橋梁、治理與中國方案：中國對外勞務輸出的全球貢獻

對外勞務輸出是我國參與全球勞動治理的重要實踐。我國對外勞務輸出人員是在對外經濟合作框架下通過對外承包工程和對外勞務合作這兩個渠道派出的人員，雖然占我國勞動力總量的份額很小，卻是助力消除貧困、促進民間友好往來的重要力量。我國對外勞務年末在外人數從1978年的不足5萬人增長至2015年的100萬余人。40多年的歷程見證了我國對外開放中“自然人”有序流動的成績。全球勞動治理是“民族國家、政府間組織和私人治理主體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制定一系列旨在維護勞工權利、改善工作條件的法律、規則、倡議的過程及確保國際勞動標準得到有效執行的監督過程的總和”。我國通過對外勞務合作實踐，深度參與到全球勞動治理體系之中。

圖/中經視覺 李允鳳 攝

我國對外勞務輸出的規模和結構特征

其一，我國對外勞務輸出人數不斷攀升，兩渠道派出人數差距不斷縮小。改革開放至1990年，對外承包工程和對外勞務合作處于起步階段，年末在外人數各維持在3萬人左右。1990年至2001年，對外勞務合作迎來快速發展階段，2001年對外承包工程年末在外人數6萬人、對外勞務合作年末在外人數達到41.47萬人，兩渠道派出人數差距擴大。2002年至2012年，對外承包工程合同量快速增長，2012年對外承包工程年末在外人數為34.46萬人、對外勞務年末在外人數48.26萬人，兩渠道派出人數差距縮小。2013年后，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大力促進雙渠道勞務發展，2015年年末兩類派出人數總和超過102萬人，達到改革開放以來的峰值。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兩類派出人數均有所下降，2023年在外各類勞務人員總數為54萬余人。

其二，我國對外勞務輸出人員主要集中在亞洲和非洲，拉美成為新興市場。對外勞務人員的目的國選擇受到工程項目、歷史、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在未受疫情影響的2019年年末，中國在境外從事勞務合作人員（不含赴港澳臺）中的72%聚集在亞洲、15%聚集在非洲，中國在境外從事承包工程人員（不含赴港澳臺）中的55%聚集在亞洲、33%聚集在非洲。在勞務合作項下，日本和新加坡是去往人數最多的兩個國家，這兩個國家是較早與中國建立對外勞務合作關系的國家，且兩國對外籍勞動力的需求較大且穩定，因此成為對外勞務合作人員的首選地之一。我國對外勞務輸出人員中大概6%的人員去往拉丁美洲。在拉丁美洲比較典型的目的國是巴拿馬和秘魯這兩個國家。中國與巴拿馬的勞務合作可追溯至19世紀。1849年至1854年，抵達巴拿馬修筑鐵路的華工多至4000人。目前，巴拿馬擁有拉丁美洲最大的華人社區并設立“華人日”。2019年年末約有1.5萬名中國人在巴拿馬從事勞務合作相關工作，在當地就業人口的比例高達1/128。在秘魯從事對外承包工程人員的快速增長得益于某些中國企業從2017年起較好地打開了秘魯對外承包工程市場。2019年年末秘魯有9576名來自中國的從事對外承包工程的人員，較2016年年末的4724人翻了一番。

其三，我國對外勞務輸出人員的行業分布呈現建筑業主導、多梯度發展的局面。我國對外勞務輸出人員的行業分布大致分為4個梯隊。第一梯隊為建筑業，2023年年末我國對外勞務輸出人員中的40.9%聚集在該行業；第二梯隊為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14%）、制造業（10.6%）以及住宿和餐飲業（8.7%）；第三梯隊為農林牧漁業（4.2%）、采礦業（2.3%）、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2.2%）、批發和零售業（1.7%）、衛生和社會工作（1.5%）；第四梯隊為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服務業（0.5%）以及文化、體育和娛樂業（0.3%）。我國對外勞務輸出人員的行業分布呈現多梯度發展局面，這說明我國對外勞務輸出一方面得益于國內優勢行業的全球競爭力，另一方面也源于我國對外勞務公司對國際勞務市場的持續開拓，以及國內勞動力競爭力的不斷提升。

