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兵傳（10）之清代苗弁制度“以苗制苗”的新高峰

【編者按】本文著重介紹古時苗人的尚武傳統、軍事社會的發展，及與中原王朝的交織互動的歷史進程。在古代苗族社會組織“議榔”“款會”“叢會”民主制度的熏染下，形成“有族屬”“無君長”的社會組織形式，提倡其崇尚自由的理念，故而與古代封建王朝的家天下皇權制度、中央集權制度相違背，在長期與中原王朝的交鋒中養成了剛烈、不屈的性格，富有強烈的反抗、斗爭精神。史書中曾說到“苗人剛恨輕生”，中原王朝面對無法直接統治其的局面時，便以拉攏羈縻的方式“聽其自相君長，為王朝役使”，以達成“以蠻制蠻及蠻兵役使”。

康熙《皇輿全覽圖》之《貴州全圖》（康熙年間，貴州面積較大的“生苗地”有兩處，左邊空白地帶為黔南地區“生苗地”，右邊空白地為黔東南地區“生苗地”）

苗疆生界化外之地，即無朝廷官府統治，也無土司管轄治理，內部以“議榔”“款會”“叢會”為社會組織結構，實行民主選舉制度。以鼓主、會長為首掌握行政權，各峒主寨長為基層，自上而下的軍政一體的管理制度。又設副鼓主、副會長，負責司法監督、人事管理等的內閣理事會掌握司法權，任期選舉與鼓主、會長錯開，兩權牽制分立制，多鼓社為一聯盟。每一屆鼓主任期為十二年不得連任，被選舉人要求品德高尚、見識多廣、兒女雙全、相貌端莊，離職后下一屆鼓主也必須換成其他家族，并由內閣理事會負責選舉事務，苗民參與投票。

明清時期主要較大鼓社款會，一有以臺拱為中心的上下九股鼓社，鼓社（苗語Jangd niel）即一古老民主方邦聯盟，以“議榔”為行政紀要，清代時期多次起義均為議榔活動所組織。二以龍里、貴定、惠水的東苗十三番（股）款會（苗語jangd ndrual），“股”、“枝”即苗族鼓社、款會單位的稱呼，《黔南識略》亦載：“苗所住曰枝。”，明朝天順年間已開辟。三以開陽、息烽、修文的乘西九股，燔莊砦上、中、下三股一百五十寨，八姑蕩六股二百多寨，明末天啟年間因參與水東土官宋萬化反明而被開辟。四以普定的原十二枝，元時當地苗族、仡佬族常常反抗朝廷統治，明初洪武年間設西堡土司管治鎮守，但效果甚微，明清時仍舊屢生事端，康熙年間以歇蠻無力而革除，同治年間水城六枝一帶苗民義軍曾在戛底枝將兩萬清軍團練武裝擊敗，俊戛枝今俊戛鄉隴戛苗寨建有亞洲首座生態博物館。其余有以長順、紫云的山苗十三枝、今麻山地區的麻山九枝等。

《圣武記》記載其中生苗諸寨分布，自廣順、定番、鎮寧生苗六百八十寨,鎮寧、永寧、永豐、安順生苗一千三百九十八寨,地方千余里直抵粵界。而以上下九股為中的苗疆腹地，據《改土歸流疏》：亦載“苗疆四圍幾三千余里，千三百余寨，古州距其中，群寨環其外，左右清江可北達楚，右有都江可南通粵，蟠踞梗隔，遂成化外。”，以內古州為中心，共計一千三百余寨。

