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照相館》阿昌：民國郵差躲轟炸拒私貨，生命守護通訊生命線

1938年南京淪陷后，郵差在日軍轟炸中出于畏懼，蜷縮成團，雙手卻死死護住胸前的郵包——這不是電影情節，而是民國郵差真實的職業本能反映。

AI生成

電影中的郵差——阿昌

電影《南京照相館》的上映，主人公郵差阿昌，穿著綠色的沾著灰塵的制服，帆布郵包磨得發亮，騎著自行車穿梭在南京的大街小巷，挨家挨戶的送信件，也令不少人回憶起過去信件郵差的時代。

尤其在電話尚未普及的年代，人們主要于親朋好友聯系的方式就是信件，正所謂“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尤其在民國電話電報沒普及，穿梭在城市街巷與鄉村阡陌之間的郵差，并不是單純的“信件傳遞者”，乃是民國通訊網絡的“毛細血管”。當時民眾就是通過信件的信息維持情感，戰亂的亂世也是依靠郵差的信件維持秩序。

在電影一開頭，郵差阿昌為了給一位素不相識的老爺爺，尋找女兒寄來的家書，毅然斷絕了郵政局長上車的邀請，毅然返折回郵局。

當老爺爺看到女兒的信件里報平安，心里非常高興。但阿昌卻錯過了前往碼頭的郵政卡車，但由此也躲過了一場日軍的轟炸，撿回了一條命。這一情節勾勒出阿昌“膽小又善良”的社會底層人物性格，也代表民國郵差從業人員的性格。

只要我們翻開民國時候的《郵政月報》《申報》等歷史文獻，就可以獲知電影中阿昌躲轟炸，隨時可能喪命的生活非藝術虛構，卻是民國無數郵差群體的生存縮影。

在民國依靠信件通信的時代，郵差們都是在道路上的“鐵腳板”，挨家挨戶挨村傳遞著信件。戰火硝煙時候，卻容易變為被斃的“活靶子”。郵差們沒有和平年代的歲月靜好，很多時候都在“躲轟炸、拒私貨”危險的刀尖上行走，不小心就失去了生命，這也是民國普通百姓生活艱辛的反映。現在，本文就講述民國郵差們職業群體的生活。

公務員考試？民國郵差選拔比高考還難！

電影中阿昌的郵差編號是1213，象征南京淪陷的日期。但這個編號并非虛構，乃代表民國郵政系統的管理制度。

民國建立初期，郵政上也借鑒了西方的郵政制度管理制度，對傳遞信件的郵差，都是進行嚴格選拔和考核。如今天的公務員考試一樣，采取嚴格的郵差選拔制度。郵差選拔條件是年齡在18-35歲之間，身體健康（無殘疾無傳染病），能識文斷字，以及基礎算術能力，以便處理郵寄信件、匯款、包裹登記等事項，一部分地區還核查家庭背景，排除犯罪記錄者。

除了選拔嚴格之外，當郵差還需要嚴格的技能考核，考核技能就是“路線記憶”和“投遞速度”，主要就是考察考生能在短時間內，熟記沿途街道、門牌編號，完成模擬投遞。鄉村郵差，主要還考核對山路和渡口的熟悉程度，以及應對惡劣天氣的能力。

民國郵政局

如1936年南京郵政局招考時：

“應征者需通過《郵政章程》的筆試，負重30斤步行20里，目測能辨識如鴉片、軍火等50種常見違禁品，錄取率通常不足15%，應聘者多為城市貧民或破產農民，78%的郵差僅有小學文化——1936年南京郵政檔案（南京市檔案館藏，全宗號J001-1936-089）。

郵差通過考核之后，要經過郵差投遞知識的1-3個月的培訓，培訓之后才能上崗工作。當時民國郵差大多數穿著標志性的綠色制服，大多數郵差都是男子，只有在上海、北平等大城市的女校、醫院和高檔住宅區，才是女子郵差。

由于民國郵差選拔嚴格，屬于交通部的“國家雇員”，如影視劇的阿昌一樣，有編號管理，享受國家薪資，社會地位還是高于工人、黃包車夫等社會底層民眾。

民國郵差：低收入高風險

但是，享受國家薪資的民國郵差，卻是典型的“低收入高風險”職業，不具備有公務員的福利和保障。1935年《交通部郵政統計年報》載明：全國郵差月薪平均12-18銀元。

民國郵政所

要知道，當時普通工人月薪8銀元，小學教師月薪30銀元。郵差的收入高于體力勞動者（車夫、工人），基本可租單間（月租3銀圓）、每日吃兩頓葷食；但是低于知識分子和政府編制的公務員（教師、編輯）。