我國對外勞務輸出對全球勞動治理的多維貢獻

其一，我國對外勞務輸出為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首要目標“消除貧困”提供了重要支撐。一方面，我國對外勞務輸出人員是我國“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重要力量。河南新縣田鋪大塆“老家寒舍”店主韓光瑩是2012年通過中韓雇傭制勞務合作項目赴韓工作的人員之一，2016年回國后用積攢下來的錢將老房改造成民宿，每年有8萬元至10萬元的收入，并帶動全村民宿產業發展壯大，為我國脫貧攻堅及其成果的鞏固貢獻力量。另一方面，我國對外承包工程在帶動東道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秉持“屬地原則”和“授之以漁”的理念，通過設立培訓班、“導師帶徒”等方式培養了大批當地人才，支持當地減貧事業。

其二，我國對外勞務輸出人員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踐行者。以中老鐵路為例，這項工程地形復雜，其成功運營既依靠中方人員的技術實力與敬業精神，也得益于他們向老撾員工悉心傳授技術技能、編寫中老雙語工作手冊、尊重當地習俗、參與公益事務，并在當地遭遇惡劣天氣時伸出援手，增進了老撾員工和民眾的信任與尊重，進而提升了工程效率。參與中老鐵路建設的中方員工，用實際行動詮釋著“中老命運共同體”的內涵，中老鐵路也成為中老友誼之路。

其三，我國對外勞務市場是我國參與全球勞動治理的重要領域。我國在積極接軌國際勞工規則、提升勞務派遣規范與權益保障水平的同時，也將實踐中積累的有效經驗貢獻給全球勞動治理體系。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全球海運面臨船員換班與健康風險挑戰，中國牽頭建立并實施國際認可的船員健康證明制度，高效組織船員換班，既保障了外派海員權益，也為緩解國際航運困境提供了解決方案。此外，中國倡導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國際勞工組織“追求社會正義”的宗旨相契合，該理念于2018年被寫入國際勞工大會決議，成為全球勞動治理的重要指導原則。這表明，中國不僅在實踐層面為全球治理提供具體方案，也在理念層面參與塑造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續的全球勞動治理秩序，推動國際人力資源合作向公正、互利、共贏的方向發展。

我國對外勞務輸出參與全球勞動治理體系的創新實踐

其一，我國對外勞務管理辦法與國際勞工規則對接。我國作為國際勞工組織創始成員國之一，已批準28項國際勞工公約，包括《同工同酬公約》《最低就業年齡公約》《禁止童工勞動公約》《就業和職業歧視公約》《強迫勞動公約》《廢除強迫勞動公約》《職業安全與衛生公約》7項核心公約。以我國2024年7月起施行的《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備案和立項管理辦法》為例，其第四條明確要求企業“不得違反我國法律和我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協定”，表明我國對外勞務輸出需遵守國際勞工標準中我國已批準的公約、對接全球勞動治理中的國際勞動標準。此外，中老鐵路項目在建設中既遵循國際勞工標準的相關公約，還遵守老撾當地勞工法關于工時的規定，實現國際標準與屬地規則的兼容。在對外勞務合作領域，我國企業主動對標SA8000標準，例如在赴日技能實習生項目中，企業通過第三方認證確保工資發放和為實習生提供職業安全培訓符合全球勞動治理標準。

其二，我國對外勞務權益與全球供應鏈勞工治理的實踐相融合。我國積極響應聯合國《工商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的供應鏈盡責要求，比如在中國—新加坡雙邊勞務合作中，嚴格遵循“非減損條款”，確保我國外派勞務人員的加班工資、住宿條件等不低于我國國內建筑工人標準，避免企業為追求低成本而犧牲勞動者權益，推動供應鏈向更可持續、更負責任的方向發展。

