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寸郵品：董和平先生與他的綏遠郵政歷史的守護之旅

方寸郵品：董和平先生與他的綏遠郵政歷史的守護之旅

作者︱?qū)O樹恒

9月8日上午，呼和浩特市“內(nèi)蒙古民族商場”內(nèi)處處洋溢著建店71周年的喜慶氛圍，商場入口處的周年慶海報、懸掛的彩帶與紀念元素相互映襯，不少市民特意趕來參與這場兼具紀念意義與文化氣息的活動。此前，我便收到了內(nèi)蒙古著名集郵收藏家董和平先生的邀約，得知將有兩部珍貴郵集展出，心中早已滿是期待，當日如約前往會場。

活動核心展區(qū)內(nèi)，《民族友好使者——王昭君》與《綏遠郵政史（1904—1954）》兩部10框郵集整齊陳列，每一件郵品都保護得格外精心。湊近細觀，《民族友好使者——王昭君》郵集涵蓋了不同年代的昭君主題郵票、首日封與紀念戳，從古典畫風的昭君出塞圖案，到現(xiàn)代設計的文化紀念郵票，每一件都承載著對這一歷史人物的敬意；而《綏遠郵政史》郵集則更顯厚重，它以時間為軸，梳理了清末至新中國初期綏遠地區(qū)（今內(nèi)蒙古中部）的郵政發(fā)展脈絡，其中不乏清末民初的地方郵戳、早期郵政單據(jù)等罕見郵品，仿佛一本“可觸摸的郵政史”。

董和平先生待人謙和有禮，與他交流間總能耐心解答關(guān)于郵品的疑問。談及二十多年的集郵生涯，他笑著說：“一開始只是自己喜歡，后來帶著妻子馬潤梅和女兒一起研究，她們對歷史題材特別感興趣，這次展出的5框《王昭君》郵集，妻子光是整理分類、考證背景就花了近三年時間，每一件郵品都是她精挑細選的‘寶貝’。”“女兒跟著我們整理郵品時，也能學到好多歷史故事”，一家人因集郵凝聚的默契與熱愛，格外動人。

臨近中午，展區(qū)逐漸熱鬧起來。董和平先生為前來參觀的民族商場集團員工及現(xiàn)場顧客展開講解。他沒有局限于郵品本身，而是從“昭君出塞背后的民族交往故事”，講到“綏遠郵政如何見證邊疆地區(qū)與內(nèi)地的聯(lián)系”，再到郵票設計中蘊含的地域文化特色，娓娓道來間，原本靜止的郵品仿佛“活”了過來。人們不時駐足細看，對郵集中展現(xiàn)的地方歷史文化價值連連稱贊；周圍的顧客也紛紛圍攏，有人拿出手機拍攝珍貴的早期郵品，還有小朋友拉著家長的手，好奇地追問“這張郵票上的人是誰呀”，董和平先生也耐心蹲下身，用通俗的語言為孩子講解。

人們不僅是欣賞到兩部兼具稀缺性與文化價值的郵集，更被董和平先生一家對集郵文化的堅守與傳承所打動，集郵于他們而言，早已不只是愛好，更是記錄歷史、傳遞文化的方式。而民族商場將這樣的文化展融入周年慶活動，也讓市民在慶祝商場生日的同時，感受到了地方文化的獨特魅力，這樣的經(jīng)歷遠比單純的參觀更有意義。

一、藏家風采：董和平的二十余載郵史堅守

在內(nèi)蒙古集郵界，董和平先生是公認的“綏遠郵政史活字典”。他談及泛黃的實寄封與斑駁的郵戳時，眼中總透著專注的光芒，這份對方寸郵品背后歷史的熱愛，已伴隨他走過二十余載。從最初偶然接觸到綏遠時期的老郵封，到后來主動深耕、系統(tǒng)收集，董和平始終以嚴謹?shù)膽B(tài)度考證每一件藏品：為確認一枚驛站封的傳遞路線，他翻遍《綏遠通志稿》；為核實一處代辦所的設立時間，他多次往返圖書館查閱舊志；為梳理一條郵路的變遷，他甚至沿著當年的駝道、鐵路線實地走訪。對他而言，郵品從不是冰冷的“故紙”，而是能觸摸到歷史溫度的“活化石”，而凝結(jié)他半生心血的《綏遠郵政史（1904—1954）》5框80貼片郵集，更是一部用郵品寫就的綏遠近代郵政歷史。