《方輿匯編》貴州全圖中空白處苗疆腹地

清朝時期為徹底征服苗疆，于是實時準備了開辟苗疆的戰爭，以湘西生苗"王化之所不及，聲教之所不通。”為由，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清朝廷遣清軍攻打今鳳凰東北處苗疆天星寨，征服一百一十六寨，分設東、西、南、北四汛，委任撫苗千總分防撫管，次年移沅州鎮標官兵三千駐扎鎮守鎮筸。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清朝廷再次派遣滿洲將領席爾達、貴州提督李述芳、廣西提督張旺、鎮筸總兵雷如等率黔、湘、桂及滿洲兵正式開辟臘爾山生苗界，苗軍不敵官兵后愿輸糧為熟苗，清軍收服三百余寨設乾州、鳳凰二廳分治苗疆，次年又于黔東北今松桃正大營設理苗同知，鎮守六里苗疆。雍正八年,巡撫趙恩、總兵周一德、辰永沅靖道兼副將王柔率兵開辟六里苗疆生苗界，收復二百二十五寨,設永綏廳同知治理苗疆。

雍正二年（1724年）九月，清朝廷遣貴州提督趙坤派官兵二千四百名征討定番，圍攻散干寨，十一月又率兵攻破康佐司白老虎寨。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新任云貴總督鄂爾泰以“云貴大患，無如苗蠻。”為由，是年五月遣貴州提督馬會伯率官兵四千，及定番州屬克把郎苗兵一百余名，平遠州屬熊家苗兵二百余名，定番十二土司土兵六百余名合計土兵一千名，征伐長寨、焦山、者貢、谷隆等地，收服苗眾五百余戶三千余口，設立長寨廳。

雍正五年（1727年）初，鄂爾泰遣貴州提督楊天縱率重兵征伐收復長寨克猛十四寨及定番州鎮寧州接壤處宗地、巧馬等八十七寨；其后又諭薛洪、于超、阿奈等苗目又招撫鎮寧州化出等生苗寨共計四十七寨；次月，長寨參將宮祿又招撫得馬頭山等三十六寨。是年中，在清軍重兵壓境的攻勢下，于是清軍乘勢招服廣順、定番、鎮寧生苗六百八十寨，鎮寧、永寧、永豐、安順生苗一千三百九十八寨，地方千余里，直抵粵界,時為避免滋生事端，清朝廷下令“各省民人無故擅入苗地，及苗人無故擅入民地，均照例治罪。若往來貿易，必取具行戶鄰右保結，報官給照，令塘汛驗放，始往。”。年底，遣提督楊天縱同湖廣總督邁柱遣兵攻打黎平府屬謬沖寨，而后又繼續收服大小丹江拜克、克猛長寨、古羊一百四十五寨。

雍正六年(1728年)，清軍攻破八寨、丹江，楊排、番仰諸苗寨皆，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清軍攻下公鵝寨（原劍河縣駐地），公鵝寨聯合雞擺尾、柳利、白索、白漢等二十余寨反擊清軍，五月，清軍攻下公鵝寨（原劍河縣駐地），清江諸苖寨亦平。七月, 張廣泗又進兵古州（即今榕江），清江諸苖寨亦平。雍正八年（1730年）,先征伐古州來牛、定旦諸寨，后平老你、搖排、搖曬等寨，雍正十年（1732年），包利與白黨等首領集上九股三十余寨，下九股四十三寨和高坡諸寨苗族舉行“反筑城斗爭”。雍正十一年三月，清廷遣提督哈元生征討高坡苖，清軍兵分六路，擊敗高坡苗，清廷在黔東南用兵八年，“開辟”生苗界兩三千里，新設立了臺拱（今臺江）、清江（今劍河）、丹江（今雷山）、八寨（今丹寨）、都江（今三都）、古州（今榕江）六個廳，稱之為“新疆六廳”。

貴州按察使張廣泗開辟苗疆時收繳兵器鑄為鐵柱，銘文：“帝德光被,臣功顯煜。八萬古州,生苗帖服。镕干銷戈,鐵柱矗矗。表烈垂謨,載瞻載肅。”。

雍正十三年（1735年）二月，包利，紅銀以苗王出世的宗族名義，號召苗疆義士共舉反清事業，率古州二萬余苗民在八妹、高表等寨起義，清水江苗族'群相附和'，數月之內，占據丹江、清江、凱里、黃平、清平、余慶、青溪、鎮遠、施秉等地，方圓千里，義眾數萬。清廷任命湖廣總督張廣泗為七省經略，率七省清軍參與鎮壓，起義持續至乾隆六年（1741年）十月，史稱“雍乾苗族起義”。

