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張國燾：1918-1938

▲毛澤東和張國燾在延安

毛澤東與張國燾

作者｜陶朱問

原載｜《黨史博覽》

刊期｜2003年第2期

圖源｜網(wǎng)絡(luò)

編輯｜策山

（本文約7500字）

第一次相晤：北大，毛澤東不甚愉快

1919年2月的一天，北京大學的進步師生因不滿巴黎和會上北洋政府一系列軟弱妥協(xié)的舉動，在深深的失望與憤慨中，敢為天下先，正醞釀著一場轟轟烈烈的學生愛國運動。

剛滿22歲的張國燾同傅斯年、羅家倫、許德珩等人一道成為學生運動的領(lǐng)袖。

時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所主持的北大圖書館成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發(fā)祥地。李大釗對思想激進、反對舊勢力、主張革命救國的張國燾很是器重。

這天，躊躇滿志的張國燾再度來拜訪李大釗。李大釗親自立于門邊，迎接自己的這位得意門生。張國燾的身影剛閃進四合院，李大釗便上前一把拉住張國燾，驚喜地叫道：“特立（張國燾字特立——作者注)！”

兩人走進內(nèi)室。張國燾微微一怔，只見一位身穿青布長衫、腳蹬圓口布鞋、留著淺平頭、嘴角上突兀著一顆黑痣的青年早已立在那里。

李大釗爽朗地一笑，對那位青年介紹道：“這位是張?zhí)亓ⅲ瑥垏鵂c同學。”

那青年迎上前，伸出手握住有些機械的張國燾，操著一口濃濃的湖南鄉(xiāng)音對這位北大學生領(lǐng)袖自我介紹：“湖南毛潤之。”

張國燾向毛澤東點點頭，然后旁若無人地與李大釗高談闊論起來。

其實毛澤東、張國燾兩人早已相識。

年長張國燾四歲的毛澤東于1918年8月來到北京，在送走蔡和森、李富春等30多位赴法勤工儉學的湖南青年后，自己留在了北京。10月，經(jīng)他的恩師——北大教授楊昌濟介紹，毛澤東結(jié)識了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大釗。在征得北大校長蔡元培同意后，毛澤東被安排在圖書館當助理員，負責新到報刊和讀者姓名的登記工作，月薪為八塊大洋。

緣于此，毛澤東時常到李大釗處求教，并從他那里借閱一些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書刊，并參加了由李大釗組織的“學生研討各種新思潮”的活動。

那時的北大圖書館設(shè)備還很簡陋，圖書也不太齊備，卻極具吸引力，常常被擠得水泄不通。為數(shù)不多的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書刊經(jīng)常被借閱一空。休息室里，三五成群的青年學生高談闊論，成為北大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李大釗對張國燾很看重。如果李大釗不在圖書館時，張國燾往往扮演著主人的角色，替李大釗代為接待前來借閱書刊、展開辯論的師生，頗為風光。

毛澤東往往在這時，默默地立于一旁，捧著一本書，一面仔細登記借閱者，一面如饑似渴地閱讀。有幾次，當一些同學討論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前景問題時，毛澤東忍不住走上前，主動參與辯論。然而，令毛澤東失望的是，除了摯友羅章龍外，這些自恃為“時代精英”“天之驕子”的學生，對這位來自湖南農(nóng)村的圖書館館員，并未表現(xiàn)出太多的熱情，有的甚至不屑一顧。

▲北京大學紅樓

毛澤東曾在這里擔任圖書館助理員

久而久之，毛澤東窺出了其中的端倪，便退于一旁，專心地干著他的本職工作。同時，他報名參加了北大的哲學會，旁聽了一些課程。

張國燾雖然常和毛澤東在圖書館見面，但并無交往。從內(nèi)心深處，張國燾與大多數(shù)同學一樣，看不起還是小伙計角色的毛澤東。對于這一點，李大釗是清楚的。但他仍一如既往地關(guān)心毛澤東，并時常邀他到家中相聚。

