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國即余命” ｜特別報道

導讀：他的生命軌跡，從一個敏感憂郁的文學家到一位堅定的抗日戰士，映射出了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在戰爭年代的抉擇與擔當。

有人說，他是世界上最具悲情色彩的作家之一。

1945年8月，日本已經宣布無條件投降，他仍然在一個月后被幾個日本憲兵暗殺在了蘇門答臘叢林。這位在異國他鄉用生命堅持抗戰的文人，不是死于戰爭，而是死于和平之后。

他不是別人，正是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者之一——郁達夫。他是《沉淪》中吶喊“祖國你快強起來”的憂郁青年，是新加坡報刊上揮斥方遒的抗日筆桿子，也是犧牲在南洋叢林中的反法西斯文化戰士。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也是郁達夫殉難80周年。世人多識其文采洋溢，卻少知其英雄膽識，他用生命踐行了“國即余命”的誓言。正如曾經的《南洋商報》主編胡愈之所言：“在中國文學史上，將永遠銘刻著郁達夫的名字，在中國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紀念碑上，也將永遠銘刻著郁達夫烈士的名字。”

郁達夫手書：我們這一代，應該為抗戰而犧牲。

1926年3月18日，創造社同人同赴革命運動正在蓬勃發展的廣州，由瞿秋白推薦郭沫若出任廣東大學文科學長。圖中左起：王獨清、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

五四新文學健將

1896年12月7日，郁達夫出生于浙江富陽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他3歲喪父，家道中落。1903年，8歲的郁達夫入私塾受啟蒙教育，自幼對中國古典詩文和小說戲曲產生濃厚興趣。

1913年，郁達夫隨長兄郁華赴日本學習，從此開啟長達9年的異國漂泊。其間他常因“弱國子民”的身份遭受歧視，這讓他更加發奮學習，渴望為國家的強大出力。17歲的他在日記中莊嚴寫下：“余有一大愛焉，曰愛國……國即余命也，國亡則余命亦絕矣！”這句少年誓言，成為貫穿他一生的精神主線。

在日本留學期間，郁達夫見識了西洋文學的浪潮，他廣泛涉獵外國文學，深受近代歐洲、日本各種社會思潮和文藝作品的熏陶。

1921年，他與郭沫若、成仿吾等發起成立創造社，主張“為藝術而藝術”，卻始終將個人命運與民族痛感緊密交織。

同一時期，郁達夫創作了中國現代文學最早的白話小說集《沉淪》。《沉淪》描寫了五四時期剛從幾千年封建文化重壓下開始覺醒而又無路可走的知識青年的憂郁苦悶心理，結尾“中國呀中國，你怎么不富強起來，我不能再隱忍過去了……”的吶喊，如驚雷喚醒無數青年，引起廣大青年讀者的強烈共鳴。

郁達夫的前期小說側重從內心世界出發，抒發自我的情感。在傾訴對舊社會的反抗情緒以及表現青春期的苦悶心理方面，他的作品充滿了大膽的自我暴露和濃厚的抒情色彩。這使得他在小說創作上成為前期創造社浪漫主義傾向的突出代表。1923—1924年，他創作了《春風沉醉的晚上》《薄奠》等自己認為“多少帶有一點社會主義色彩”的小說。這里所說的“社會主義色彩”，是說這些作品不再純是個人痛苦的宣泄，同時還反映了下層社會群眾的疾苦，表現他對勞動群眾的同情。

郁達夫主張“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的自敘傳”，側重從主觀內心世界出發，表現自我的真摯感情。魯迅評其“文氣清峻，性情率真”；郭沫若曾指出：“他那大膽的自我暴露，對于深藏在千年萬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虛偽，完全是一種暴風雨式的閃擊。”正是這般赤誠，讓他的文字成為刺向舊時代的匕首。

郁達夫故居前方的郁達夫雕像。

《沉淪》《故都的秋》《郁達夫全集》。

從書齋走向前線

1937年冬，郁達夫家鄉富陽淪陷，70多歲的母親因不愿伺候日軍吃喝，躲進深山最終餓死。消息傳至福州，郁達夫悲痛欲絕，當即在寓所設靈，于母親遺像旁，奮筆手書一副對聯：“無母何依？此仇必報！”吊唁與慰問者目睹此像此聯，無不同仇敵愾。

次年，長兄郁華也因營救抗日志士在上海遭特務暗殺身亡，成為抗戰中首位殉國的中國法官。至親接連殉國，推著郁達夫從書齋走向前線。當年，為表明自己的抗日決心，郁達夫擲地有聲地寫下了“我們這一代，應該為抗戰而犧牲”。

1937年10月，郁達夫來到福建，成立了福州文化界救亡會。此后，他相繼發表《文化節的散兵線》《救亡是義務》《我們在后方》等文章，引起巨大反響，激發了各界民眾強烈的抗日救亡之心。

1938年3月，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武漢宣告成立，郁達夫被選為理事，任職軍委會政治部（國共第二次合作時，由原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改組而成，周恩來同志任副部長），并擔任《抗戰文藝》編委。當時，《抗戰文藝》成為文人抗戰的“主戰場”。其間，他輾轉浙東、皖南抗日前線，以戰地記者身份記錄中國軍民的不屈抗爭。