五月三日進攻黃平州擊斃知州羅嗚序、千總金升、把總黃進忠，四日義軍再次攻陷黃平舊州，七日再次攻陷并焚毀清平縣，十八日義軍攻陷余慶縣，二十一日義軍攻陷臺拱排咱汛擊斃守備高謀排咱汛官兵五百名得脫者只剩九十余人，之后又圍攻稿貢汛擊斃把總王德成，二十四日義軍圍攻八寨協城，二十八日義軍攻陷焚燒巖門新司擊斃土官何其仁、土官張純、把總梁璧。

六月初三日義軍攻陷小丹江汛擊斃千總劉文魁全殲小丹江汛所有官兵，二十七日義軍攻陷青溪縣擊斃訓導譚德，二十二日義軍于丹江擊斃千總曹在朝，二十八日義軍于平寨河擊斃守備武英、千總孫榮、把總向碩賓、把總湯紹緒、把總周連功、把總呂先賢、把總陳英、外委朱一鳯、土目王廷紀。

七月初八寨協副將馮茂于卡烏河誘殺已降苗民六百余人及擒縛頭目三十五人激起更大的民憤，十二日義軍于稿貢后山擊斃都司張文秀、守備林士昌、把總蘇奎、千總李天秩，而清軍叅將哈尙德、游擊張接天、董國棟、姚宅中于施秉擊敗義軍等重新占領施秉，副將柳定國廣東副將馬成林湖廣副將李椅等擊敗義軍于清江柳羅圍解圍清江廳，揚威將軍哈元生乘大霧突襲柳受寨又稱乘勝進攻臺革，副將魏國泰叅將鄭元文游擊楊通仁韋國英等攻克寨頭岑松等寨，等獲義軍首領銀汪等人，十八日擊斃把總蔣忠外、外委馬國奇，十九日副將壽長攻破老鴨寨。

十月，副將壽長、叅將哈尚德、游擊馬逾隆等率清軍擊敗義軍于烏耶闗，連破烏溜、絞枉、柳傍、者磨等寨，總兵韓勲、叅將王鼐、游擊楊剛唐等率清軍連破寨林、寨翁、仰黨、喬扣等寨。十月底，八寨義軍進攻八寨城，又圍攻得祿汛。

十一月，貴州巡撫張廣泗兵三路圍攻義軍清水江大本營，義軍于臺雄寨擊斃游擊曽唯及、千總熊祿、把總史能方、把總楊萬玉、把總蔣可正、把總曹廷棟。

十二月，三路清軍分別攻破囊蒿、長坡、掛丁、空稗、其旁、十許等寨，十一日攻破雞右等寨，十三日攻破雞擺尾、烏溜等寨，十八日擒俘義軍首領曾柳，二十日攻破克囊、高交、高鉛、厰洞下等寨，二十三日擒俘義軍首領枉汪。在雍正十三年中，義軍先后攻陷攻占邛水司、丹江、凱里、重安江、黃平、黃平舊州、巖門新司、余慶等地，烽火燎原整個黔東南。

兩廣總督尹繼善隨即調派廣西兵參云南兵增援前線清軍，遣副將紀龍增援清平，參將哈尚德增援新舊黃平二城，合兵鎮壓重安的苗民義軍，副將周儀占據余慶后，陣擒苗軍首領羅萬象等。一面又派總兵王無黨、韓勛鎮壓八寨苗民義軍，總兵譚行義鎮壓鎮遠苗民義軍。在總兵王無黨所率廣西兵與湘軍會合后，攻破義軍苗寨，義軍陣亡千余人，義軍首領阿九清等被陣擒所俘。