為此，該部反映邊疆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郵政歷史類郵集，先后獲得：“寶雞2023·第二屆中國鐵路文化收藏集郵展覽”金獎+特別獎；“迎亞展——北京2024中華全國集郵展覽暨2024中華全國首日封集郵展覽”鍍金獎；“中國上海2024亞洲國際集郵展覽”大銀獎；“英國伯明翰2025歐洲國際集郵展覽”大鍍金獎。

2024年11月和女兒董辰婧同為編委，與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檔案館、包頭市檔案館合著出版了《檔案記憶中的綏遠郵政》一書。

二、《綏遠郵政歷史（1904—1954）》：郵品里的綏遠滄桑

（一）綏遠：近代邊疆史的關(guān)鍵坐標

要讀懂這部郵集，需先看清綏遠獨特的歷史地位。作為蒙古地區(qū)較早推行內(nèi)地行政區(qū)劃建制的區(qū)域，綏遠自近代以來便集邊疆治理、民族交融、移民遷徙等議題于一身，在近代中國邊疆史、民族國家構(gòu)建進程中，有著不可替代的意義。

從行政沿革來看，綏遠的身份隨時代更迭：清代時稱歸綏道，隸屬山西省；民國三年（1914年），北洋政府設綏遠特別行政區(qū)，脫離山西管轄；民國十八年（1929年），綏遠正式建省；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10月14日，日軍攻占歸綏（今內(nèi)蒙古呼和浩特），綏遠部分地區(qū)陷入日占時期；1949年“9·19綏遠和平起義”，為這片土地帶來和平解放；1954年，綏遠省與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正式合并，原歸綏市更名為呼和浩特市，成為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首府。而1904年至1954年這半個世紀，正是綏遠從清末新政到新中國初期，經(jīng)歷政權(quán)更迭、行政調(diào)整、社會變革最劇烈的階段，董和平的郵集便以一枚枚郵品為線索，串聯(lián)起這段波瀾壯闊的歷史。

（二）郵路變遷：從“駝鈴悠揚”到“鋼鐵飛馳”

董和平常說：“郵路是‘運輸歷史的通道’，一枚枚實寄封上的郵路標注，就是一段濃縮的交通史。”展框中，不同時期的郵品清晰勾勒出綏遠郵路從“人力畜力”到“機械運輸”的演進，每一條郵路背后，都藏著時代的印記。

1.清末時期（1904—1911）：步班與畜役班的“慢傳遞”

這一時期的綏遠，交通閉塞，郵政剛從驛站體系中分離，郵路以步班（郵差步行）和畜役班（駱駝、馬匹）為主。董和平收藏的清同治拾年（1871年）薩拉齊驛站公文封套，便是目前僅見的綏遠早期驛站遺存——封套上用毛筆清晰標注“薩拉齊—歸化—包頭—托克托—和林格爾”的傳遞路線，下方還寫著“限六日到”。“那時候沒有正規(guī)民郵，凡官府公文皆由驛站傳遞，驛馬接力，遇到風沙或大雪，時間還得延后。”董和平考證發(fā)現(xiàn)，這封公文是當時薩拉齊廳（清代行政單位）告知各周邊府縣與“開墾蒙地”有關(guān)，封套邊緣的磨損痕跡，足以想見當年傳遞的艱辛。

光緒三十年（1904年）大清正式啟用干支紀年郵戳，所見最早蓋有“山西甲辰七月九日歸化城”雙圈三格戳的實寄封，便成了郵集中的“珍稀”少見之物。信封右上角貼兩枚5分銀清代蟠龍郵票，背面分別蓋有5枚不同地名中轉(zhuǎn)戳，寄往比利時。“這封信國內(nèi)既走的就是步班郵路，而后從上海出海，全程56天到達目的地。當時1分銀約等于100個銅錢，相當于普通百姓三天的工錢。”另外董和平還從另一實寄封內(nèi)容得知，從歸化城一家皮貨商寄給太原綢緞莊的“樣品清單”，可見早期郵政已開始服務商業(yè)往來。而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大清三次實寄片，則記錄了畜役班的辛勞：這枚實寄明信片印1分銀郵資又加貼2分銀郵票，從山西寧遠（今內(nèi)蒙古涼城）經(jīng)由北京寄往大比國（今比利時），片上蓋有“由西北旱路張家口大比國收”，“那時候駱駝隊是綏遠到張家口的主要郵力，一支隊10峰駱駝配2名駝夫，白天防沙、晚上防狼，時常斷水斷糧。”

2.民國初期（1912—1920）：畜役班為主的“穩(wěn)定期”