兩人這次在李大釗家中的不期而遇，給毛澤東留下的印象不甚愉快。

兩人對于這次見面，都未在以后的著述中提及。張國燾在他的回憶錄中對這段時期的毛澤東有過一句點評：毛澤東和中共另一早期黨員劉仁靜一樣，或許是思想有些激進。

許多年后，毛澤東成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lǐng)導人。他在陜北保安接受美國記者斯諾的采訪時，談及自己與張國燾在北大相識那段經(jīng)歷時，深有感觸地說：“他們看不起我這個鄉(xiāng)下的土包子。”

第二次相晤：上海，同為一大代表

毛澤東與張國燾的第二次相晤，就比第一次融洽多了。作為建黨初期的重要創(chuàng)始人之一，張國燾奔走于京滬之間，充當著“南陳（獨秀)北李（大釗)”的聯(lián)絡(luò)員。1920年3月，陳獨秀與張國燾談到建黨工作時，特別提到了已在湖南聲名卓著的毛澤東。他說：“湖南的毛潤之，很能干，有見地。他在湖南組織了一個共產(chǎn)主義小組。”這席話給張國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1年7月，來自全國各地的13名代表齊聚上海。張國燾一見到風塵仆仆的毛澤東，便高興地問候道：“毛潤之，一路辛苦。”據(jù)王會悟（李達夫人，協(xié)助李達籌備中共一大——編者注）回憶，這期間，張國燾不但主動與毛澤東討論了一些有關(guān)建黨的問題，還興致勃勃地回憶起在北大的情形。

當然，這里面不排除張國燾有著某些炫耀的成分。還有一點，作為一大的參與者，張國燾在大會上扮演的角色類似于今天的“秘書長”，自得中又兼有主人的成分。

一大結(jié)束后，張國燾被選進中執(zhí)委，擔任了組織主任。

1922年1月下旬至2月初，張國燾被任命為中共代表，赴莫斯科參加了共產(chǎn)國際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chǎn)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他是唯一見過列寧的中共代表。

但是，在1923年召開的中共三大上，張國燾卻失勢了。按照安排，這次大會主要由共產(chǎn)國際代表馬林傳達關(guān)于國共合作問題的意見，報告國際形勢，討論中央委員人選和起草“三大”的各項決議案問題。不料，身為組織主任、中執(zhí)委的張國燾卻固執(zhí)地堅持共產(chǎn)黨應在工人運動的實踐中不斷發(fā)展壯大，而不應同國民黨合作，更不應全面加入國民黨。他的這種觀點一出臺便遭到了黨內(nèi)的猛烈批判。

毛澤東作為湖南代表，在大會上發(fā)言，重點介紹了湖南的農(nóng)民和工人運動情況。對此，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毛澤東向大會指出，湖南工人數(shù)量很少，因而他得出結(jié)論，任何革命，農(nóng)民問題都是最重要的。他還證明中國歷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農(nóng)民暴動為主力。中國國民黨在廣東有基礎(chǔ)，無非是些農(nóng)民組成的軍隊，如果中共也注重農(nóng)民運動，把農(nóng)民發(fā)動起來，也不難形成廣東的局面。這種看法，是毛澤東這個農(nóng)家子對于中共極大的貢獻。”

中共三大結(jié)束后，張國燾退出了權(quán)力中樞，毛澤東則取代他與陳獨秀、蔡和森、羅章龍、譚平山一道組成中央局，并當選為中央局秘書，協(xié)助陳獨秀處理中央的日常工作。

前后兩任中央局秘書在辦理工作交接時，又一次碰頭了。毛澤東主動來到張國燾的住處。

“潤之，”張國燾見毛澤東主動來訪，眼睛一亮，“老頭子（陳獨秀)固執(zhí)己見，家都給別人當了。建立革命聯(lián)合戰(zhàn)線，我是同意的。但是共產(chǎn)黨員跨黨加入國民黨，這種做法就欠考慮。我們黨處在剛剛發(fā)展期間，弄不好會被國民黨融合完了。”

