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組成的「反日武裝戰線」，首次接受完整采訪 | 故事FM

愛哲按：

2025 年 6 月 30 日，我參加了日本秋田縣大館市舉行的中國人殉難者慰靈式。

二戰末期，日本把近千名中國勞工強擄到這里，關押在鹿島組（也就是現在鹿島建設公司）的花岡分所，強迫他們挖礦建壩。 1945 年 6 月 30 日，這些勞工集體起義，但是被當局鎮壓，數百人被虐待致死。

從 1950 年開始，當地每年都會舉辦中國人遇難者悼念儀式。

■圖 / 殉難勞工家屬在為親人燒紙

很少人知道，有一個日本的極左翼組織也曾經為這些勞工發聲，但他們采用了極端暴力的方式。1974 年，他們在鹿島建設公司東京的一處工廠安裝了炸彈，通過制造爆炸案來提醒鹿島建設要對死難勞工負責。

這個極左翼組織的名字叫「東亞反日武裝戰線」。

一個由日本人組成的反日武裝戰線，為什么要為中國死難勞工發聲？又為什么要采用這么極端暴力的方式？他們今天的處境如何？

我們剛剛制作出了一個一小時長的紀錄片，發布在了故事FM的 B 站頻道里，名字叫《未完成的反日武裝戰線》。

我們用了大半年的時間，走訪了所有還在世的反日武裝戰線的成員，終于說服了他們接受采訪。這個紀錄片可以說是目前為止對這個左翼組織最完整的采訪，連 NHK 都被他們拒絕了。

這個片子需要充電觀看，如果你愿意支持我未來去收集更多這樣的深度故事，歡迎你去 B 站充電觀看，并推薦給你的朋友。

今天這期音頻節目，我會播出對其中一位成員的采訪。

她的名字叫浴田由紀子。

提示一下，因為是日語采訪，所以我們請了配音演員「餅」為講述者配音。

成長

我出生于 1950 年，我家在山口縣，是山里的農戶，不過父親是司機，所以算是兼職農戶。

我是上大學時才來的東京。18 歲那年，也就是 1969 年，正好趕上全共斗運動時期。有一次，和室友聊天偶然聊到從滿洲「逃難」回來的人。我說我叔叔們都是從滿洲回來的。結果，一位來自長野縣的朋友說，他們是侵略者啊。

我那個時候知道了「侵略者」是貶義詞。我問為什么？我說，我覺得這些從滿洲回來的人是值得同情的人。

那位室友說長野縣的教科書是這么寫的。那些人去中國搶了當地人的土地，讓自己發財。

就這樣，我開始重新思考那場戰爭，思考日本人到底在中國做了什么。

■圖 / 學生時代的浴田由紀子

愛哲：長野縣那邊的教育這么先進嗎？

可能當時就是這樣吧。

我老家山口縣的教科書沒寫「侵略者」。日本的教科書基本上都不涉及二戰中實際發生了什么。只寫了東京大轟炸中城市被毀，士兵大量死亡等等。雖然也寫了滿洲移民，但具體發生了什么并沒有寫。只知道戰敗后，在偽滿洲國，先是中國人，接著是蘇聯軍隊。把日本的開拓團都趕走了。

但長野縣很不一樣。

那里加入滿洲開拓團的人很多。動輒整個村子都去了，后來活著回來的人都在反省。可能因此，長野人認真地學習并認識到自己是侵略者、是犯了錯的。這讓我非常震驚：教育和教科書竟然能如此徹底地改變一個人的世界觀。這比意識到叔叔們是侵略者更讓我震撼。我發現自己原來一無所知。

浴田由紀子所言非虛。去年我采訪過的滿蒙開拓團和平紀念館就位于日本長野縣，在長野縣期間我還有幸去旁聽過當地學校的歷史課，當時老師專門邀請了開拓團的幸存者來給學生們講述自己的經歷。

浴田上大學的六十年代末，左翼運動風起云涌。 進入大學后的浴田，開始接觸到了左翼思想，但一開始她并沒有參與運動的想法。她當時在北里大學主修預防醫學，希望將來去那些還沒有醫生的地方普及醫療服務，通過治病救人來影響社會。 但是有一次，一個高中同學在東京參與學生運動時被警察逮捕了。在東京的高中同學不多，浴田不得不參與了這位同學的營救行動，在這個行動中，她認識了很多活躍的運動者，這其中就包括后來反日武裝戰線中「大地之牙」小組的負責人齋藤和。

