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結束警示教育大會,攀枝花市教體局原黨組書記、局長李福惠便應聲“落馬”,這極具諷刺意味的一幕,讓這位被貼上“美女局長”標簽的官員,瞬間從教育行政舞臺的中心跌入紀律審查的漩渦。但輿論聚焦的不應是她的容貌,也不該止于個案本身,而需穿透其“從營業員到教育局長”的履歷表象,直面教育行政崗位專業性缺失這一深層病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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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福惠的任職軌跡,堪稱一場跨度驚人的“跨界冒險”。1996年從攀枝花市東區渡口商場營業員起步,她輾轉團委、街道、宣傳、旅游、文化等多個領域,2021年毫無教育系統核心工作經驗的她,卻空降成為執掌19萬學生、1.38萬教師的市教體局一把手。當“教育小白”站上教育行政的關鍵崗位,不僅是對19萬家庭教育期待的輕慢,更是對“科教興國”戰略基層落地的考驗——教育局長本該是教育規律的踐行者、師生權益的守護者,何時竟淪為部分人仕途進階的“通關勛章”?
遺憾的是,這種“外行管教育”的荒誕并非孤例。2014年某市畜牧局局長轉任教育局長的新聞,曾引發輿論嘩然。彼時教師群體還在調侃“扶貧、反詐、禁毒等雜活已占滿教學時間,幸好畜牧局還沒‘插手’”,未曾想“跨界”的觸角早已悄然延伸至教育核心管理層。當地政府一句“符合規定”,看似回應了程序合規性,卻回避了最關鍵的問題:教育作為一門兼具科學性與人文性的學科,真的能容忍“崗位輪換”凌駕于專業規律之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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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全球教育治理的成熟經驗,專業底色始終是教育管理者的核心素養。蔡元培執掌北大前,既深諳傳統科舉體系,又深耕西方教育哲學,方能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理念,奠定北大的精神基石;芬蘭教育能領跑全球,關鍵在于其教育部長多從一線教師、校長中選拔,部分甚至需具備教育學博士背景,確保決策始終扎根教育實踐。反觀國內部分地區,教育局長崗位仿佛成了“通用崗”——畜牧局出身者可能用“養殖思維”管學生,抓生產出身者可能將升學率異化為“考核KPI”,這種“外行主導內行”的治理模式,只會讓教育陷入“重形式、輕本質”的泥潭。
教育的特殊性,在于它是“慢的藝術”,需要“種樹人”而非“魔術師”。學齡人口波動下的資源調配、“縣管校聘”改革中的教師權益保障、教育數字化轉型中的技術賦能……每一個教育難題的破解,都需要管理者具備專業認知與實踐經驗,而非靠開會喊口號、搞表面文章就能應付。李福惠的落馬,無論問題出在之前的崗位還是教育系統,都給盲目推行“輪崗任職”的機制敲響了警鐘:崗位輪換的初衷是培養復合型人才,但前提是尊重行業規律,而非無視專業壁壘的“亂點鴛鴦譜”。
更值得追問的是,李福惠的“跨界晉升”通道究竟由誰打開?從營業員到教育局長的每一步跳轉,是否經過了專業能力的嚴格評估?當輿論將目光聚焦于“美女局長”的標簽,或是戴璐事件中的顏值爭議時,恰恰忽略了背后可能存在的權力運行漏洞——若專業門檻讓位于“人脈”“資源”,教育行政崗位便會淪為權力尋租的工具,最終讓孩子們為成年人的“仕途游戲”買單。
教育不是官員的“鍍金池”,不是臨近退休的“休養站”,更不是權力博弈的“試驗場”。“一年種谷,十年種木,百年育人”,這句古訓道盡了教育的厚重與責任。未來的教育掌門人,或許不必都出身一線教師,但必須懷揣對教育的敬畏之心、具備扎實的專業能力;教育行政體系的改革,更需建立“專業準入”與“能力考核”機制,讓懂教育、愛教育的人留在崗位上,讓“跨界奇跡”不再上演,讓教育回歸“立德樹人”的本質。這不僅是對19萬攀枝花學生的負責,更是對國家教育未來的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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