“國燾同志，仲甫（陳獨秀)先生給我談過，組織上對你并無不信任之理，也不相信你有小組織傾向。至于中共黨員的跨黨問題，我也主張有條件地跨黨，而不能一時地融化到國民黨里去。”

“也罷！”張國燾不再爭辯，“我回北京，給守常（李大釗)先生論論理，怎么也不會弄成‘左’傾組織派吧！”

第一次沖突：武漢，為蔣先云辯誣

1927年4月，毛澤東與張國燾再次相會于武漢。

這時，張國燾擔任著中央委員兼湖北省委書記。一直致力于農(nóng)運工作的毛澤東也來到武漢，出席中共中央執(zhí)行委員、中共湖北省委和共產(chǎn)國際代表聯(lián)席會議，討論如何應付蔣介石在上海已經(jīng)反動的問題。

兩人的此次相晤，并不愉快。為了一名黨員干部的審查問題，兩人都拍了桌子。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

中共早期著名黨員、被譽為“黃埔三杰”之一的蔣先云，在蔣介石叛變革命之際，悄悄來到武漢。

此前，曾被蔣介石譽為“最得意門生”的蔣先云，在北伐途中，一直被蔣介石留在身邊，擔任總司令副官兼秘書。很多重要的宣言、文稿，多出自蔣先云之手。蔣介石對他一直拉攏利誘，連軍隊高層的人事，也讓蔣先云參與其中。一時間，蔣先云被稱為“天子第一門生”。但是，當蔣介石行將叛變革命之際，蔣先云接到周恩來的密信，便潛至武漢，斷然拒絕了蔣介石的利誘。經(jīng)劉少奇介紹，他擔任了湖北省總工會工人糾察隊總隊長。

4月下旬，武漢國民政府任命蔣先云為七十七團團長兼黨代表。

張國燾聞訊后，以中共中央代表、湖北省委書記的身份橫加阻攔。他還專門派人對蔣先云進行審查，亂加指責，弄得蔣先云無所適從。一些著名的國民黨左派聞訊后，慨嘆道：“你們共產(chǎn)黨怎么啦？連蔣先云這樣優(yōu)秀的人都容不下，非得給蔣介石送回去！”

但是，張國燾并未警醒，反而在中央臨時會議上喋喋不休。他危言聳聽地說：“同志們請注意，蔣先云如果當了七十七團的團長，我敢保證，他肯定會拖走部隊去投靠蔣介石！”

“不會的，”毛澤東把頭一搖，“先云同志革命態(tài)度堅決，在廣州他就不滿蔣介石的很多做法。”

曾為黃埔軍校政治教官的聶榮臻同意毛澤東的觀點：“蔣先云是接到周恩來主任的信后，才趕到武漢的。當前正是用人之際，蔣先云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

“你們好糊涂！”張國燾猛地一拍桌子，怒氣沖沖地說，“那是蔣先云偽裝得巧妙，我們這么多中央委員可不要被他蒙蔽。到那時，給革命造成了損失，悔之晚矣！”

“國燾同志，”毛澤東仍耐心地勸道：“蔣先云過去同我在湖南、廣州搞農(nóng)民運動時，就是我的一個好幫手。這人能吃苦，能文能武，與恩來私交也不錯。”

“潤之，”張國燾仍固執(zhí)己見，指著毛澤東說，“你這是調(diào)和主義。蔣先云和蔣介石抱得緊，我們審查時連他自己都說不清。這一次，肯定是蔣介石派到漢口來搞陰謀的。”

經(jīng)他這么一說，毛澤東再也忍不住了，手掌重重地落在桌上。他大聲指斥張國燾的武斷和蠻橫，決然替蔣先云辯誣。后來，經(jīng)過表決，除張國燾外，大家都同意了對蔣先云的任職。

