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分鐘搞清楚：從“互聯網+”到“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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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8月26日，中國政府網發布了國務院印發的《關于深入實施“人工智能+”行動的意見》。

這是繼“人工智能+”在2024年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后，又一次出現在如此高規格的國家發布中。

很顯然，人工智能正在成為我國經濟社會運行的新強力引擎，實施“人工智能+”行動，能夠更好服務于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堅實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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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人工智能+”，很多人會聯想到10年前開展的“互聯網+”。

我們有必要說明，如果沒有“互聯網+”的成功實施，就沒有今天“人工智能+”開啟的基礎。就如同沒有殲10打下的基礎，一定不會有全球領先的殲20一樣。

所以，我們今天要展開討論“人工智能+”，就必須先回溯下10年前轟轟烈烈開展的“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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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年3月5日，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互聯網+”行動計劃。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制定“互聯網+”行動計劃，推動移動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與現代制造業結合，促進電子商務、工業互聯網和互聯網金融（ITFIN）健康發展，引導互聯網企業拓展國際市場。”

在此之前，被認為執行“互聯網+”最有代表性的企業--騰訊，其創始人馬化騰（馬化騰也是全國人大代表）提交了《關于以“互聯網+”為驅動，推進我國經濟社會創新發展的建議》，建議以“互聯網+”為驅動，鼓勵產業創新、促進跨界融合、惠及社會民生，推動我國經濟和社會的創新發展。

馬化騰希望有“互聯網+”牽引的生態戰略能夠被國家采納，成為國家戰略。后來，“互聯網+”行動計劃，果然成為國家戰略，深刻影響了我國產業互聯網發展進程。為我國互聯網產業由“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領域領跑”，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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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互聯網+”實施到底給我國帶來什么？我簡單說三點。

一、推動數字經濟成為國民經濟增長的核心引擎。十年間，我國數字經濟規模從2014年的16.2萬億元，快速增長至2023年的約56.1萬億元，GDP占比也從25.1%升至44%左右，印證了其對產業升級的顛覆性作用。

二、這個世界更平等了。“互聯網+”的本質之一是讓優質資源跨越地理與階層的鴻溝，消除城鄉/階層二元差異，讓更多社會主體享受到時代發展紅利。舉個例子，在以前一線城市的消費者總是比鄉村地區的消費者更早享受到各種消費服務和社會便利，現在有了高效互聯網連接，中間的差距被無限縮小。

三、社會治理革新。重構了政府治理模式，推動公共服務從“被動響應”轉向“精準供給”，同時強化風險防控能力。群眾日常所需，小到繳納水電費，中到領取育兒補貼，大到買房過戶以及各類政務服務，絕大多數環節都可以通過互聯網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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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互聯網+”這么好了，我們為什么要切換升級到“人工智能+”時代？

要問這個問題，就要搞清楚“互聯網+”和“人工智能+”到底有什么本質的區別。

二者的區別是什么？簡單來說就一句話：一個是連接，一個是智能連接。

“互聯網+”就像一張巨大的網，把世界上的人、物、信息等連接起來，實現信息的快速流通與共享，解決了信息不對稱問題。而“人工智能+”不僅能連接人、物、信息，更能在“連接” 之上加入 “思考和決策能力”，它像一個 “智能中樞”，會對連接起來的信息進行分析、判斷、預測，甚至自主給出解決方案。

“互聯網+”主要是通過互聯網平臺對傳統行業的營銷渠道和服務模式進行重構，是一種外在的優化。好比給傳統行業穿上一件互聯網的外衣，讓其在互聯網環境下更好地運行，服務供給依然不變。而“人工智能 +”會穿透外衣，直接改造傳統行業的核心生產環節和服務本，它不是換渠道，而是換內核，讓行業的供給能力從標準化升級為智能化、個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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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概念傻傻看不懂？我們舉例說明。

“互聯網+”時代的遠程會診都熟悉吧，通過互聯網視頻技術，醫生可以給遠在千里之外的病人進行診斷，甚至指導手術。進入“人工智能+”，例如利用AI影像診斷，醫生可在幾秒完成肺結節篩查，能輔助醫生更精準地診斷疾病 。

比如美團，在“互聯網+”時代，它將消費者與各類商家連接在一起，消費者能通過平臺快速找到附近美食、酒店等，商家也能借此擴大客源。而“人工智能+”實施后，AI可自動進行消費者和商品的連接、智能調度規劃外賣騎手路徑、智能分揀和搬運貨物，大大提升運營效率。

比如滴滴出行在“互聯網+”時代，把人的需求和車的供給進行了連接，開創了網約車的出行新模式。現在進入“人工智能+”時代，滴滴開啟無人駕駛汽車測試，它依靠人工智能算法和傳感器，能自動感知路況并做出駕駛決策，不僅提高了交通效率，還可能創造出全新的出行服務模式，如無人出租車服務等，為人們提供更便捷、安全的出行方式。

比如在線教育，“互聯網+”時代，它將傳統線下課堂搬到線上，讓學生能隨時隨地學習，但教學內容和方式本質上變化不大。“人工智能+”則是深入到教學深層次改革，利用到AI、視覺識別等技術，智能觀察學生的課堂學習狀態，智能批改作業，智能制定學習計劃，實現因材施教。

比如電商平臺，本質是線下的東西搬到線上來售賣，而“人工智能+零售”會通過用戶消費數據預測需求（比如預判某小區下周需要100箱牛奶），指導商家提前備貨減少損耗，甚至通過AI設計“個性化商品”。此時，價值不再是資源流通的差價，而是智能預測帶來的效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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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強調，“互聯網+”與“人工智能+”雖同屬數字技術賦能傳統行業的范疇，但核心邏輯與價值維度截然不同。

前者以“連接”為核心，如同搭建高效信息網絡，通過重構渠道、整合資源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實現外在模式優化與價值重新分配，本質是讓現有資源流通更高效。后者則在“連接”基礎上疊加“智能”，化身行業核心決策中樞，深入改造生產與服務內核，通過數據分析、個性化定制創造新價值增量，實現從“外在優化”到“內在重構”、從“資源分配”到“價值創造”的跨越。

二者并非替代關系，而是層層遞進，共同推動行業向更高階的數字化、智能化轉型。

看清楚了吧。

“人工智能+”相比“互聯網+”，是面向未來的戰略性行動，也是支撐我國經濟發展的新要素。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能夠契合我們正在培育的新質生產力發展需求，加快形成經濟增長新動能。

此次由高規格部門提出行動計劃，旨在讓人工智能真正成為全民共享的科技發展成果，進一步縮小數字發展鴻溝，讓更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時代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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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回到這份《關于深入實施“人工智能+”行動的意見》。

雖然只是一份《意見》，但我們提出了明確的時間計劃表。“人工智能”+分三階段推進：2027年實現人工智能與六大領域廣泛深度融合，智能終端等應用普及率超70%；2030 年人工智能全面賦能高質量發展，普及率超90%，智能經濟成重要增長極；2035年全面步入智能經濟和智能社會新階段，支撐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這就是中國人特有的韌性和智慧。雖然人工智能已經成為大國競爭的關鍵核心，但我們急而不躁，堅持自我定力，依據我國國情，既定高效開展相關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