但郵差沒有任何社會福利保障。城市郵差大多數是配置自行車，但需要交押金，如1932年北平郵政局要求郵差繳納20銀元押金才能領車（相當于2個月工資），一旦車輛損壞從押金扣款，這也是變相對郵差的剝削。

1929年浙江郵政報告稱：

“瘧疾致死的郵差，家屬僅獲5銀圓喪葬費。”

由于沒有福利保障，這也使得郵差生存狀況堪憂。如1936 年《申報》報道，南京郵差李正明在投遞時被人力車撞傷，郵政局只給了 15 銀元醫藥費，之后治療花光了家里的積蓄。

最令人心疼，就是郵差乃是辛苦的體力活，日常工作強度驚人。民國城市的郵差，如電影中的阿昌一樣，乃是快節奏的“綠衣人”。工作時間一般是早上六點到晚上八點，遇急件需連夜送達。每日步行或騎自行車投遞100-200封信件，需熟記街巷布局。銀行匯票、政府公文需優先投遞，延誤可能受罰。

上海郵政局1935年規章載：“郵差須‘風雨無阻，晝夜兼程’，延誤者罰薪三日。”可以看到郵差工作任務的繁重。

鄉村郵差，基本上是山間小路的孤行者。在農村的山路，需要步行，或者驢車和馬車、小船顛簸航行，偏遠地區甚至如云南怒江峽谷需溜索過江，腳下是奔騰的江水，懷里是前線士兵的家書。

1920年代,河北,一位郵差戴著帽子,穿著棉大衣

由于鄉村交通不通，郵差可能一周才跑一趟，每日在山路步行30-50里，風雨無阻送信，幾天才到達目的地，郵件一般用油布包裹防雨，路上可能遇到野獸、土匪、自然災害等危險，可謂高危職業！

抗黑幫：郵差每天都是“生死時速”

民國是一個軍閥割據時代，各路軍閥各自為政，通過郵政信件從事走私現象屢屢發生。為此，郵差還要當兼職的“人肉驗貨員”，練就火眼金睛的功夫，一眼發現違禁品。如1934年南京國民政府頒布的《郵政法實施細則》規定，郵差需目測檢查郵件是否含違禁品，如發現私貨（走私煙土、軍火等），必須上報。

戰亂時代的郵差：躲炸彈威脅

在民國戰亂時代的郵差，經常躲避炸彈，稍有不慎就沒命了。這不是夸張，是每天面臨的現實。 20世紀40年代,江蘇無錫郵政人員在收集整理郵筒里的信件

20世紀40年代,江蘇無錫郵政人員在收集整理郵筒里的信件

如抗戰爆發之后，日軍為了更快占領中國領土，對中國主要城市都是進行“無差別轟炸”戰略，郵政設施成為了重點目標。

美國傳教士魏特琳在《烽火連天中的南京》（1938年）中寫道：

“郵差們像螞蟻般在瓦礫中穿行，昨天送信的巷子，今天已成焦土。”（P.142）

由于日軍的轟炸頻繁，“躲轟炸”就是戰亂時候郵差們的必修課。根據1940 年《郵政月報》第 8 期統計，1937-1940 年國統區，一共有 三十二名郵差在投遞信件中。因轟炸傷亡，尤其是南京、上海的郵差傷亡率更高。

根據記載，1937 年 10 月，南京郵差陳永發在新街口投遞時，日軍飛機轟炸南京，投擲的炸彈就落在附近，他出于郵差的職業道德，用身體抱著包裹進了路邊的店鋪。雖然玻璃碎片劃傷了他的臉，郵包卻沒沾一點灰。但是，同一路段的另一位郵差，卻來不及躲避就喪命了。

1937年，中國上海一名郵差

在1941年重慶大轟炸時候，郵差們一邊聽著防空警報，一邊投遞郵件。當警報響了，就躲進防空洞，警報一停就立刻出發投遞。很多郵差一天要進很多次防空洞，躲三四次轟炸，天黑最終才能回家，可謂是危險又辛苦！

拒絕私貨

如前面講述，民國走私猖獗，郵差就是終點賄賂的對象。在1935年《申報》報道：上海法租界鴉片販子日塞郵差2銀元，求夾帶”小包裹”，面對賄賂，郵差遭遇兩難的選擇。如果收賄賂，根據郵政局的規則，肯定是被罰款和革職，丟掉這一體面的飯碗。但如果拒收賄賂，肯定遭遇到黑社會幫派的報復。

如在1936年天津《大公報》載，郵差張德海因拒收藏有軍火的“茶葉包”，被黑社會幫派砍傷了左臂。

這是有具體的例子證明的，在南京市檔案館藏《首都郵政局違紀案卷》（1937年）顯示，1936年全國郵差因“拒私貨”，遭到莫名其妙的襲擊事件，一共達137起，其中32人殘疾。