乾隆元年（1736）正月，貴州巡撫張廣泗再次調兵遣將兵分八路圍攻義軍。于二月，八路清軍分別攻破烏堯、防里、烏疊、留神、桃繞、雞勇、烏羅、反牌、蓮花、撈烏、撈密、烏西、烏熙、擺保、羊烏、擺吊、烏防、扣里、洞里、羊吊等寨，擒俘義軍阿扛父子等人，直至三月底，清軍攻破苗寨兩百余座，連綿數百余里，義軍被迫率眾轉戰苗疆腹地牛皮大箐，四月，清軍重兵圍堵搜山合剿牛皮大箐，是年年末，包利病亡，義軍一時群龍無首。清軍攻破那寨、交烏、交歪、旁洞等寨。五月，清軍犁庭掃穴牛皮大箐，義軍被圍剿殆盡。

在蒸蒸日上的國家機器面前這場以紅銀、包利為首的黔東苗族起義軍注定終將被平定，其余部在桑江苗族張老金、蒙甲弟、湖南綏寧、城步苗族粟賢宇、楊清保、侗族石金元、吳金銀，瑤族楊老襄、鳳淑宇、王老隴的領導下繼續同清軍作戰，轉戰龍勝、從江、通道、資源、義寧、城步、綏寧等地，縱橫數百里。

六月，清廷組織六省清軍開始重兵掃蕩殺戮清水江南北兩岸，直至十月底，歷經四個月，先后掃蕩圍剿月姑、元賽、八輸、盤噶、高定、翁腳、唐流、九衣、戶棉、花新、培耶、斬牙、南孟、培牛、擺列、牙門、楊牌、楊烏、柳受、柳旁、汪刀、九甫、培鳩、九丟、歹旦等一千余寨，連綿數百余里，一路開展屠殺。（雍乾古州苗民起義，其中包括漢人張九萬、曽文登等人暗中煽動，戰后乾隆皇帝親自下令：“亦不許內陸民人混入（苗疆）防范漢奸滋事等。）

《清世宗實錄》八月初三，雍正帝下詔說道：“從來經理苗疆之意，原因苗姓兇頑，久為地方居民之害，是以計議剿撫，為乂安百姓之計…而成害民之舉，朕與經理之大臣安能辭其過耶？”。雍正到死都未能鎮壓苗民起義，臨終前雍正承認，開拓苗疆是否操之過急?甚至有放棄苗疆的想法。待著名的偏執狂乾隆皇帝繼位后，為扭轉戰局，除繼續增調援兵外，下令將張昭、元展成、董芳等，以玩忽職守、貽誤軍機罪革職拿問。同時，任命湖廣總督張廣泗為七省經略，重新部署進剿，采取剿撫兼施，以撫待剿的策略，先撫“熟苗”，后搗“生苗”，再懲“熟苗”，集中兵力，以整擊散。

乾隆六年（1741年），張廣泗借“復乘兵威搜剿附逆熟苗”，再次調集湖南、湖北、兩廣、貴州五省清軍和數萬計鄉勇圍剿剩余苗民，再次殺害義軍一萬七千六百多人，俘虜二萬五千余人，《清史稿·列傳三百二 土司四》載道：“（乾隆）六年，復乘兵威搜剿附逆熟苗，分首惡、次惡、脅從三等，涉秋徂暑，先后埽蕩，共毀除千有二百二十四寨，赦免三百八十有八寨，陣斬萬有七千六百有奇，俘二萬五千有奇，獲銃砲四萬六千五百有奇，刀矛弓弩標甲十有四萬八千有奇”。這場歷時六年的雍乾苗民起義被鎮壓結束。

據《貴州通志·宦跡志·張廣泗傳》載：“官兵又攻克一千二百二十四寨，皆毀其室廬，戮其壯丁，俘其老幼，闔寨不留一人，其焚死與中炮死及凍餓死又十五六萬；其附逆小寨三百八十八，令縛逆黨贖罪，無敢留一人者。計斬首苗人萬七千六百七十余級，擒獲苗人二萬五千二百二十余人，其內受偽官者四百余人，從逆者萬一千一百二十人，皆梟首軍營；賊黨家屬萬三千六百余人，皆充賞為奴.......苗人死者前后不下三十余萬，至是，殺戮十之七八，或十百寨無一人”。雍正十三年張廣泗任七省經略，率七省清軍鎮壓苗民起義，至乾隆元年，張廣泗組織六省清軍掃蕩殺戮清水江南北兩岸以來，前后屠殺苗民不下三十萬，殺戮苗民只剩之前十之七八，數十百寨空無一人，極為慘烈。

