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中期,我在廣西東興碼頭給人看店。那時候碼頭熱鬧,人來人往,我整天守在鋪子里,賣些日用雜貨和散裝米酒。鋪子對面,就是老莫的家。
老莫那年五十多歲,個子不高,總是穿著寬松的舊襯衫,笑瞇瞇的。他不太會講普通話,但廣西土白話和越南話說得溜。他不做什么正經營生,靠的是臨街幾間門面收租,日子過得悠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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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天喝三頓酒,早上吃碗粉也要配二兩,中午晚上繼續,但從不喝醉。他常來我店里買那種用透明塑料袋裝的低度米酒,便宜,米香濃,但后勁大,喝多了頭疼。一來二去,我們熟了。有時他拎著酒站在門口跟我聊幾句,后來干脆喊我去他家喝。
老莫家就住在門面房二樓,樓下隔出一半做廚房和餐廳。所謂餐廳,不過是一張小木桌,幾把矮塑膠凳。家里沒什么像樣家具,水泥地掃得干凈,但墻角堆著雜物,墻上糊的舊報紙已經泛黃。
他的妻子我也常見——白白胖胖,總是笑臉迎人,看起來三十多歲,做事利落。她白天過來,做飯、打掃、帶小孩,天一黑就離開。起初我以為是回娘家,后來老莫告訴我,她是越南人,在越南那邊也有個家。
“北侖河有的地方很窄,一步就跨過去了。”老莫抿一口酒,淡淡地說。
他妻子就這樣每天“跨國上班”。
他們有個女兒,正在上小學,眉眼像媽,笑起來嘴角有窩。孩子平時住這邊,喊老莫“爸”,也會說越南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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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就我和老莫兩人對飲。他多喝了兩口,話也多了起來。他說,這女人不是白跟他的。“每個月我給她發工資,沒錢?沒錢她早不來了。”
我問他:“那你老了怎么辦?她萬一不回來了呢?”
老莫笑著搖搖頭,眼角的皺紋堆得更深:“哪管那么多?老了再說哦。我不是還有孩子嗎?”
他說這話時語氣輕松,眼神卻有點飄。窗外天色漸暗,他的越南妻子剛剛收拾完碗筷,提著布包用越南話和我們打了聲招呼,然后推門出去,一步步走向河那邊。
老莫也說了一句我聽不懂的越南話,但沒起身送,只是目送她離開。待到那個越南女人走后,他才轉過頭來,瞇著眼抿酒。
老莫在酒精的刺激下臉色微紅。微紅的臉色,難掩他心底的落寞。
店里那盞節能燈昏暗地照著他的臉,也照著這個不像家的家——樓上那張睡人的床,樓下這張喝酒的桌,零散的衣服堆在椅背上,孩子的作業本攤在灶臺邊。一切都只是臨時湊合的樣子,仿佛哪一天說散就會散。
看著老莫落寞的神態,一時之間,心里有種說不出的酸楚來。北侖河不寬,一步就能跨過去。可是有些東西,跨來跨去,終究還是懸在半空中。
老莫繼續喝著他的米酒,日子一天天這樣過。窗外的北侖河靜靜流淌,它見證了多少這樣看似便捷實則無奈的人生選擇。
老莫的日子一天天這樣過,他們的孩子也一天天長大。至于將來會怎樣,誰也不知道。
一個家庭的悲歡,一段婚姻的畸形,其背后往往是國家發展與個體命運最深刻的交織。若祖國富強、家園富足,誰又愿離鄉背井,晝伏夜出,將婚姻做成一場算計清楚的交易?老莫用租金買一份虛假的溫暖,越南女子用身體換一份微薄的薪水,說到底,都是貧困與局限逼出來的生存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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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僅是中越邊境某個小鎮的縮影,也是這個世界殘酷的常態——縱觀全球,從戰火紛飛的中東逃往歐洲的難民,到拉丁美洲冒險穿越邊境線進入美國的非法移民,多少人的命運被貧弱的國家所拖累,不得不鋌而走險,用尊嚴甚至生命去換取一絲生存的可能。
國家是人民最堅實的依托。國家不強,則人民無尊嚴可言。個體的努力在歷史的洪流與大國的博弈中,常常顯得如此渺小無力。我們所擁有的和平與安定,并非世界常態,而是值得倍加珍惜的幸運。
唯愿山河無恙,百姓皆安,世間不再有被迫的離散和心酸的各取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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