不久，蔣先云率部到河南臨潁北伐前線御敵，犧牲得非常壯烈。

幾個月后，因為蔣先云問題而大吵一架的毛澤東與張國燾便分手了——張國燾去了南昌，毛澤東則去了湘贛邊境組織秋收起義。待到兩人再次重逢時，已是八年之后了。

第二次沖突：長征，北上還是南下

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勝利會師在夾金山下。

這天，天空飄著蒙蒙細雨。毛澤東、張聞天、朱德、周恩來等中央領(lǐng)導人早早地來到兩河口場口。

不多時，張國燾在大群警衛(wèi)人員與紅四方面軍政委陳昌浩的簇擁下，威風八面地趕來了。

“國燾同志，”毛澤東走上前，一把抱住對方，高興地喊道，“一家人終于團聚了！”

“老毛，”張國燾滾鞍下馬，顯得很是興奮，“你們辛苦啦！”然后，他和早已熟悉的朱德、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等人一一握手、擁抱。

毛澤東隨即站到一張早已搭好的簡易木臺上，代表黨中央向張國燾和紅四方面軍致歡迎辭。隨后張國燾也登上木臺致答辭，代表紅四方面軍向中央致敬，對中央紅軍表示慰問。所有在場的紅軍指戰(zhàn)員，都歡呼雀躍，流下了激動的淚水。大家置辦了豐盛的午餐，齊聚一堂。不大飲酒的毛澤東，破例端著碗向張國燾敬酒，飲下了滿滿一碗烈性青稞酒。

然而，在隨后舉行的兩河口會議上，張國燾自恃由他所執(zhí)掌的四方面軍兵強馬壯，根本不把中央領(lǐng)導人放在眼里。他力主兩軍會師后，隊伍向西或向南發(fā)展，而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則堅持一起北上的方針，雙方相持不下。

在那座破舊的關(guān)帝廟里，毛澤東耐心地向張國燾解釋道：“北進計劃是根據(jù)共產(chǎn)國際的來電指示制定的。去年紅軍撤出瑞金之際，共產(chǎn)國際就來電指示，如果紅軍到了萬不得已的地步，可以北進蒙古，靠近中蘇邊界，他們會相機給予支援。”張國燾搖著頭說：“北進有很多不利因素，一則缺少群眾基礎(chǔ)，二則部隊長途跋涉，已呈疲勞態(tài)勢。南下川康則可抓住當前紅軍會師的有利時機，建立川康根據(jù)地。”

最后，張國燾把手一揮，說道：“我主張南下川康，如果一方面軍要北上，則四方面軍單獨南下。”

此話一出，語驚四座。

一陣驚愕的沉默后，博古（秦邦憲）喃喃地說：“南下川康，正如同老鷹鉆進了山溝，想飛也飛不起來。”

不料，張國燾騰地一下站起身來，指著博古的鼻子道：“你這黨的敗家子，配談什么軍事！”

“國燾同志，”毛澤東再也隱忍不住，厲聲斥責道，“這是黨中央的政治局會議，你這樣潑婦罵街似的惡語傷人，哪點還像個共產(chǎn)黨人的作風！”

“老毛，”張國燾似乎余怒未息，“你們丟掉了中央蘇區(qū)，把中央紅軍也搞得只剩下萬把人，這表明不但是軍事路線的錯誤，而且最重要的是政治路線的錯誤。”

毛澤東毫不相讓，緊跟著頂過一句：“現(xiàn)在還不是總結(jié)這些的時候，實際上此前的遵義會議已有過總結(jié)。當務之急，紅軍要團結(jié)北上。這才是唯一的出路。”

“為什么要北上？”張國燾逼問道，“造成中央紅軍失敗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政治路線上的錯誤，而這種錯誤當前只不過最直接地反映到了軍事上。現(xiàn)在要挽救黨，挽救紅軍，當務之急就是要檢討政治，否則就是本末倒置。基于此，我們四方面軍同志認為，南下川康才是紅軍當前明智戰(zhàn)略之舉。”