《清史稿·列傳三百二 土司四》亦載：“四自四月至五月，將士犯瘴癘，冒榛莽，靡奧不搜，靡險不剔，并許其黨自相斬捕除罪。由是憝魁罔漏，俘馘萬計，其饑餓顛隕死崖谷間者，不可計數。”乾隆元年，清軍圍剿牛皮大箐時，直接斬首殺害義軍達萬計，饑餓墜崖等間接造成傷亡更是不可計算。

張廣泗后任三省經略率貴州、湖南、廣西清軍斬首殺害義軍五千余人，俘虜五千余人，甚有方志記載乾隆四年(1739年)至乾隆六年(1741年)城步、綏寧苗族起義，六七萬義軍最后戰至只剩一兩萬之說，《清史稿·列傳三百二 土司四》亦載：“（乾隆）五年夏，湖南靖州、武岡瑤，城步橫嶺苗，與廣西瑤同叛。總督班第使鎮筸總兵劉策名以兵五千進剿，以五千應援，詔廣泗復以欽差大臣節制軍務。先后斬馘五千馀，俘五千馀，于十二月班師。”。

云貴總督鄂爾泰在上疏雍正時道：“但恐今日不殺少，日后將殺多”“并不恭順者，不計男女老少，通通斬光殺絕”，據史籍記載，城步縣在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建縣的時候總人口有十八萬人，至清代前期，歷經數次苗瑤起義后，清朝廷下令：“各犯家口應行發跡邊外”，城步縣的人口減少一半以上。大戰過后，為避免苗疆再生是非，清乾隆皇帝于乾隆元年（1736年）七月初九，下旨道：“永除新疆苗賦”，并規定苗疆事物“一切自相爭訟之事，俱照苗例完結，不必繩以官法”，以此善后。

雍正朝之后，苗疆不再設置土司，苗疆新辟流官不能深入管理仍需以往朝代新占苗疆時的策略，以苗制苗減少統治成本，于是在苗疆村寨基層選熟苗、良苗歸化頭人設苗弁苗官通事等自治管理。“苗惟黑苗，其俗與各處同，無土司管轄。原設通事十六名，分頭、二、三、四等，有給土千、把職銜者。”。開辟苗疆后所設置的低等級的苗官,均為“苗民中隨征有功者”,給予土千總、土把總、土通事、土舍等土弁土職，而土弁非同以往土司，以往土司由朝廷發放信紙承襲，具有官職級別，土弁由地方流官任免，無官職級別，原則禁止世襲但繳納世襲金也方許可世襲。一員土弁管理數個村寨，除主要職責為協助流官管理控制苗疆基層外，如軍事派遣抽調苗兵參戰等仍與以往土司無異。

張廣泗為善后經實地考察后上疏道，苗疆生界境內的苗眾，歷來有族屬而無苗王、土司等封建專制君長.若再次設立士司頭目去統治廣大苗眾，恐諸苗眾不肯服從，會制造事端，所以各苗寨可選守法而能力強的良苗頭人，負責協助官府管理，其余仍可參照其苗俗自治，每寨選一、二人，或二、三人，簽為寨頭，注冊立案，各本寨苗民需聽其約束，一切要求獎罰分明不得滋生事端。