南京市檔案館《首都郵政局殉職名錄》（1938年，全宗號J001-1938-045）也這么記載：

“南京下關郵局，李德明，28歲。1938年1月12日，拒收日本商人‘糖盒’（內藏手槍零件），被日本憲兵以‘破壞大東亞共榮’罪名當街槍決。”

民國郵差：傳遞地下情報信息

抗日時候，郵差政治作用特別凸顯。在很多日偽區也就是淪陷區的郵差，出于愛國心，主動配合抗日地下情報工作人員的工作。這些郵差雖然被日軍強迫佩戴“大東亞共榮”的袖標，在日軍的嚴密監控下傳遞“非敏感”的郵件，但也秘密協助抗日地下組織傳遞情報信息。

1951年,河北定州,郵遞員將報紙送到當地農民手中

但這些工作都是高危的行業，稍有不謹慎就喪失性命。

如在日偽區的郵差王德勝（化名），借用投遞信件之便利，把奎寧、磺胺等禁運藥品藏入郵件，送至陜西的八路軍根據地。

后來，在1943年，王德勝由于漢奸告密被逮捕，就義前高喊著：

“老子送的是中國人的救命信！”，可以看到普通郵差的拳拳愛國心。（《晉察冀日報》1943年8月）

郵差傳報信息事情增多，這也使日寇把郵差當敵人看待。根據《拉貝日記》1937年12月18日記載：

“日本憲兵以‘通敵’為由，當街槍殺3名郵差，只因他們試圖修復郵政線路。”拉貝試圖交涉，卻被告知：“送信的，都是敵人。”

“民國郵局

又如1937年11月淞滬會戰的時候，上海郵差趙振鐸因退回“日商禮品”（實為情報膠卷），全家遭日軍掃射（《上海抗戰時期郵政史料》，上海書店出版社，1985年，第77頁）。

又如 1941 年，北平郵差趙文華因不知情幫人帶了 “印有抗日標語的傳單”，被日軍逮捕后也沒出來。

民國郵差：亂世通訊的生命線

民國郵差送的信件，有前線士兵與家人的家書、商業的生意函、師生同學的信件等，這些信件都是民眾的通訊信息，郵差自然成為民眾“通訊生命線”的守護者。

所以，民國郵差在飛機轟炸的硝煙中，即使害怕得蜷縮成團，也要雙臂保護郵包，守衛郵包里民眾的信件！這不是煽情，卻是民國郵差捍衛通訊的責任心反應！

如在1937年11月，上海淪陷前，郵政總局發布《告全體郵員書》，賦予郵差在戰爭時候的責任：

“縱使炮火連天，郵路即國脈。一信不達，民心即散！”（《申報》1937年11月25日）。

這也使很多郵差為了這一份職業責任，犧牲生命也要護送信件！

德國商人約翰·拉貝在日記中，對當時普通郵差的責任心做了詳細記錄：

1938年1月，7名郵差冒死將平民的求救信送到安全區，在途中一共5人被日軍殺，但信最終抵達武漢——這封信的送達，直接促成國際紅十字會介入救援。

為了表彰這些郵差在戰亂年代，為民眾服務的責任心，1946年國民政府在光復南京之后，追授這七名戰時殉職郵差為“忠烈”。

在民國戰場的大后方，郵差不僅是傳遞信件，更承擔著前線與后方聯絡信息的輔助工作。1938 年《申報》報道，抗戰后方的湖南、四川等地的鄉村郵差，經常幫前線軍人傳遞家書，既能穩定軍心，又鼓舞作戰的士氣！解放戰爭時候，國統區的郵差也配合共產黨的宣傳政策，向民眾遞送我黨的宣傳片，乃我黨政治動員的重要力量。

結語

當代社會，我們在手機上動一動手指，就能發送一條微信信息。但我們需記住，在民國戰亂時代，曾經有一群“綠衣人”，用生命為民眾傳遞信息，守護民眾的每一封家書。

歷史從未遠去，它只是換了一種方式存在。即使電影是虛構的，但真實的郵差阿昌卻活在民國的街頭和鄉間小道。在那時代，郵差們為了送情報信息、或者報平安的家書，躲過的每一枚炸彈、每一次轟炸、每一次為送信的長途跋涉，每一次在信件拒收的私貨，都是履行郵差職業的家國情懷。

所以，民國郵差的故事，不只是社會底層勞動者的掙扎，卻是平凡的普通人用汗水和生命，詮釋了 “責任” 二字的重量，他們的身影，值得被留在歷史的記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