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都知“聞雞起舞”，卻未聽祖逖的最終下場，許多老師都不會講

是誰選了胡亥？一份出土竹簡證明，司馬遷讓趙高和李斯背鍋兩千年。

說到胡亥，咱們腦海里立刻冒出兩個詞：篡位、暴君。在《史記》里，司馬遷不惜用“弒逆”、“背主”之語，給趙高、李斯扣了兩個世紀的罪名。

但自從2015年出土的竹簡《趙正書》面世，歷史畫風就突然變得不一樣了——原來，胡亥坐上皇位，竟然是秦始皇早有安排？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先說《趙正書》。開篇就寫：秦始皇出巡，半路大病，心里早預料自己五十必死，想借巡游逆天改命，卻不料“天命不可變歟”。

眼見時日無多，秦始皇把丞相李斯叫到身邊，說：“朕憂朝堂不靖，諸侯豪強或相傾軋，百姓受其苦，卿為相，應舉一主以繼大業。”說完，擺開龍椅，托付外甥馮去疾和李斯一起薦嗣。

兩人對視一眼，都推薦了胡亥。理由很直接：胡亥從小隨父南巡北戰，性情剛毅，且常聽法度，身邊有通監獄法的趙高輔佐；兄長扶蘇素來仁厚，主張徐圖焚書坑儒之事，與始皇有別。

秦始皇聽罷，點頭稱善，立即敕書，定胡亥為儲君。李斯建議先在行在處立下太子詔書，回咸陽后再行大典，秦始皇應聲允諾。

這段描述里，秦始皇并非往日那位唯我獨尊、喜怒無常的“暴君”，反而多了一份憂國憂民的情懷。只可惜，不到五日，始皇駕崩。

照說，太子詔已立，皇位該由胡亥繼承。可接下來發生的，就像陳勝吳廣起義時那句口號：“當立者乃公子扶蘇！

”張口便成三軍旗號。扶蘇派監軍蒙毅上書，勸秦始皇修復焚書坑儒之過，卻因此招致始皇不悅，被發配上郡。

扶蘇外放，胡亥留都，命運從此分道。可史書上卻偏偏說：扶蘇才是真正的嫡長，始皇沒打算立胡亥，還被李斯、趙高合謀逼死。

問題是，史料自相矛盾。司馬遷在《本紀》里說是篡位，在《蒙毅列傳》里又說秦始皇早年就想立胡亥。

司馬遷的筆墨里，兩種說法硬生生擱在一起，誰是誰非，一時難斷。

可是，《趙正書》還沒完。它直言：扶蘇死后，鴻臚徐福面對突如其來的皇位，驚得腿都直打哆嗦，想回稽首請示，胡亥早一步下令：“朕今即位，不日詔宴，勿得遲到。

”還調走了近臣，將監軍蒙氏兄弟一網打盡。此地氣氛，宛如朝堂里的丑角登場：一群翹首以待的群臣錯愕不已，不知新天子何時發喑啞金鼓。

胡亥自己斷案殺了扶蘇，又嚴令左右，誰敢質疑，便斬于市。李斯見勢不對，曾請旨不殺扶蘇眾將，結果被指“擅改詔法”，下獄。

趙高卻順勢登峰造極，成了新丞相，拿著當年的“通獄法”手札，來者不拒，殺胡亥、除李斯、鏟扶蘇余黨，血雨腥風幾乎吞沒咸陽。

《趙正書》到此終章。作者最后評語直白而又冷酷：“二世之失，在君不聽諫也。

”就是說，胡亥真正的罪行非造反，而是固執，不聽和緩之言。這句結論，擺明了一個問題：歷史不是只有一條線，如果我們只盯著《史記》這棵樹，可能就看不到周圍的森林。

那么，究竟誰真誰假？在《趙正書》之前，殷墟簡牘、咸陽出土石刻幾乎沒一本把胡亥寫成篡位者。

一紙《二世詔書》傳至后世，開頭就說自己要“寬仁為政”，與《趙正書》里秦始皇千叮嚀萬囑咐的“唯仁是保”遙相呼應。換句話說，胡亥當了皇帝，恰于法度；扶蘇立不立，或許真是因性格而定。

扶蘇仁慈，適合軟化人心，但易生托孤亂；胡亥尚法，與始皇脾性相近，自然被認作繼承人。

說到這里，不免要問：司馬遷為何要偏偏把罪首指向李斯、趙高？這背后，是對漢初政治環境的顧慮——若大書秦皇英明，豈不當眾戳破漢高祖江山來得不易？

而此時，漢武帝又要扶正儒教，司馬遷寫史，自然要對暴君說一不二。正史未必真，何況是漢家書吏掂過的砝碼。

最后再設一個問：若秦始皇真心想立胡亥，扶蘇只是被冤枉外放，那陳勝吳廣起義時，為什么沒以“扶蘇復辟”為號召？這一點或許揭示了更深的史實——起義軍的旗幟，從未真正把秦朝夾在“對”與“錯”之間，他們針對的，不只是偏愛子嗣的父皇，也包括鉗制思想的鐵蹄。

所以，無論《趙正書》還是《史記》，其中摻雜了多少腳色，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誰掌筆，誰就能定乾坤。

參考資料：[趙正書出土漢簡記載]、[司馬遷《史記》胡亥本紀與蒙毅列傳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