乾隆三十五年初，下江滾塘十二大寨的黨堆寨苗民香要、老勇、老九，密謀聯絡黨根寨迫根（女）及烏牛寨、黨界寨、黨降寨、加括寨、分招寨、嶺招寨、才烏寨、加的寨、才瓦寨、略里寨和一些零星小寨一同反清起義。是年五月初十香要邀集其余十一寨頭于十五日一同渡河攻打下江城，附近苗弁歐韻清、粟大成聽聞后，于是向廳官通風報信，廳官立即派歐成名官差與滾塘加的寨苗弁楊昌永、黨堆寨頭人老響一同詢捕香要，楊昌永、老響剛進黨堆寨便被香要等人襲殺。起義消息敗落后，于是邀集十二寨合集千余人提前至十三日攻打下江城，附近黨組、加白等二十一寨響應，交戰至碼頭時官兵將

船只焚毀隱藏并撤回城中，后因江水上漲無船未能攻下下江城，義軍暫時退至烏牛等寨。起義聲勢傳至州府后，清朝廷立即遣游擊官福率上江駐兵八百人，古州鎮標兵六百人，下江城駐兵二百余人一同攻打義軍烏牛、佳居等寨，柏根力戰被陣俘，其余義軍不敵撤入烏炭山之中。清朝廷再派參將索爾方阿星督軍，署鎮柴榮春率清軍一千七百余人、思恩守兵七百余人、都江守兵三百人、黎平知府王勛率三百余人及下江各寨頭人土兵等一同搜山征伐，義軍寡不敵眾，陣亡及饑餓自縊者不計其數。次月，總兵程國相親率重兵鎮壓，并以出山可特赦誘降義軍，清軍攻破義軍所據朋論大箐后，香要、老勇、老九等人潛入山下被清軍俘獲，而揭發義軍起義即熟識當地山路，領清軍圍剿義軍有功的苗弁歐韻清獲清朝廷的賞金一百兩，并授土千總一職。

《苗防備覽》苗疆圖

乾隆初期，朝廷為穩定控制湘西苗疆，政治上扶持苗民上層，設置百戶，協助清官員管理苗疆，軍事上設置關隘，駐扎游擊、守備、千總、把總等帶兵防守，這一基層關隘在鳳凰廳中有七十五處，永綏廳有五十余處，乾州廳有四十余處，嚴密檢視苗民一舉一動。但平靜之下依然波濤洶涌，在外來客民豪強的沖擊下，湘西苗疆土地兼并日益嚴重，官府對客民豪強的偏袒逐漸產生對官府的仇恨。據《苗疆屯防實錄》記載：“漢民原不準擅入苗地,自乾隆二十九年……漢奸出入,始則以貿易而利其貨,繼則以賬債而占其地,客民侵占日見其多,而歷任大小官吏聽任客民欺凌苗人，以致苗民田地日益落入客民手中。”，導致后來很多無業苗民和周邊窮困百姓都參與起義。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湘西永綏廳勾補寨苗民石滿宜被百戶誣陷，說是偷藏了販牛商的牛，并借此向全寨勒索。石滿宜隨即起義，慘遭官吏鎮壓，清軍火燒勾補寨，被俘、被捕的苗民達一百三十三人。苗民性直剛烈易結世仇，地方官員不按苗例處理案件，加之清軍毀滅性的打擊勾補寨引起同宗族的石三保、石鄧柳的對官府客民的仇恨，提出“乾隆五十二年我們勾補寨的人被官兵殺得不少，要報仇”的口號開展復仇舉事。乾隆五十九年（1795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乾州廳坪垅的吳八月與松桃廳大塘汛大寨營的石柳鄧，永綏廳黃瓜寨的石三保，鳳凰廳蘇麻寨的吳半生，三岔坪的吳廷舉等人一起聚集在鳳凰廳鴨保寨副百戶的吳隴登家中，共商舉義，提出“逐客民，復故地”的口號發動起義，麻陽苗族龍老大、龍老亥也率領當地苗民響應。