民國建立后，綏遠郵政逐步規(guī)范化，但交通條件仍有限，郵路仍以畜役班為主。董和平收藏的“歸化 壹”紅色碑形木刻戳實寄封（1915年），是這一時期的典型代表：信封寄往山西忻縣，貼3分帆船郵票，封背蓋“歸化 壹”碑形戳——“‘壹’代表當時在歸化城設立的第一個信柜，這種碑形木刻戳目前發(fā)現(xiàn)“壹”“叁”“肆”3種，“貳”至今未見實物。”董和平介紹，這封信走的是“駱駝隊郵路”，歸化廳到山西忻縣，郵資3分相當于1斤小米的價格，“普通人家寄信得精打細算，多是商戶或官員用得多。”

3.發(fā)展時期（1921—1936）：汽車與火車的“加速革命”

隨著1921年平綏鐵路（北平—綏遠）通車至歸綏，綏遠迎來首條火車郵路；1925年，歸綏到包頭的汽車郵路開通，郵路效率實現(xiàn)“質(zhì)的飛躍”。董和平最珍愛的民國十四年（1925年）三盛公郵寄代辦所手填戳實寄封，便見證了這一變革：信封經(jīng)由寧夏銀川寄往荷蘭，貼10分郵票（汽車+畜役班聯(lián)運），背面蓋“三盛公代辦所”手填戳，“這枚封改寫了史料——之前《內(nèi)蒙古郵電志》《甘肅郵電志》記載的三盛公代辦所1928年設立，而這枚1925年的實寄封證明早了3年。”董和平說，當時歸綏到包頭的汽車郵路每天1班，180里路僅需4小時，比純駱駝隊快了5天，“商戶最愛走汽車郵路，信里的‘貨款結(jié)算單’能更快到賬，郵資貴點也愿意。”

另一枚“包頭前街城市信柜”戳實寄封（1935年），則是火車郵路的“活證據(jù)”：信封寄往北平，貼5分郵票，平綏鐵路通車后，包頭到北平3天就能到，比駱駝隊快了12天，普通百姓寄緊急信也會選火車，比如這封信里夾的‘母病速歸’紙條，就是靠火車郵路及時送到的。

4.抗戰(zhàn)時期（1937—1945）：戰(zhàn)火中的“艱難郵路”

1937年日軍攻占歸綏后，綏遠郵路被分割，火車、汽車郵路時常中斷，只能靠步班和畜役班“繞路送信”。董和平收藏的1937年11月歸綏寄陜壩實寄封，是這段歷史的“見證者”：信封貼10分郵票（比戰(zhàn)前漲1倍），蓋“歸綏—陜壩 步班繞路”戳，背面寫著“郵路受阻，繞山路200里，十八日到”。“這封信是歸綏一家貨棧寄給陜壩分號的，說‘貨棧被占，速轉(zhuǎn)存貨’，信封邊緣還有彈孔，應該是繞路時遇到了戰(zhàn)亂。”

另一枚“永安堡村鎮(zhèn)信柜”單掛號實寄封（1940年），則記錄了駱駝隊的堅守：信封寄往寧夏吳忠，貼15分郵票（掛號+超重），蓋“永安堡—吳忠 駱駝隊”戳，批注“遇風沙延期7天”。“那時候駱駝隊不僅要送信，還要躲避日軍檢查，風險極大。”董和平查閱史料得知，這枚封的郵遞員“李老栓”，1942年在繞路送信時犧牲，“這枚實寄封，也是對英烈的紀念。”

5.解放戰(zhàn)爭時期（1946—1949）：航空郵路的“新嘗試”

抗戰(zhàn)勝利后，綏遠恢復火車、汽車郵路，1946年還開通了歸綏到北平的航空郵路，雖只短暫運營，卻成了郵史的重要節(jié)點。董和平收藏的1948年航空調(diào)資首日掛快實寄封，僅使用51天便停用：信封寄往北平，貼20分航空郵票+5分掛號費+3分快信費，合計28分，蓋“歸綏—北平 航空首日”戳，“早上寄信下午到，比火車還快，但當時物價飛漲，15天后郵資就漲到35分，這枚封成了‘短命郵品’。”

而1949年9月歸綏寄天津航空實寄封，則是綏遠和平起義前的最后一批航空郵品：貼30分郵票，蓋“歸綏—天津 航空”戳，“13天后綏遠和平起義，航空郵路暫停，這枚封也成了‘尾日郵品’，存世極少。”

6.新中國初期（1949—1954）：穩(wěn)定的“人民郵路”

1949年后，綏遠郵路恢復穩(wěn)定，火車、汽車成為主流郵路，郵資改用人民幣（舊幣），價格趨于平穩(wěn)。董和平收藏的1950年歸綏寄交城實寄封，貼800元人民幣郵票（相當于新幣8分），蓋“歸綏—交城 汽車+步班”戳，標注“三十六日到”。“當時部分山區(qū)沒通汽車，需要汽車轉(zhuǎn)步班，但比戰(zhàn)亂時穩(wěn)定多了，郵資800元相當于1斤玉米面，百姓寄信更方便了。”

