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工男”沈括的處世之“妙”

沈括是通才，學問其實更偏重于今日所謂的理工，但如果一味以理工思維看待文科問題，不免有煞風景的時候。《夢溪筆談·譏謔》指責白居易《長恨歌》“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偏離唐明皇幸蜀路線，尚符合“詩歌地理學”；又通過數(shù)學運算，批評杜甫《古柏行》“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說：“四十圍乃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也。”如此不解風情，后人也覺得好笑，王觀國《學林》專門拈出：

杜子美《古柏行》曰：“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存中《筆談》曰：“無乃太細長乎？”觀國按，子美《潼關(guān)吏》詩曰“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余”，世豈有萬丈余城耶？姑言其高耳。四十圍二千尺者，姑言其高且大也。詩人之言當如此，而存中乃拘拘然以尺寸校之，則過矣。

言猶未盡，又補一刀說，漢武帝作建章宮，《史記》形容“度為千門萬戶”，后來班固《西都賦》、杜牧《阿房宮賦》都用“千門萬戶”來刻畫宮殿雄闊，如果真要計較的話，“戶”是門扉，兩扇為一門，按“千門萬戶”坐實，豈不是一門有十戶矣！觀沈括一生行止，基本沒有脫離“理工男”的思維，這樣的人設(shè)，在北宋中期的復雜政治斗爭環(huán)境下不能討巧，甚至開罪各方，也是理固宜然。

蘇軾一生常犯“水逆”，重大坎坷之一的烏臺詩案可能就與沈括有些瓜葛。據(jù)王铚《元祐補錄》說，當年沈括受命察訪兩浙農(nóng)田水利，上殿辭別皇帝時，神宗專門叮囑關(guān)照時任杭州通判的蘇軾。待與蘇在杭把酒話舊，求得蘇軾手書新作一卷，沈括回京，忽然想起皇帝“關(guān)照”的指示，竟詳細將其批點注釋以后進呈，揭發(fā)蘇軾心懷不滿、言語訕謗云云。蘇軾當時還不以為意，繼續(xù)寫詩送給沈括，老友劉恕調(diào)笑說：“真不長記性，你就不怕他又進呈啊。”后來李定、舒亶掀起文字獄，沈括即始作俑者。

蘇軾自書《赤壁賦》題記部分。內(nèi)容為：“軾去歲作此賦，未嘗輕出以示人，見者蓋一二人而已。欽之有使至，求近文，遂親書以寄。多難畏事，欽之愛我，必深藏之不出也。”看來蘇軾還是被文字獄弄怕了。

李燾將此事附錄入《續(xù)資治通鑒長編》，但將信將疑，表示“當考詳，恐年月先后差池不合”。傳言或許有夸大的成分，且存而不論，王安石與沈括鬧矛盾，乃至開出“壬人”惡評，則不是空穴來風者。

王安石較沈括年長，出仕也早，皇祐三年括父沈周去世，墓志銘即由王安石撰寫，當時沈括方弱冠，墓志銘僅言“兩男世其家”（《臨川文集·太常少卿分司南京沈公墓志銘》），與王安石應(yīng)該沒有特別的交往。嘉祐八年（1063）沈括進士及第，王安石權(quán)同知貢舉，存在名義上的師生關(guān)系。到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參知政事，開始變法，因為“宿德舊人議論不協(xié)”，需要任用新進，沈括能力強而主張相合，自然受到青睞（沈括的侄兒沈遼更早被王安石賞識，王曾經(jīng)贈詩“風流謝安石，瀟灑陶淵明”，但后來王安石變法，沈遼主張不同，遂被擯除不用，際遇正好與沈括相反），他早期官運升轉(zhuǎn)的背后，應(yīng)該都有王安石助力。

王安石像

聚集在王安石周圍主張新法的一班人，其實各懷心思，互相傾軋，這些算計，遠非“理工男”沈括所能應(yīng)對。可能是呂惠卿挑唆，王安石在罷相復起以后（熙寧八年），忽然失去對沈括的信任，至少在兩次與神宗的談話中，將沈括稱為“壬人”，即奸佞小人。一次神宗打算在曾孝寬、沈括之間擇一人判兵部事，王安石直接斥沈括是“內(nèi)懷奸利之心”的“壬人”，不可親近。又一次，神宗與王安石議論呂惠卿“忌能、好勝、不公”，如何之不堪，連帶提及呂嫉妒沈括之才能。王安石再次說：“（沈括為人）反復，人人所知，真是壬人，陛下當畏而遠之，雖有能，然不可親近。”（《續(xù)資治通鑒長編》）

記載如此，真是不好辯駁，不僅僅是黨爭的緣故，沈括自身一定也存在弱點，所以宋人在沈括生前身后，都樂于編排有關(guān)他的壞話。比如《元祐補錄》在講完烏臺詩案的秘辛后又補充說，元祐年間，沈括已經(jīng)在鎮(zhèn)江賦閑，蘇軾知杭州，沈又前后討好，令蘇軾“益薄其為人”。

（摘自王家葵著《〈夢溪筆談〉通識》，中華書局2025年版，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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