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三匝沉潛多年力作，“鳥瞰式”述評中國古代思想演變

對中國思想史而言，中國重要的思想家，如“孔孟”、董仲舒、“程朱”、“陸王”無不關注天人關系。

獨立學者蕭三匝新書《何以天人：中國古代思想探微》緊扣天人關系這一主題，重新梳理中國思想史演變歷程，盡力書寫平視的、反思的、前瞻的、開放的、通貫的、通俗的思想史著作。

摘自《何以天人》，有刪減

文 | 蕭三匝

史學家錢穆有一個核心史觀，那就是對本國史應該抱以“同情地理解”，或者“溫情與敬意”。此一史觀，初看起來是很好的，它體現了后人對前人的尊重，也提示人們不要迷信各種牌號的“進步史觀”。

可是我們應該看到這種史觀在實踐中帶來的流弊，那就是對歷史的認識止于“同情地理解”“溫情與敬意”，于是處處為歷史及歷史人物辯護，結果就是讓人們感到一切歷史都是合理的。

雖然不能說錢穆的著作僅止于對歷史“同情地理解”或“溫情與敬意”，但老實說，錢穆的大部分作品，留給人的印象確實是守舊有余、開新不足，辯護有余、建構不足。讀他的作品，給人的總體印象是：古代中國盡善盡美，好一個金光燦燦的黃金世界！

“同情地理解”或“溫情與敬意”體現的顯然不是科學的精神，“一切歷史都是合理的”顯然也是站不住腳的，至少是沒有邏輯說服力的。歷史是由不同階段構成的，每個階段出現的事物都不同。歷史就是一個新陳代謝的過程。如果一切歷史都是合理的，每個階段的歷史都是合理的，那么歷史中的新因素何以能夠產生？新因素的合理性又何在？

錢穆尊孔，但他在史觀上卻是孔子的“叛徒”，因為孔子開創的《春秋》史觀，堅守的是思想家著史的宗旨，是用一套價值觀來論斷、書寫歷史。按中國傳統的說法，就是寓褒貶于歷史敘述之中，這就是所謂“《春秋》大義”。也只有從這個角度觀察，才能理解為什么中國人如此重視歷史的作用，為什么“歷史是中國人的憲章”，為什么經與史無法截然分家。如果孔子對歷史止于“同情地理解”或“溫情與敬意”，他又何必下一字褒貶？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中國傳統史觀暗含的精神。為什么？由儒家開創的思想傳統不是主張復古嗎？誠然，歷代儒家的確主張復古，但其復古卻常常是為了開新，復古的準確含義是：當現實政治、社會遇到巨大問題的時候，人們常常希望闡發古代的政治、社會理想來批判現實，以促使現實朝新的方向行進。

復古能否開新是另一個問題，但任何思想家、史學家在思考維新何以可能的時候，總有一個如何調動思想資源的問題。思想資源來自兩個方向：一，是時間軸上的古代資源；二，是空間軸上的異質文明資源。在一個封閉的文明體內，在長期相對封閉的時代，人們能調動的思想資源，當然主要是古代的。這并非中國特有的情形，西方也是如此，文藝復興不就是對古希臘、羅馬思想資源的“復古”嗎？說到底，復古之所以可能開新，根本上是因為人們認為古典中蘊藏、體現了符合人性的精神內核。這一精神，在古代中國是德性，在古希臘是理性。

史學應該指向維新，根本上是因為任何歷史都是不同時代的“當代人”帶著“當代問題”“當代困惑”書寫的，因此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正如海德格爾所說，過去、現在、未來，三種時間時時刻刻都在互為影響、互為建構，人們總是依照想象的未來規劃現在并研究過去。因其如此，梁啟超才能在1902年發表《新史學》這一近代史學的開山之作。在這篇文章里，梁啟超批評了中國兩千年來史學存在的四大病灶，比如“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等等。試問，如果僅止于對歷史“同情地理解”或“溫情與敬意”，“新史學”豈非毫無必要？

所以，衡評歷史，不能止于“同情地理解”或“溫情與敬意”，過分強調“同情”“溫情”“敬意”，就會造成自我封閉、孤芳自賞，甚至慢性自殺。

我之所以批評錢穆的史觀，現實的原因是，如今的歷史書籍許多不過是形形色色的“故事會”，等而下之的是翻譯、注釋、陳述、復述甚至抄寫史實、史料，稍微好點的也不過是把一切歷史往合理方向解釋。我的問題是，讀這樣的史書有什么用呢？增加讀者的談資？夢想回到古代？哪個古代？這樣的史書能塑造什么樣的心靈？即便是對歷史進行辯護，又有多大價值？