乾嘉黔湘苗民起義軍在吳八月、石三保、石柳鄧率領下，連續攻克乾州、鳳凰，花垣、古丈、保靖、松桃、瀘溪、辰溪、浦市、沅陵、麻陽、銅仁、秀山、酉陽等地，抗擊七省清軍十八萬人。首戰雅酉一役，擊斃鎮筸鎮總兵明安圖、副將伊薩納、同知彭鳳堯等官佐，全殲清軍近兩千人；滾牛坡一役，擊斃游擊永舒、都司班第共，清軍損失十之八九。松桃正大營一役，直接困死貴州提督彭廷棟；丈坪戰役（今湖南古丈縣城），自古丈坪抵達楊柳塘，副讓軍參領定杞勒、游擊額爾登、都司葉攀鳳、守備聶世榮、郴麟游擊趙得功、馬登朝等俱帶傷陣亡，弄州協領觀音保因追剿義軍落河而死；乾州三岔坪吳廷舉也同時響應攻陷乾州廳城，同知宋如椿、巡檢江瑤戰死；狗爬巖一役，就消滅清兵六千多人，湖廣總督福寧僅以身免。

起義期間義軍共擊斃都司以上中高級文武官員二百余名，云貴總督福康安、四川總督鈕祜祿·和琳、湖廣總督畢沅、吏部尚書孫士毅先后暴斃營中，貴州提督花蓮布、貴州提督彭廷棟被擊斃，清朝廷共計耗費白銀二千萬兩，軍米一百萬石。同時，在湘黔苗民義軍的影響下，清朝廷云貴兵力都被調往湘西，貴州其他苗民看準時機，從而相續爆發了錦屏亮司苗民起義；清鎮、平壩陳大鵬領導的苗民起義；廣順、長寨楊文泰領導的苗民起義；廣西隆林苗沖苗民起義及南籠王囊仙、韋朝元領導的布依族起義等，時貴州巡撫馮光熊上疏道：“云貴皆調兵征鎮筸紅苗，不可即赴”。

清朝廷在鎮壓乾嘉苗民起義時主要依靠“以苗制苗”的鎮壓策略，乾隆六十年（1795年），清軍在攻克竹山、魯溪后，招降勞神寨吳老巖等作為策反義軍的先鋒，而后又得降苗武生黃士高、吳正文等勸降頭領，其先后勸降有功被清朝廷賞賜銀兩頂戴等，同年秋冬，清朝繼續增兵，攻占烏巢河、高多寨等地，吳半生被俘。清軍又進行誘降，乾州起義軍石上進、石大貴、吳廷貴，永綏義軍頭目張廷仲父子相繼叛變，十二月，吳隴登密降清軍后，計誘擒俘義軍首領吳八月。

嘉慶元年(1796年）六月，隴子貴密降清軍，計誘石三保至坳溪被俘。十月，清軍攻破脂夷坪后，于永綏一路陣俘義軍首領麻老江、石老必等人，桐木寨楊巖友見勢不敵立即投降清軍，吳八月之子吳廷禮不幸病故，他的弟弟吳廷義繼任義軍首領，次月吳廷義受重傷為叛徒出賣被俘。是年三岔坪義軍眾頭目投降，對清軍發誓愿擒義軍首領石柳鄧獻以表忠心。

嘉慶二年（1797年）一月，清軍攻打石隆。石柳鄧在戰斗中頭負重傷壯烈犧牲，二月，清軍攻打大小柵，麻季三、麻滿東投降，在此后的鎮壓起義中先后招降了苗目上百余人，降苗不下二十萬。于是清軍利用“以苗攻苗”培養了一批效力于清朝廷的“苗兵”，以隴八月、隴保二等為首的苗守備在鎮壓起義過程中極大的解決清軍對地勢、人文不熟悉的劣勢，銅仁降苗石老三、保靖降苗張星畢等人暗中秘密為清軍刺探情報。