1954年雙蒙文戳實寄封則是蒙綏合并后的特色：信封寄往“歸綏（呼和浩特）”，貼1000元人民幣郵票，蓋“雙蒙文+漢文”郵戳，“這枚封的雙蒙文戳，體現(xiàn)了民族地區(qū)郵政特色，也預示著蒙綏合并的趨勢，兩天就送到了，郵路和生活都越來越安穩(wěn)。”

（三）郵資演變：時代經(jīng)濟的“微觀縮影”

除了郵路，郵集中的郵資變化，也是近代綏遠經(jīng)濟的“晴雨表”。董和平梳理發(fā)現(xiàn)，半個世紀里，綏遠郵資經(jīng)歷了“銀本位—銀元—法幣—人民幣”的四次變革，價格也隨時代波動：

——清末（1904—1911）：民郵初創(chuàng)，普通信函1分銀（約100文銅錢，合三天工錢）；

——民國初期（1912—1920）：銀元本位，普通信函1分（約0.01銀元，合1斤小米）；

——發(fā)展時期（1921—1936）：物價穩(wěn)定，普通信函3分（掛號5分，合1斤小米）；

——抗戰(zhàn)時期（1937—1945）：物價飛漲，普通信函從3分到法幣2元（合5斤小米）；

——解放戰(zhàn)爭時期（1946—1949）：貨幣貶值，普通信函法幣20元，航空郵資30元（合10斤小米）；

——新中國初期（1949—1954）：人民幣計價，普通信函800元舊幣（合新幣8分，1斤玉米面）。

“每一次郵資調(diào)整，都對應著時代的變化——從清末的初創(chuàng)，到民國的發(fā)展，再到戰(zhàn)亂的動蕩，最后到新中國的穩(wěn)定，郵資就是一部微觀的經(jīng)濟史。”

（四）郵集的學術(shù)價值：填補史料空白

這部郵集的珍貴之處，不僅在于記錄了郵路與郵資，更在于填補了多項史料空白：

——改寫時限：1925年三盛公代辦所實寄封，證明代辦所設立時間比史料記載早3年；

——新發(fā)現(xiàn)戳記：“歸化 壹”碑型戳、“包頭前街城市信柜”戳等，均為首次發(fā)現(xiàn)；

——填補館藏空白：清同治拾年驛站封、光緒一次實寄明信片等，內(nèi)蒙古、呼和浩特兩級館藏均未收錄；

——基層郵史佐證：“涼城香火地”“隆興長永安堡”等村鎮(zhèn)信柜戳實寄封，為研究基層郵政提供了一手資料。

“這部郵集不是私人藏品，而是研究綏遠郵政史、邊疆史的重要資料。”董和平說，已有多位學者通過他的郵集，修正了學術(shù)論文中的錯誤，“這就是收藏的意義——讓歷史更真實。”

三、郵品的力量：守護歷史的“方寸擔當”

二十多年來，董和平從未將收藏視為“個人愛好”，而是將其當作“守護歷史的責任”。他說：“綏遠郵政史是近代邊疆史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郵品如果丟了，那段歷史就可能被遺忘。”

為了讓更多人了解這段歷史，他多次舉辦郵展，免費開放郵集供學者研究；為了考證一枚郵品的背景，他不惜花費數(shù)月時間查閱史料；為了保存郵品，他專門定制恒溫恒濕的收藏柜，甚至自學文物修復技術(shù)，修復破損的實寄封。“每一枚郵品，都有自己的故事，我要做的，就是把這些故事講給更多人聽。”

如今，《綏遠郵政史（1904—1954）》郵集已成為內(nèi)蒙古郵史研究的“活教材”，而董和平仍在繼續(xù)收集——他說，只要還能找到綏遠時期更早、更特殊的郵品，他就會一直堅持下去。因為他知道，這些方寸之間的郵品，承載的不僅是郵件，更是一個地區(qū)的記憶、一個民族的歷史，而這份“守護”，就是對歷史最好的尊重。

（作者檔案：孫樹恒，筆名恒心永在，內(nèi)蒙古奈曼旗人。蒙域經(jīng)濟30人專家組成員，呼和浩特市政協(xié)智庫專家。中國金融作家協(xié)會會員，中國散文家協(xié)會會員、 內(nèi)蒙古作家協(xié)會會員、內(nèi)蒙古茶葉之路研究會副會長，內(nèi)蒙古詩書畫研究會高級研究員兼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