在我看來，任何缺乏思想穿透力和前瞻性、沒有史識的歷史類讀物根本談不上是史書。史書自然必須基于客觀史實，但任何書寫都必然是主觀的，對史料的揀選、剪裁、論斷無不體現了書寫者的主觀性。因此，史書必然是主觀和客觀的結合，客觀的史實只是書寫的素材而已，過分強調客觀的結果，就是書寫者把自己異化成了復讀機。

如果讀者在乎的只是客觀史實，他們直接去讀史料即可，又何須現代人喋喋不休地復讀？中國歷代還缺史料嗎？

讓我們回到思想史的主題。中國本有經史合一的傳統，章學誠甚至認為“六經皆史”。按傳統的看法，“思想”屬于“經”的范圍，思想史寫的是思想的歷史，自然更應該是經史合一的著作。但對中國而言，這里面存在一個大問題：對一個相對獨立、自生的文明體而言，幾千年來所奉行的“經”未必是真經。“經”意味著永恒、不變、絕對價值，但近代史告訴我們，儒家所崇奉的“經”并不能滿足人們對永恒、不變、絕對價值的渴求。它早就遭遇到了嚴峻挑戰，中國思想界至今也尚未成功應對這一挑戰。

那么，當代人寫古代思想史，應該怎么寫呢？我認為至少要堅持三大原則：一，既然是思想史，就應該勾勒出每一個思想家思想的成因和內在邏輯；二，既然是歷史，就應該講清楚中國思想傳統的歷史演變邏輯；三，既然史學應該指向維新，也即是指向未來，就不能滿足于論證歷史的合理性，不能迷信歷史的必然性，而應該指出歷史的可能性。而要指出可能性，就不能滿足于對歷史“同情地理解”或“溫情與敬意”。要做到這一點，作者就必須有思想上的追求，就必須站在全人類的坐標系中，站在未來的時間節點審視、批判、揚棄中國（包括西方）的傳統思想，因此作者的眼界必須開闊，心態必須開放。

從這個意義上講，思想史的寫作者應該具有“推倒百代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的抱負。

這樣的思想史寫法必然被人質疑，一種典型的批評意見認為，批判先賢是脫離了歷史語境的做法，是厚誣古人，讓古人承擔他們不應該承擔的責任，甚至體現了寫作者的怯懦。

這樣的批評是錯誤的，因為我們書寫思想史，不僅要著眼于思想家在他那個時代所產生的影響，而且要著眼于他的思想對后世的影響，如果他的思想對后世沒有產生重大影響，我們也不必寫他。因此，我們可以“同情地理解”那個已經死去的作為個體的孔子，但我們不能止于對作為“至圣先師”的孔子的“同情地理解”，這樣的書寫其實反映的正是書寫者對現實和未來的不負責任……

何光滬

中國古代思想，談論或者講授者，多如過江之鯽，能夠提綱挈領者，卻如鳳毛麟角。

三匝此書，竭誠探究“天人之際”，切中古代思想要領，如得金線在手、串聯散珠，故能提綱挈領、綱舉目張。

當今之世，彷徨于“繞樹三匝無枝可依”者，應該不在少數；我想，至少就中國思想史的探索而言，此書或可讓飛鳥有枝，此枝之下，樹大根深！

竊以為書末兩句結論，實為至理，作者卻說此書或助人求真，拐杖而已。

我曾私改張載名句以自勉：“天地本有心，生民自有命，為今人求真道，為來者祈太平！ ”

翻閱此書，自然會有“心有靈犀”之感，自然期盼讀者亦有同感。

任劍濤

這是一部極具挑戰性的著作。與坊間的同題作品相比，作者確立了不同于建立在同情與敬意上的、過去向度的中國思想史書寫進路，力圖向人們敞開思想史的未來面相；不同于經史關系為主線的敘史模式，作者將天人關系作為中國思想史的解釋主線，但不是將天人化或將天神化，主旨落在天何以成為“主宰”。作者的論述，別開新面，新見迭出，論辯性強，主張鮮明，與其自陳成一保守主義面向的中國思想史著作相合，頗值一觀。

《何以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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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蕭三匝

出版日期 2025.08

編輯推薦

本書語言明晰暢達，對中國歷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進行“鳥瞰式”述評，既簡述生平，也剖析思想，同時考察不同時代思想文化演變的內外邏輯。書中緊扣天人關系這一主題，以時間為主軸，從商周易代講起，繼而談儒、墨、道、法等先秦諸子，隨后進入秦、漢、唐、宋直至明清，深入淺出，發人深省，新見迭出，精彩紛呈。本書試圖幫助讀者建立對中國古代思想演變的認識框架，并述古開新，展望未來。

蕭三匝

四川梓潼人，現居北京，思想者、獨立學者、資深媒體人。長期研究中國文化、中西哲學、政治學等，在思想界具有一定影響力，思想、學術文章發表于《文史哲》等刊物，著有《左右為難：中國當代思潮訪談錄》《站在刺猬這一邊》《民國遺脈》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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