遇到齋藤和

齋藤他們搞工會運動。邀請我去他們的事務所。于是，我就一起去了。

當時是出于對朋友事務所的好奇才去的，那天齋藤他們一群人在玩花牌游戲。在一起開玩笑，玩樂，不怎么聊政治話題，凈講笑話。所以我覺得很有意思就經常去。

這就是和齋藤他們的初次相遇，一開始跟他們學的不是政治，而是花牌游戲。慢慢就和他們變得熟絡起來了。我當時在中國餐館打工。晚上下課后從 5 點半工作到 12 點左右。餐館就在他們事務所附近。每天 12 點下班后，餐館都會有一些昂貴料理的剩菜，因為我是窮學生，廚師大叔會叫我「由紀子，你裝個便當明天吃吧」，就把剩菜裝盒給我。

我不會一個人吃，而是帶去事務所，當時大家都很窮，都餓著肚子。大家吃完后，跟我關系變得更親密了。

后來我才知道那里的人基本都是無政府主義活躍人士。他們經常聚集在一起支援工會運動，其中也有記者。

有個記者在寫關于日本人在中國做了什么的報道。包括中國人在日本又遭受了什么等等關于戰爭犯罪的報道，出書或在雜志上連載。比如其中就有花岡事件。

他們的工作中聊的內容充滿了這些話題，我也開始想了解，開始讀他們寫的書和報告。受到他們的影響就逐漸開始關注日本對中、朝侵略的問題。

韓國之行的啟蒙

1972 年秋天，這群人中有人邀請大家一起去韓國觀光旅行，齋藤對我說你應該去。他之前去過韓國幾次，說很受教育。在他們中間，有采訪慰安婦的記者，朋友們就籌錢讓他帶著我去了韓國，一起采訪那里曾當過慰安婦的阿姨們。這些曾當過慰安婦的韓國阿姨們日語說得很流利，我能聽懂。因此了解到了很多事。

另一方面，當時我身邊還有位女性朋友，雖然和我同齡，卻做著「應召女郎」的工作。她的服務對象居然是那些在出海韓國的日企里工作的日本人。與我同齡的女孩在韓國成為日本商社職員的買春對象，這件事讓我非常震驚，也讓我一下子想起了戰爭時期的這些韓國慰安婦阿姨們的遭遇。

當時日本國內就有報道所謂的「妓生觀光」產業，日韓重修于好后日本的這些上班族們，竟然頻繁以旅游觀光的名義去韓國買春。這和戰爭時期為了維護日本人的貞操，專門從中國韓國強征慰安婦提供給軍隊的行為有什么區別呢？這一切的一切讓我懷疑作為日本人的自己，讓我對自己迄今為止的人生產生了懷疑。

在韓國的街頭我遇到一些陌生的大叔，得知我是來自日本的大學生，他們就問我「為什么你們的國家把天皇看得那么重要？他殺了很多人啊。」

我下意識的反應是「那些侵略都不是我干的」。也許是父母那一代，或者爺爺奶奶他們干的，但我不會做那種事——那一瞬間就是這么想的。但我并沒有說出口。

可是和那些人分開之后，我覺得剛才自己那樣想，是不是錯了。

實際上那時候，日本的周刊雜志上開始出現「妓生觀光」和輸出公害之類的事情。仔細想想，不就是在用和戰爭前一樣的方式，進行剝削和侵略嗎？而我大學馬上就要畢業了，卻還這樣輕浮地活著，在韓國人看來，我就是讓天皇活下去的人啊。

我就是讓昭和天皇活下去、并使他獲得重視的人啊——我終于意識到了這一點。

于是，我開始思考該怎么生活才好，該做些什么才好。覺得必須對現在的日本、日本國家試圖做的事情負起責任。意識到我不能只是張口說「不是我干的」。

愛哲：我覺得「反日武裝戰線」這個名字還挺刺激的。我不知道您最早聽到這個名字的時候，尤其是里面有「反日」這個詞，您是一個什么樣的反應？

反日武裝戰線，我理解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戰線，就這么單純地理解，沒有感到什么違和感。當時在韓國、和東南亞各國、像泰國、馬來西亞都有反日斗爭。因為日本企業戰后改頭換面成為出海企業，70 年代重新進入馬來西亞、泰國、韓國。所到之處當地人極為抗拒，反日斗爭此起彼伏。