張聞天見爭執(zhí)不下，便以黨內(nèi)總負責人的身份宣布舉手表決。結(jié)果，5比1，大家同意北上。

張國燾見此情景，黑著臉，待散會后，連招呼都不打便趕回了住處。

接下來，毛澤東等幾位中央領(lǐng)導人對張國燾進行了耐心細致的說服和爭取。但是，毛澤東、張國燾兩人每次都以大吵一架而結(jié)束。

朱德前去看望張國燾時，張國燾便開始對毛澤東出言不遜。他說，在中央蘇區(qū)，老毛就愛表現(xiàn)得與中央格格不入，處處要顯示自己高人一等。既如此，為什么在遵義會議上還要把他推出來。這個人渾身上下透出一股霸氣，今后與之共事，須練就容天下難容之事的肚量才行。

朱德當即以老大哥的身份開導張國燾，說毛澤東這個人事情想得遠，看得準，本事十分了得。如果不是遵義會議上他重新出山，恐怕這支隊伍早就垮了。至于個別同志有意見，那是在所難免的。最后，朱德勸道，現(xiàn)在生死攸關(guān)的問題是要有一個正確的軍事策略，北上是最佳途徑。

然而，張國燾根本聽不進去。他一面指示人以各種名義給中央致電，要官要權(quán)，堅持南下；一面公然稱“中央堅持北進的方針是逃跑主義”，“一方面軍已喪失了斗志”，“他們?nèi)瞬蛔阋蝗f，形同乞丐，狼狽不堪”。

毛澤東、張聞天等中央領(lǐng)導人見張國燾如此張狂，便采取斷然措施，在沙窩會議上通過了《中共中央關(guān)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同時，中央決定：一、四方面軍混合編隊，分左、右兩路軍共同北上。中央隨右路軍行動。

張國燾則一意孤行，二走草地，率左路軍南下川康。他提出“打到成都過年吃大米”。結(jié)果，在四川名山遭到國民黨川軍、中央軍的聯(lián)合攻擊，導致了紅軍南下的“名山慘敗”。無奈之下，他只得率部重新回頭，三過草地，追隨右路軍的足跡，被迫北上。

第三次沖突：延安，張國燾挨批叛逃

張國燾到延安后，政治地位與紅一、四方面軍會師時不可同日而語。但他還是政治局委員，黨的一系列重要文電，都落有其署名。

中共駐共產(chǎn)國際代表張浩（林育英，林彪堂兄——編者注）歸國后，帶來了共產(chǎn)國際的指示，中共領(lǐng)導人應由毛澤東擔任。張浩以仲裁者的身份出現(xiàn)，分別找毛澤東、張國燾詳談了數(shù)次。張國燾接受了共產(chǎn)國際的指示，表示服從毛澤東在黨內(nèi)的領(lǐng)導地位。

不久，西路軍失敗的消息傳到延安，張國燾失聲痛哭。聯(lián)系到張國燾在草地間“逼宮奪權(quán)”的表現(xiàn)，左路軍三過草地，南下川康的失敗，1937年前后，延安各界紛紛要求，批判和清算張國燾妄圖分裂黨、分裂紅軍的罪行。

對于對張國燾的批判和清算，毛澤東本著“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則，并未像張國燾在自傳中說的那樣，“是毛澤東群眾斗爭弄得他在延安無法立足”。相反，毛澤東還多次替他申辯：“國燾同志是我黨始創(chuàng)者之一，只要他認識、改正了錯誤就行。”

但是，張國燾對此卻存在著明顯的抵觸情緒。他的檢討和反省要么避重就輕，要么輕描淡寫，讓人有隔靴搔癢的感覺。

一次，在與抗大學員“面對面”的會上，許多來自紅四方面軍的高級指揮員對張國燾遮遮掩掩的認錯態(tài)度極不滿意，少林將軍錢鈞

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曾任南京軍區(qū)副司令員

作者注

事后，毛澤東親自到張國燾住處，向張國燾賠禮道歉。“國燾同志，你受委屈了。今天的事我們聽說了，大會沒組織好，有些對不住，怎么能隨便打人，蠢么！”

張國燾余怒未息：“我犯了再大的錯誤，大家可以批評幫助，但就是不能打人。怎么說我都還是政治局委員、邊區(qū)政府主席。”

