駱駝好像比現在還要高大一些，是一個名副其實的“longfellow”，張爽的樣子還像一個清純的女大學生。那天晚上，我們聚在繆家喝酒閑談，座中的兩個女人——張爽和繆夫人阮麗——都還很年輕，同一個房間，不同的漂亮，給那個晚上平添了難以言說的魅力。駱駝讀起了一篇奇怪的小說，小說的主人公得了一種語言病，說出的每一個句子都沒有名詞主語，只有代詞主語。說到“羊”，他本來是個羊倌，倒把那東西的名字忘了。“這個，這么大，”駱駝用緩慢的語速讀道，“他比劃著，把叉開的手指放在頭上比劃角，——有這個，——跑了。”“還有這個，他在他齊腰高的地方比劃著，跑哪兒去了？——他說的是他的兒子。”

多年后在北京再見到駱駝，他已經把那個無主語的天賦之夜徹底忘掉了。這些年，駱駝一直在寫詩、旅行、喝酒、沉思。他的大部分詩作收在《20世紀最后的抒情雜詠》里，在詩中，駱駝借惠特曼的的聲音宣稱：“……我輕松愉快地走上大路；從這時候起我使我自己自由而不受限制……”他勉力這樣做了。駱駝成了我這個北京新移民的引路人。他把我引進了北京朋友圈，介紹我認識了《手稿》的大部分成員。

這些人中，哲學家張松是我最早認識的一個，也是最特別的一個。從少年時代起，早慧的張松就強作自己的主宰，不參加高考，不接受任何強制性教育；成年后，他也沒有在任何形式的“單位”工作過。張松沒有同事，只有朋友，他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最大限度維護了作為一個獨立哲學家的尊嚴。初來北京的日子，我曾經被各種問題困擾，有些郁郁寡歡，張松給我開的藥方是“散步和手淫”。這個藥方雖然對我沒有意義，不過，我大體理解他的意思。張松還送給過我一本他精心設計的、名叫《空書》的書，這是我見到過的最古怪的一本書，我被這本沒有一頁內文的書搞糊涂了，它太不同凡響，直到如今，我都不知道該拿它怎么辦。我愿意把最大的敬意獻給這個北京炮局一帶土生土長的斯賓諾莎。

現在，在各種各樣的酒桌上，我把《手稿》的朋友差不多認全了：嚴勇、趙大為、趙楓、寧中、王溥、艾丹……。每個人都是一個傳奇，每個人都有一份傳奇的經歷。他們有時候單獨作案，有時候結伴歷險；有時候狂飲爛醉，有時候滴酒不沾。他們在搖錢樹下悟道，在肉蒲團上修行。——這一刻，想起這些人，想起這些人半輩子的所作所為，我忍不住想笑，忍不住笑出了眼淚。還能說些什么呢？一些東西在離我們遠去，一些東西迎面而來。一切都不那么簡單。有時候我想，我們所遇到的一切，長時間的困頓，頻繁的醉酒，一次乾坤顛倒的牌局，一次轉瞬即逝的愛情，一首永遠不可能完成的詩作……這一切的一和一的一切，都會像地殼深處的沉積物一樣，終將轟然燃燒，發出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