我通過讀報紙等了解到這些，所以對反日武裝戰線這種說法不太有違和感。

反日武裝戰線是由靈魂人物大道寺將司在 1972 年底發起的，他自己的組織名字叫「狼」。但大道寺將司覺得需要用反日武裝戰線這個名字，把所有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組織都聯合起來。后來，反日武裝戰線一共發展了三個團體，分別是大道寺將司為首的「狼」組織，齋藤和為首的「大地之牙」組織，還有黑川芳正為首的「蝎子」組織。 1973 年，為了準備全面武裝斗爭，反日武裝戰線開始研制炸彈并籌集資金。他們撰寫和地下出版了一本名為《腹腹時計》的小冊子，希望激勵其他個人和團體加入反日武裝斗爭，并與全世界分享他們的觀點和理想。

腹腹時計

■圖 / 《腹腹時計》封面

那本小冊子《腹腹時計》是 1973 年 3 月在日本非法發行的地下出版物。不是普通書店賣的那種小冊子。而是左翼人士才會去的書店貨架上能找到的那種小冊子。里面寫著有關戰爭責任和武裝斗爭方面的思想問題和技術問題。涉及到日本國內、和海外殖民地的各種殖民政策。以及對近鄰國家人民生活的破壞、侵略、和壓榨，由此建立了日本自身的繁榮。

日本歷史上就是這樣的國家，我們應該自覺認識到這一點。在日本經濟高速增長向全球擴張的時候，堅決阻止重蹈覆轍是當今日本人，也就是我們的責任。

小冊子中寫道：作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本國人，在當今日本再次進行帝國主義擴張時，我們自身就是促成這種發展的主要責任人。

日本政府和企業沒有我們這些普通人的支持，其實是什么都做不了的。我完全認同這一點。所以對進行這種斗爭的人很理解和贊同，也想幫助他們。

但這個小冊子的第二部分有武裝技術篇。

這部分寫了制作炸彈的方法、安置方法、地下聯絡的方式等等。我自認為自己沒有這種能力，而且我本來只是想從事醫療工作的。

齋藤說其他團體比如平岡他們是媒體戰線，反日武裝戰線是武裝戰線，他們還有在教育戰線、工會戰線各盡其責的。我當時想「那我就是醫療戰線吧」。

雖然浴田由紀子不想涉足武裝斗爭。但是禁不住齋藤總是要她幫忙，要求協助的事情越來越多，也把浴田越拽越深。從開始的租房子、保管危險品，到最后他們干脆假裝情侶，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浴田不知不覺地就成為了反日武裝戰線大地之牙的一員。 在同一時期還有不少極左翼組織，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聯合赤軍，聯合赤軍不僅濫殺無辜，還為了奪權發生過嚴重的內斗死傷。另外一支日本赤軍也曾經數次劫機和在國際上制造恐怖事件，這些做法讓其他的左翼人士極為不齒。

愛哲：那你們在進行這些武裝斗爭的同時，你們想實現一個什么樣的目標和理想？是想盡快地讓日本社會通過這種震撼教育的方式去認識到日本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一面嗎？

我自己的理解是，反日武裝戰線最大的特征，是我們不進行權力斗爭。當時日本也有各種各樣的派系。但是，那些人是為了奪取權力而進行武裝斗爭。

但我們不是為了奪取權力。我們認為，首先必須解決的是，日本現在仍然在重復著與戰爭中一樣的侵略。還有對于戰爭中的侵略和剝削絲毫沒有表現出反省，無論是對亞洲各國的人，還是對日本國內的自己人。不先解決這個問題，無論各派系如何描繪一個理想的社會，那都是不對的。——讓大家意識到這一點，這就是我們的目的。

所以我當時想的是，以這種形式進行兩年的宣傳性的斗爭，讓大家思考那些「侵略企業都干了什么？」不能助長新出現的經濟性的侵略榨取——如果能讓大家建立起這樣的意識，我們的使命就結束了。