臺兒莊大捷后，郁達夫受命作為特使率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代表團到臺兒莊勞軍，為前線官兵授“慰勞前線士兵書”和“還我河山”錦旗。1938年5月23日，郁達夫在《黃河南岸》里講述了他在臺兒莊戰場的所見所聞，“長堤上有負槍行走的邏卒；戰壕里蜷伏著，在目不轉瞬地監視著對岸敵人的哨兵，一個個都像是古代羅馬的英雄，從他們的背上，我們卻看出了四萬萬五千萬民族的后光”。這次前線考察讓郁達夫受到了極大鼓舞，他回到武漢寫了一系列文章，熱情謳歌了中國軍民堅決抗戰的英雄氣概。

1938年7月，武漢面臨日寇大軍壓境，郁達夫所屬軍委政治部等機關相繼撤離。他辭去軍委會政治部職務，攜家眷避居湖南漢壽。71天避難期間，他于酷暑中撰寫《轟炸婦孺的國際制裁》《西方的猴子》等檄文，痛斥法西斯暴行，斷言“玩火者必自焚”。

同年末，郁達夫應新加坡《星洲日報》之邀，遠赴南洋參加抗日宣傳工作，此后還擔任了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聯合會主席，成為華僑抗日領袖之一。在前往新加坡的途中，郁達夫寫下了《歲朝新語》，他在文中堅定地寫道：“中國絕對不會滅亡，只要軍民抗戰到底，就一定會取得最后的勝利！”

1939年至1942年，郁達夫發表了400余篇政論，如《必勝的信念》剖析戰局，《侵略者的剿滅文化》揭露日軍文化剿殺。華僑讀者致信稱其文“如火炬照亮抗日之路”。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新加坡危在旦夕。郁達夫慨然就任“星洲華僑文化界戰時工作團”團長，培訓抗日干部。淪陷前夕，他與胡愈之等28人流亡印尼蘇門答臘，化名“趙廉”，假借辦酒廠潛伏敵后。

一次意外暴露日語能力后，他被日軍脅迫擔任翻譯。7個月間，他暗中營救僑領、保護難友，更智救印尼共產黨：當日軍搜獲黨員名單時，他急中生智謊稱是“高利貸賬冊”，誘使憲兵撕毀名單。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后來說：“沒有達夫，許多僑領必遭毒手。”

然而當郁達夫終于等來了抗戰的勝利，卻沒躲過日本戰犯的暗殺，最終生命定格在了46歲。

《文史博覽·人物》2025年第8期 《郁達夫：“國即余命” 》

復雜多面的文化符號

郁達夫的一生只有46年，但翻開他的簡歷，你會發現他這一生如此豐富多彩：

青年時代留學日本，搞文學啟蒙；回國后當老師、辦雜志、寫小說、搞出版；抗戰時期南下東南亞，做宣傳抗日工作、辦酒廠；1945年被日軍殺害，至今遺骨未歸。

都說一個人面對大事大非的態度，藏著他的格局。郁達夫作為舊時代一名文弱書生，在民族大義面前卻從不躲、不縮、不怕死。他的生命軌跡，從一個敏感憂郁的文學家到一位堅定的抗日戰士，映射出了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在戰爭年代的抉擇與擔當。

郁達夫是一位復雜的文化人物——他既是浪漫抒情的小說家，也是真摯熱情的詩人；既有名士作風，又是革命烈士。

正如郭沫若所言：“魯迅的韌，聞一多的剛，郁達夫的卑己自牧，我認為是文壇的三絕。”這種“卑以自牧”的性格特征和思想品質，是郁達夫最為人稱道的品格之一。

郁達夫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才華卓絕的存在，詩人般的敏感與浪漫氣質貫穿其創作與人生。作為 “五四” 新文學浪潮中的中堅力量，他的思想根系深植于激進民主主義，始終以批判的姿態呼應著時代變革；然而在文學表達的探索中，19 世紀末歐洲文學的養分卻深刻塑造了他的風格 —— 無論是對人性隱秘的挖掘，還是對憂郁、孤憤情緒的細膩描摹，都可見左拉、屠格涅夫等作家的影響痕跡。

有趣的是，這位追慕新思想的文人，始終未能徹底掙脫中國舊式傳統文人的精神羈絆。在處世姿態上，他身上深深烙印著古代士大夫的底色，尤其與阮籍、劉伶為代表的“竹林七賢” 有著跨越時空的共鳴——那份對世俗規訓的疏離，對“放浪形骸之外”的精神向往，既成為他對抗現實壓抑的出口，也構成了其人格與創作中矛盾而獨特的一筆。

然而無論經歷何種艱難困苦，他始終沒丟掉自己的那份“真”。

他的生命雖定格于黑暗，卻點亮了無數火種。從《沉淪》中對民族命運的叩問，至就義前“國即余命”的踐行——他以文人之骨、戰士之魂，詮釋了何謂“零余者”的熱忱，何謂“以身殉道的赤子之心”。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認他為“為民族解放殉難的烈士”；2014年，他入選首批300名抗日英烈名錄。

富春江的濤聲依舊，如泣如訴，亦如戰鼓催征。每年秋天，富春江畔的郁達夫中學，當學子們誦讀《沉淪》的結尾：“你快富起來！強起來罷！”之時，郁達夫早已化作民族精神史詩中永不褪色的注腳。

其文骨俠腸，照見知識分子于危難中的擔當；其殉國之事，警示和平之珍貴。抗戰勝利80周年之際，回望郁達夫，正是對“茍利國家生死以”的赤誠最好的告慰。

文 | 吳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