其三，我國對外勞務實踐為全球勞動治理提供“中國方案”。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我國提倡建立的船員健康證明制度被國際海事組織采納，中國版“國際旅行健康證明”可以實現跨境數據的電子核驗，海運公司可以通過系統實時監控船員健康狀態，不僅能夠降低疫情傳播風險，還顯著提升疫情期間國際海員換班效率，為全球勞動治理提供數字化監管范本。我國央企遠程醫療平臺由國務院國資委推動，整合中日友好醫院等國內頂尖醫療機構為近百家央企的境外員工提供線上診療服務，并與境外醫務室、援外醫療隊、境外中資醫療機構以及境外轉診急救醫療機構建立聯系，通過“線上診療+線下保障”的模式保障我國對外勞務輸出人員及當地員工的健康安全，打造創新性全球勞動健康治理平臺。

以對外勞務輸出為抓手更深層次參與全球勞動治理

其一，我國社會保障國際合作體系的建設已初見成效，但依然存在社保互認、工傷賠付等問題，需要進一步通過“政策溝通”來擴充與我國簽署社保互免協定的國家數量，并加強國內外工傷賠付聯動體系的建設。我國目前已與11個國家簽署了雙邊社保互免協定，主要適用于相互免除繳納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此外，我國和新加坡、阿聯酋等國簽署了雙邊勞務合作諒解備忘錄，有助于不斷規范和促進雙邊勞務合作。然而，我國對外勞務輸出人員聚集的主要國家多數未與我國簽署雙邊社保互免協定，且雙邊社保互免協定中還未涉及工傷賠付。目前我國對外勞務輸出人員在外國因公傷亡沒有統一的賠付主體，根據不同情形可能是國內外派機構、國內公司的國外子公司、東道國雇傭方、國內社保等，對于我國對外勞務輸出人員申請工傷賠付造成了一定的申訴難度。因此，為了保障我國對外勞務輸出人員的基本權利，可結合RCEP、中非合作論壇等區域機制，通過“政策溝通”來擴充與我國社保互免協定的國家數量。隨著我國跨境平臺建設經驗的不斷積累，可以逐步建立“跨境工傷賠付快速響應中心”，整合國內社保機構、駐外使領館、東道國勞工部門等機構和組織，通過數字化平臺實現工傷認定與賠付標準統一，并依托央企遠程醫療平臺為員工提供及時救治，不斷強化對我國對外勞務輸出人員的健康保障體系建設。

其二，我國企業和政府已經在對外勞務人員融入東道國工作生活環境方面積累了一定經驗，但因文化差異和語言不通而產生的沖突依然時有發生，建議將較為零散的企業實踐和政府管理培訓方案轉化為國家層面的標準化培訓體系，對接全球勞動治理體系。中老鐵路建設中的雙語工作手冊打通了語言壁壘、增強了工作效率，更讓當地人員感受到被尊重和認可；河南在推行中韓雇傭制勞務合作項目時針對韓語考試考不過的問題，讓學員進入我國的韓資企業邊就業邊學習，儲備語言過關的對外勞務人才。語言不通，是制約我國對外勞務市場發展的核心問題，這些優秀做法具有很好的推廣價值。建議國家相關部門收集優秀經驗，提煉整合為分方向、分層次的標準化培訓體系，不斷增強我國勞務合作項下勞務輸出人員的國際競爭力，以及承包工程項下勞務人員與當地人員的溝通協調能力，讓每一位“走出去”的勞務人員都成為靚麗的中國名片。

其三，為進一步降低我國對外勞務人員對工作的搜尋成本，以及提升我國對外勞務輸出人員與國際崗位的匹配度，建議籌建全球勞務數據中心和全國性對外勞務招聘平臺。數據中心和招聘平臺可以發揮如下優勢：更有效地提升招聘信息的可獲得性和透明度，不同國家不同項目的崗位薪資、工作居住環境等可以在線對比，能有效推動我國對外勞務市場的良性競爭和改善工作崗位和勞動者技能之間的匹配度；更有效地加強監管力度和監管效率，監管端、企業端、勞務人員端三位一體，能更加有效地保障勞務輸出人員的基本權利和提升企業運營效率，增強我國對外勞務行業的國際競爭力，為更深層次參與全球勞動治理做好機制準備。（外交學院國際經濟學院 張璐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