反日武裝戰線決定把矛頭對準了侵略企業。 在此之前，大道寺將司為首的「狼」組織已經實施過一些小型的爆炸案。比如他們在 1971 年，炸了興亞觀音與殉國七士之碑，因為這里供奉了包括南京大屠殺主犯松井石根在內的七名甲級戰犯。

1974 年 8 月 30 日，「狼」組織制造了震驚日本的三菱重工爆炸案。 他們在三菱重工總部大樓安裝好炸彈后，給三菱重工打了電話警告他們疏散人群，但接線員以為是惡作劇沒有及時反應。 炸彈于中午 12:43 爆炸，爆炸發生的那一刻，大廈一樓瞬間變成了廢墟，炸彈的沖擊波威力之大，使得周圍的玻璃窗全部被震碎，樓上的玻璃碎渣像雨一般落下，砸向地面，很多和三菱無關的普通人也被砸成重傷。 此次事件最后共造成 8 人死亡， 380 多人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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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菱重工爆炸案

■圖 / 三菱重工爆炸案現場照片

我當時是在工作的地方看了電視。電視上播放了新聞，研究室的人都說「快來快來，發生大事了」，叫我過去。然后我就看到了那個景象。

那就像是平時在電視、電影里看到的景象。開始大家還以為是什么運汽油的車爆炸了，或者運煤氣的車爆炸了。但后來才知道是炸彈。

大家都在想「誰會做這種事呢？」。然后就有個同事說「這是左翼干的」。我當時還想「左翼不會做這種事吧」。然后這個同事就說三菱重工做的是軍工產業，它在戰爭時期就被人痛恨。

他們在礦山殺了很多人，還強行奪取土地，總之干了很多壞事，在全世界都這么干，甚至在日本國內也這么干，不只是針對海外，所以被痛恨是理所當然的。但我一邊工作一邊想，《腹腹時計》上是這么寫的嗎？沒寫要殺人吧。

出現了傷亡，所以，我覺得三菱重工爆炸案是失敗的行動。

愛哲：你們在看到這個三菱重工爆炸案的這個慘烈的結果之后，尤其是大地之牙，你們這個小組是否想要急切地去證明一個完美的爆炸案應該是什么樣子的？所以想盡快地去實施下一起爆炸案？

是的，我想是的。大概在聲明文出來之前，齋藤就已經計劃了。他覺得必須修復那種錯誤。或者說，是為了正確地傳達《腹腹時計》的意圖。本不該有人受傷的，卻讓人受傷了，所以他覺得不對。東亞反日武裝戰線純粹是為了向侵略者和相關的人們發出警告，而進行的武裝斗爭。我們是這么理解的。

所以他急著要快點干。在聲明文出來前后，他已經定下了要去炸三井物產了，調查摸底已經在進行了。

我被牽扯進暴力事件是在狼組織實施三菱重工爆炸案大約一個半月后，我們實施了三井物產爆破事件。

那個時候我知道齋藤在準備炸三井物產，也聽說了三井物產是日本大企業，要炸總部。但他們的總部大樓里都是精英人士，我想，齋藤總是工人打扮，而且出身貧窮。他這樣的形象去精英的公司放炸彈，門口警衛會懷疑吧？

我問他誰去放？齋藤說我去。我問他「你有西裝嗎？」他就穿來了十年前高中畢業時的舊西裝，還說「這就很體面」。

我勸他別去太危險。而且當時日本大公司女職員都穿固定制服，穿成那樣就不會被懷疑。所以女性更合適。既然齋藤進不去，我又是女性。沒辦法，只好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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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炸彈

一開始浴田由紀子以為三井物產的女職員制服都是統一采購的，想著在批發店應該能找到貨源。結果并沒有找到。沒辦法，只好自己仿制一件。 于是浴田讓齋藤去三井大樓旁觀察上下班的女性職員的制服，畫成圖拿回來。齋藤是個典型的直男，完全不懂曲線、扣子、型號這些東西，畫的圖也很糟糕。反復了很多次，浴田才終于搞懂了制服的樣式，對照著自己做出了一件。 在三菱重工爆炸案大概一個月后，齋藤和與浴田由紀子的大地之牙，實施了對三井物產的爆炸案。