“莫計較了。我有責任，沒組織好。”

“我想明白了，人為刀俎，我為魚肉。這里面有文章，我能有什么辦法？”

毛澤東又勸道：“打人者不對，要批評處理。但是，國燾同志，你想過沒有，打人者可是你們四方面軍的。你的檢討不過關(guān)，大家都著急。‘知錯能改，善莫大焉。’眼下，我們穩(wěn)定了，有了這么個家，是該總結(jié)的時候了。你、我、聞天、恩來、博古，每個人都掛了賬，該有個態(tài)度才行。誠如你所說的，要檢討政治路線才對。不然，這樣下去，對全黨上下都不利……”

兩人長談了多時，張國燾有所觸動。幾天后，他親自給中央政治局寫下了檢討。他承認道：“我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線是名，實際上是為了爭奪紅軍的最高指揮權(quán)。”

中央對張國燾的這份檢討比較滿意，認為他終于部分地認識到了錯誤。

然而，沒過多久，王明的歸來，卻令張國燾如芒刺在背，并最終成了他叛逃的導火線。

得知王明歸來，是在一個春寒料峭的早晨。那天，張國燾一如既往，早起晨練。不料，幾名管理人員徑直走上前，讓他今天必須騰出他所住的那孔窯洞，供另外一位中央領(lǐng)導居住。他不解地打探，究竟是哪位領(lǐng)導。對方告訴他是剛從蘇聯(lián)歸國的王明。

聞知是王明，已然怒態(tài)的張國燾在寒風中一激靈，沉沉地點了點頭。

1928年夏，張國燾被委派為中共駐共產(chǎn)國際代表，在莫斯科工作了兩年之久。適逢王明在中山大學學習，并開始在黨內(nèi)領(lǐng)導層嶄露頭角。兩人互不相容，相處得不甚融洽。1931年春，張國燾敗在王明手下，被排擠回國，爾后去了鄂豫皖蘇區(qū)。如今王明從共產(chǎn)國際歸來，以欽差大臣自居，而張國燾卻正失勢落魄，兩相比較，他當然明白自己的處境。

于是，張國燾悄悄帶著家人，到山下一僻靜處，另外找了孔窯洞，隱居起來。

但是，令他始料不及的是，王明居然主動找上門來。

王明首先告訴張國燾，曾被張國燾倚重的原西路軍將領(lǐng)李特、黃超等已被當作“托派”分子，秘密處決了。

張國燾頓時驚得目瞪口呆。

王明仍像當年在莫斯科一樣，盛氣凌人，不斷以批評的口吻正告張國燾必須深刻檢討、認識錯誤，而且明確指出，張國燾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且有“托派”特嫌。

隨后，王明在各種場合公開點名批評張國燾，并將其錯誤進一步理論定性。

就在這時，原四方面軍重要將領(lǐng)何畏公開叛變投敵，張國燾的處境更加艱難。1938年4月，驚恐不安的張國燾借祭拜黃帝陵之際，從西安逃至武漢，然后公開叛變投敵。

張國燾叛變投敵后，曾引起了不小的轟動。然而，時過境遷，在張國燾將黨的機密出賣完畢后，國民黨便一腳把他踢開了。蔣介石“賞”了他個國民政府參政員的閑差。他與何畏在重慶過得頗不順心，兩人曾合資辦了個養(yǎng)雞場，卻又因經(jīng)營不善而倒閉。

1949年冬，大陸解放前夕，周恩來曾密派專人找到張國燾，希望他能發(fā)表聲明，公開認錯，以便留下來建設(shè)新中國。張國燾思前想后，去了香港。在那里，《明報》主持人看中他的特色經(jīng)歷，連載了他的回憶錄。張國燾便靠回憶錄的版稅維持生計。

“文革”開始后，大陸的“造反派”、紅衛(wèi)兵揚言要到香港將他綁回大陸。張國燾聞訊后，驚恐萬狀，移民去了加拿大。1979年，張國燾因中風去世于加拿大多倫多養(yǎng)老院。

（文中小標題系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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