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難,在罪行中不斷循環往復。
但苦難的裂縫中,是光照進來的地方。
之前在寫 中說,南京大屠殺那種慘絕人寰源于人性之惡。正好今天在《資治通鑒》里看到這樣一段記載,也是發生在南京:
“初,城中男女十余萬人,及陷,存者才二三千人……景皆使羸病者負其金帛,因而屠殺,至于嬰兒,擲于空中,以槊承之,以為笑樂。城中積尸不暇埋瘞,爛汁滿溝,血水滿街。”
“自是千里絕煙,人跡罕見,白骨成聚,如丘隴焉。”
用白話文場景還原一下:
南朝梁的“侯景之亂”時,富庶的建康城(今南京)被圍困日久,城破之時,原有的十余萬居民,僅剩下兩三千人幸存。叛將侯景讓那些瘦弱有病的人背負搶來的財寶,隨后便將他們屠殺。其手段極其殘忍,甚至將嬰兒拋向空中,用長矛接住,以此取樂。城中尸體堆積如山,無法及時掩埋,腐爛的汁液流滿溝渠,鮮血浸透街道。戰亂過后,原本繁華的江南地區變得千里無人煙,不見炊煙,只有累累白骨堆積如山丘。
如果不說年代,你可能以為這一段是對南京大屠殺的描寫。
苦難,在罪行中不斷循環往復。
但苦難的裂縫中,是光照進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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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抗戰來說,許多外國傳教士選擇留在中國,他們本可以離開戰爭,但他們選擇留下來。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醫療技能和國際背景,留在了烽火連天和生靈涂炭的地方。
《南京照相館》的原型就是他們用相機和筆秘密記錄下日軍的暴行,并將這些證據想方設法帶出中國,告知全世界,打破了日本的新聞封鎖。
并他們利用自己的外交渠道,向本國政府報告中國的真實情況,試圖影響國際輿論和政策,為中國爭取援助和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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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在《南京照相館》里展現的南京安全區與難民營,就是他們在提供人道主義庇護。庇護了約25萬中國難民,使其免遭日軍屠戮。
這里留下了一些光彩的名字。
約翰·拉貝:德國西門子公司駐華總代表,也是一位基督教徒。他作為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主席,以其納粹黨員的身份為掩護,與日軍據理力爭,無數次阻止日軍進入安全區施暴。他日夜奔波,驅趕試圖強奸婦女的日本兵,他的日記《拉貝日記》成為揭露南京大屠殺真相的最有力證據之一。他常說:“我之所以留在南京,是因為我在中國生活了30年,我的兒子、孫子都出生在這里。我的事業和幸福都在這里,我無法在困難時刻拋棄中國人民。”
明妮·魏特琳:美國傳教士,中文名華群,時任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務長。她將學院改為難民營,主要收容婦女和兒童,最多時收容了超過1萬人。日夜守護在學院門口,無數次直面持槍的日本兵,從他們手中搶下中國婦女。她因目睹太多慘狀而精神深受創傷,回國后不幸自殺,在她的日記最后一頁寫著:“我若能再生于這個世界,仍然要為中國服務。”
另外,《南京照相館》里展現的戰區醫院,也主要由他們建立,許多傳教士本身就是醫生和護士,他們開設的教會醫院成為戰地前線最重要的救命所。
理查德·布朗:加拿大聯合教會傳教醫生,在河南商丘圣保羅醫院工作。抗戰爆發后,他拒絕撤離,醫院成為收治中國軍隊傷兵和難民的重要基地。他曾連續手術幾天幾夜,甚至在日軍占領商丘后,仍想方設法為中國人提供醫療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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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亂導致無數孩子流離失所,成為孤兒。很多傳教士傾盡所有保護兒童,創辦孤兒院和學校。
格里戈里·克里莫夫:一位俄羅斯東正教傳教士,在哈爾濱等地救助了大量中國孤兒和難民。
許多無名修女,在各地的教堂和教會孤兒院里,冒著巨大風險,收容和藏匿被戰爭奪去親人的孩子們,為他們提供食物、住所和教育,使他們免于餓死或被日軍抓走。
這些名字和事跡,可能不在二戰進程的主流敘事里面,但他們就像弱小的種子,在垂直的方向,孕育參天大樹,扎根大地的巖層,伸向天際的高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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