愛哲：您能給我復盤一下，您那天安裝炸彈的這個整個過程是如何發生的嗎？

齋藤把東西交給我，是裝在百貨商店的紙袋里的。我出門的時候穿著普通衣服，在目標地附近有儲物柜的地方，我換上了三井的制服。

因為中午時分有很多穿三井物產制服的女孩子來回走動，所以我想混在那些人中間進入建筑物。

但我看到門口站著一些警衛，很明顯是警察那樣的人。我就繞到大樓側面，從那里進去進到三井公司的傳真室里。

我們是想破壞他們的電傳機，那是用來進行國際聯絡的，可以和外國公司進行商業聯系。那個時代還沒有傳真，

破壞那個電傳機，阻礙三井的海外交易，這是我們的目的。

因為是中午，房間可能空著。齋藤指示我說如果當時那個房間里有人就放在門外的墻邊。如果沒人的話，就再往里放一點。

然后我就上了二樓，往里窺視了一下，有人。所以我就放在了外面，還說了句「你好」，就放在一件行李底下。

我從反方向出去，先進了女廁所，做了女孩子午休時通常會做的行為。在里面有個普通女職員還對我說「今天好熱啊」，我就回了一句「真的是好熱」，然后下樓，從沒有警衛的后門出去了。

走到換制服的地方，我把制服換成普通衣服，把制服塞進袋子里，然后把它扔到我們平時不去的區域。炸彈大概是設定在 1 點左右爆炸。

我們約定了傍晚時分和齋藤先生在某個公園碰頭報告結果。因為要丟棄偽造的三井物產的制服，我繞了很遠的路才終于回來。

到了約定地點，齋藤先生臉色蒼白地坐在長椅上，見到我他首先就說「出現受傷者了」。我趕緊問「為什么？」。當時我們倆還不了解詳情。只是新聞里說日比谷（也就是三井物產所在地）發生爆炸，多人受傷……

「是不是沒打警告電話？」，我嚴厲地責問了他。他說「確實打過電話了」。新聞也說普通員工都疏散到日比谷公園了。是之后留下的幾個人受了傷，計時器也沒出錯。但是，還是出現受傷者。

這個時候我開始問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圖 / 三井物產爆炸案現場

齋藤其實吸取了三菱重工爆炸案的教訓，提前了 20 分鐘就打了預警電話，還減少了炸彈里的炸藥量，而且三井物產的大樓墻壁也比較厚重，沒有受到像三菱重工那樣的損傷。 但，最終還是造成了 16 人受傷。

我們有討論過應該直接寫道歉信，并且盡可能通過自己的工作，持續寄送慰問金之類的事情。但具體是哪些人受了傷呢？

我們去調查了受傷者的情況。

傷得最重的是一個開卡車來運貨的老爺爺。我聽說是叫曾英先生什么的，是一個小街道工廠的人，不知為什么，竟然是一個開卡車來運貨的人傷得最重，而不是三井公司的員工受傷。齋藤看了那個人的情況，告訴我這位先生家住的是那種舊房子，前面是這種可以打開的日式小店鋪。不是什么大人物住的地方。

我們說了很多「不能對這種事置之不理」的話。然后，也討論了是否要直接給那個人寄信之類的。但是討論到最后的結果是，覺得這樣做會暴露行蹤，而且擔心這樣對東亞反日武裝戰線整體、對另外兩個小組，狼組或蝎子組造成影響。

可能有這樣的顧慮，所以最終還是沒有做。

愛哲：那大地之牙實施的這次爆炸案，最后還是造成了十幾個人受傷，這時候你有沒有一些反思，意識到就不存在所謂完美的爆炸案的這種說法。制造爆炸案，它不可避免地有很多不可預測的因素出現，就一定會傷及無辜。

我去三井安放炸彈只是想幫忙。但是出現了傷者后，我覺得不能把責任全推給別人。因為如果我不拿進去，就不會出現傷者。如果不幫忙，事情就不會發生，所以我實際上已經和齋藤是一心同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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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裝生活

東亞反日武裝戰線的人都各自有固定職業，包括我和齋藤之前都在打零工。開始東亞反日武裝戰線活動后，社會信任很重要，需要有不引人懷疑的職業和生活形態，遵守《腹腹時計》里寫的「偽裝成普通市民」。所以齋藤找了工作，成為了一個咖啡館服務生。

我繼續在大學工作。我們作為普通職員工作，只在夜晚或周日活動、聯絡、也秘密見面。我和齋藤假裝戀人很簡單，但對于我來說，如果有人跟蹤齋藤，會發現跟我有關聯的人。

我就以「回老家結婚了」為由隱退，斬斷了和朋友們的聯系。

后來大道寺將司為首的狼組織與齋藤為首的大地之牙開始聯絡。我作為聯絡員被派出去專門負責傳遞信息。彼此不能寫信或打電話，因為會留下記錄，所以一般都是比如約好下周六某地見，就各自下班后傍晚 6 點左右在約定點見面。

雙方會交流彼此組織的成員都有什么觀點，但大家都是用假名來活動，是真正的俄國革命式的地下活動。

愛哲：那時你們已經準備好了氰化物的膠囊，應該就是已經準備好了自殺。你們覺得自殺這種方式能彌補造成的那么多的傷亡嗎？

當時我覺得不自殺就不能承擔責任。雖然無法真正彌補，但我覺得已經到了活不下去的程度了。沒有活下去的資格……

當時我和大道寺將司的關系比較好，我了解到狼部隊他們的想法是這樣：至少要正確地傳達完我們作為反日武裝戰線應當傳達的思想，在完成這一使命之前不能輕易選擇死亡。但如果在完成使命之前被逮捕，那就使用這個膠囊來自我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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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疑被跟蹤

我們其實被跟蹤了很長時間。

有一天，我忘了東西返回家里。回去后要順便扔垃圾，我扔了樓梯下的垃圾。結果看到有人在翻那里的垃圾箱。

那時齋藤還在家，我說「有人在翻我們家的垃圾箱呢，真奇怪」，他說「大概是旁邊工地的人在看看有什么周刊雜志吧」。

還有一次，我乘電車的時候暈倒過，結果在警視廳附近被人扶下車了。我的意識還算比較清醒，當時得到了車站的幫助，在車站的休息室里休息。

我看到外面有兩個穿著得體的男人，好幾班電車過去了他們也不上車，像是在等什么。雖然我不是很明確他們在等我，但我看到有這樣的人，就覺得有點怪，好像在哪見過他們。

正琢磨著「他們是誰呢？」我坐上開往新宿的電車。結果又看到他們就坐在旁邊的車廂里。

我想我是被跟蹤了吧，這樣的事有很多。

我跟齋藤先生說過「我覺得我們被跟蹤了」。他卻說「是你想多了。你太神經質」。現在回想起來，他當時真是糊里糊涂的啊。但是，說不定他自己也察覺到了。

還有一次，老家寄來了一個包裹，上面寫著我的名字和房間號。因為是寄給我的，齋藤先生看到了沒拿，留在那讓我回來后自己去拿。

通常呢，這種東西是寄放在樓下管理員那里的。但當時，管理員卻告訴我，已經被同樓的一個人代收了。我覺得很奇怪，但還是去了這個陌生人的房間，道謝并取回包裹。

在對方開門時，我不經意間看了眼對方的房間，卻發現里面沒有任何生活的痕跡。家里什么家具都沒有，空飲料瓶滿地都是。這時一位身材壯實、穿著休閑的中年男子走了出來，向我道歉說「不好意思拿錯了您的包裹」。他的穿著看著不像剛搬來的，不得不讓人懷疑，我和齋藤確實是被嚴密監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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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當天

■圖 / 被捕的新聞

被捕的那天是星期一早上，我們倆都休息。那天我的公司組織旅游，但我有點累了，就請假沒去旅行休息了。齋藤先生周末工作，星期一就是他的休息日。

他有哮喘，天氣不好的日子或者寒冷的日子會哮喘發作，早上我起床后窸窸窣窣的聲音刺激到了他的神經，他說「不好意思，我還想睡會，你安靜點」，我就繼續睡了，睡得還很死。

后來聽說警察的行動是猛烈敲擊了我們的家門，但我都沒聽到聲音。齋藤有沒有注意到，我沒問。

我們睡在榻榻米上，等我醒來時，被子上已經站著人了。

原來，警察向管理員借了鑰匙，想打開門，但里面上了鏈條鎖，他們還準備了切鏈條的工具。雖然花了點時間，但在清晨進去后，發現我們兩個人都還在睡覺。

我們房間大概有六張榻榻米這么大。中間放著一張小桌子，我們睡在兩邊，我們兩個人都戴眼鏡。眼鏡就放在這張桌子上，旁邊就是膠囊，平時總是放著兩人份的。

我醒來的時候要戴眼鏡，拿的時候我就把膠囊也握在了手里了。齋藤先生的膠囊也在那里，所以我也一起握住了。然后，我裝作疊被子的樣子，靠近齋藤先生，把膠囊遞給他，他接過去了。

然后，我就握著膠囊穿衣服。在這期間，齋藤先生比我先站起來，他把腦袋伸進兩扇門的衣柜里，正要拿出西裝自己穿上的時候被捕的。我的動作比較慢。我的膠囊塞在一個項鏈里，我把膠囊掛在了脖子上。

齋藤先生穿著西裝，立刻被帶出去了，他出去時看了我一眼，當時我已經穿好了平時的衣服，他對我說「穿得像樣點再走」，意思是讓我再換一次衣服。

我心里想，我們馬上就要死了，何必呢。但還是拿出運動套裝好好地穿上了。他還對我說了句「振作點」。

后來我對警察說「我想去洗手間」，其實想去洗手間把膠囊吞了。

但警察說「現在要逮捕你，不能關門」，她們把門開得很大，女警就在那里盯著我，就沒法吞。上完廁所，她們說要搜身，果然被問到那個膠囊是什么，我說「是項鏈」。但是樣子看起來不太像項鏈，所以被警察摘了下來。他們也沒想太多，只是覺得身上不能帶東西，所以就被沒收了。

我以為齋藤也沒吞成膠囊，后來想了想，大概是他把腦袋伸進衣柜里，在拿西裝的時候，吞掉了膠囊里面的東西。然后，他對我說「穿得像樣點再走」的意思是讓我也像他那樣，在衣柜里面把頭伸進去吞膠囊——這是我后來才明白的。

過了兩天左右，我才被告知齋藤死了。知道齋藤是服用膠囊去世之后，我有一種「是我殺了他」的想法。

這種想法至今還有。

■圖 / 被捕時照片

浴田由紀子被捕的這一天是 1975 年 5 月 19 日，這一天，警察同時收網，反日武裝戰線里三個組織的主要成員全部被逮捕。只有「蝎子」組織的成員宇賀神壽一與桐島聰逃脫，但宇賀神也在 7 年后被捕，直到 2003 年出獄。在我們 B 站播出的紀錄片里，你能看到我們對宇賀神壽一的采訪。 反日武裝戰線的成員們被捕之后，日本社會的左翼人士迅速組成了支援連，聲援反日武裝戰線的思想主張，并呼吁廢除死刑。在獄中，反日武裝戰線的成員們也展開了激烈的監獄斗爭，這些都導致法院的審判時間被大幅度的推遲了。

直到兩年后，發生了達卡日航劫機事件。 977 年 9 月 28 日，日本赤軍的 5 名恐怖分子劫持了一架日本航空的客機，讓機長飛往孟加拉國首都達卡。 在達卡，日本赤軍提出了 600 萬美元的贖金和要求釋放包括反日武裝戰線成員浴田由紀子、大道寺凌子在內的 9 名在押犯人。 最后日本政府答應了赤軍的要求，浴田被釋放，之后他們隨日本赤軍前往中東地區。 浴田至今也不太明白，此前并無瓜葛的日本赤軍為什么要營救反日武裝戰線的成員，尤其是為什么要營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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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軍劫機被釋放

愛哲：你們之前跟日本赤軍有過一些接觸、關聯嗎？

我想沒有，因為我討厭赤軍。

赤軍是有一套指揮系統的，作為下屬的每一位赤軍士兵，都必須嚴格服從上級的指令，這與反日武裝戰線非常不同。我第一時間也是覺得，為什么不救出大道寺將司，為什么第一時間是救出了我。

赤軍方面的回答是，想讓大道寺將司這樣的政治家留在日本國內，繼續領導日本國內的反日武裝戰線。但后來我想，我，大道寺綾子和佐佐木規夫都是技術方面的人員，并非政治家或思想家，赤軍應該是并不想要政治家來干擾他們的指揮系統吧。

這僅是我個人的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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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服刑與出獄

關于赤軍內部的情況，我真的不太能講，或者說，現在還不能說。因為還有成員在活躍中。

愛哲：那這期間你是有過一個孩子是嗎？

是的，但只能說這些。因為涉及到孩子的隱私，關于孩子現在在哪里，過著怎樣的生活，是什么樣的人。這些在這種公開場合也不能說。

作為父母，我們沒有權利侵害 ta 的隱私……

愛哲：那我不問關于孩子的任何事實上，在這樣逃亡的路上生下一個孩子，包括你現在回到日本，我猜你們可能也很難聯系，我不知道你現在對 ta 是一個什么樣的心情。

孩子出生了，當然開心啊。很開心，當時也是確實想跟 ta 一起生活下去。

我覺得他在努力地活著，真的很努力！

隨后的 22 年的逃亡生涯中，浴田由紀子的大部分時間都在中東地區支援當地的阿拉伯革命，這其中應該有很多傳奇的經歷。但因為反日武裝戰線的大道寺凌子、佐佐木規夫和赤軍的成員還在逃亡中，浴田不方便透露。 被捕的反日武裝戰線成員中，靈魂人物大道寺將司在 2017 年死于獄中，桐島聰于2024 年一月份自首后幾天就因癌癥過世。黑川芳正和片岡利明還在服刑，其他幾位成員陸續出獄。浴田自己于 1995 年在羅馬尼亞被捕，遣返回日本服刑，直到 2017 年才被釋放。。

■圖 / 1995 年在羅馬尼亞被逮捕遣返回日本

愛哲：因為無論你逃亡的那個 22 年也好，還是后來入獄的 20 年左右也好，我感覺有點像時間穿越一樣，經過很長時間以后回到日本，又經過很長時間的牢獄之后回到現實的日本。你這兩次會感覺日本跟你以前理解的日本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嗎？

我在監獄里待了差不多 27 年。我感覺服刑前后的日本氛圍確實有所不同，雖然還是同一個日本，但我出來后一看，人們為什么變成了這樣？——這是最讓我驚訝的。

到處是御用媒體。雖然有人批評 NHK 怎樣怎樣，但民營電視臺反而更成了御用媒體——對于這種情況，人們卻不進行抵抗，大家就像溫順的綿羊一樣，連到底他們是不是有在思考，或者說思考了還是無動于衷都不知道，溫順到這種程度。

我年輕的時候雖然沖動，站在了革命派的那一方，但至少我是頭腦清醒地思考各種各樣的問題，從小到大一直都是自由地思考著生活過來的。

從我的視角來看，現在社會中的人們都失去了主體性，這是最讓我感受深刻的一點。大家都在被灌輸的主流觀念中喪失了思考能力，該做什么該思考什么，大家都變得不去思考。不知是教育的錯還是其他什么方面的問題。

如果不去糾正，大家又會有朝一日在法西斯的社會中這么毫無思考地生活。

愛哲：你現在回過頭來，怎么去總結和理解反日武裝戰線過去的這個武裝斗爭的這條路？

最大的反省是：只有用自己的頭腦思考、自己做決定，并深入思考自己做出決斷并行動的事情，人才能對此負責。這種覺悟是最重要的。

東亞反日武裝戰線，50 年后的今天我們應該做些什么，我想是方法必須改變吧。現在這個時代，信息的流通方式也不同了，人們接受信息，感受信息的方式也改變了，所以今后必須思考這些問題才行。

當下，作為反日武裝戰線支援連的一份子，我們想做的事就是，讓居住在任何一個國家的每個人，都能夠自覺地去思考當今世界的實際情況，并共同承擔責任和使命，我們想要構建一個大家能彼此共鳴共情，共同思考當下問題的社會。

這里面不需要武器，不需要戰爭，而是用對話的方式溝通彼此。我想為此貢獻一份力。

■圖 / 現在的浴田由紀子接受愛哲的采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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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述者 | 浴田由紀子?

主播|@故事FM 愛哲

制作人|@故事FM 愛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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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語校對|廖可

運營|鳴鳴

實習生｜俞柯伊

視頻紀錄片導演、剪輯｜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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