在吳八月、石柳鄧、石三保等主要起義領導人相續犧牲后，嘉慶三年（1798年），先裁降苗兵丁三萬七千人，義軍余部在石宗四、石貴銀的帶領繼續與清軍作斗爭，時鳳凰廳同知傅鼐作為鎮苗大臣，后因平苗之功官升至按察使，其一面利用苗兵堅持“以苗攻苗”策略，派歸順苗民刺探義軍情報，同時讓苗兵授清軍練勇苗槍、苗技等山地戰術去圍剿義軍。一面“屯田養兵、設卡防苗”，期間建成修復苗疆長城三百馀里，汛堡卡碉一千二百余座，有哨臺以守望，炮臺以御敵，在鳳凰、乾州、 瀘溪、 古丈、 永綏、 保靖、 麻陽等地，逐漸收緊包圍圈的方式清剿義軍，對苗疆形成合圍之勢。

嘉慶九年攻破苗寨半數余后，再裁苗兵五千，時留九千九百三十六名；嘉慶十一年(1806年)湘黔苗民起義鎮壓結束后，于鳳凰、乾州、永綏、保靖、古丈等地確立苗弁制度,設苗守備、苗千把總、苗把總等五百余名。

清朝廷在戰爭前后收繳苗田用于屯丁不下十二萬畝，收繳苗寨兵器四萬馀件，十年來鎮壓義軍攻下苗寨數以百記，戰后清朝廷仍舊不忘清算認為曾經參加過起義罪責深重的降苗。譬如鳳凰廳，一直作為交戰中心，人口傷亡流離之大，僅存之前十之三四，《苗防備覽·卷三 村寨考下》載道：“自邊徼有事，流離日久，廳城中數十年滋生之戶口，存者十僅三四，他村更無論也”。《苗防備覽》嚴如煜記載鎮壓起義前，乾州廳苗族村寨“剿撫之所及，不下四五百寨”，鳳凰廳苗族村寨“然誠知之今日苗寨千余”，鳳凰、水綏、乾州、永順、保靖等共計苗寨“四千數”，松桃“約有一千七百余寨”，酉陽、秀山、麻陽等雖未詳載，但也均有苗寨數百寨，在清軍腥風血雨的鎮壓下，《乾州廳志》記載乾州苗寨僅剩一百三十余寨，《鳳凰廳志》記載鳳凰苗寨僅剩五百二十九寨，《苗疆屯防實錄》記載湘西苗疆周圍一千里地僅剩二千余寨。據史料悉知，嘉慶前湘西苗民約有四十余萬人口,到乾嘉苗民起義完全平定后，嘉慶中期湘西苗民僅剩約十余萬人口，湘西千里苗疆人口損失達三分之二以上。

戰爭結束為善后，清朝廷制定《苗疆善后章程十六條》，強調要清厘苗、民界址，按“苗地歸苗”、 “民地歸民”之則，以保護苗民的土地為出發點， 其中第一條就規定“苗疆田畝必應清厘界址，勿許漢民侵占以杜爭競也。”。為防苗客沖突，對原生苗界進行封禁，禁止客民駛入苗地安業及購買苗田等，直至光緒二十一年（1985年），苗疆才再次“開禁”。

《皇清職貢圖》銅仁紅苗武士

結語

清朝廷自開辟苗疆以來，苗民不服流官統治，更不會接受的具有農奴制色彩的土司制度，對于開辟后的苗疆管理，張廣泗上奏道：“查新疆苗眾向無酋長,若遽欲設立土司頭目,以統率其眾,不但苗眾不肯服從,且恐更滋事端,然亦不便聽其散渙,漫無約束。查各苗寨內,向有所稱頭人者,系各本寨中稍明白、能言言語、強有力者，眾而即呼為頭人。”。于是清朝廷因苗俗而治，借以設置苗疆古制寨長以安撫苗疆民心，實際再根據清朝廷的封建統治需要下改進，制定出一套新的“以苗制苗策略”，“酌量察分大小，或每寨一、二人，或二、三人，簽為寨頭，注冊立案，各本寨散苗，聽其約束”，從而設置委任苗千總、苗把總、苗外委等苗弁擔任苗疆各關哨駐防兵差，又委任苗百戶、寨長等土弁擔任各苗寨的管治代理人，平時嚴密監視苗寨社會秩序，戰時可作為鎮壓苗民起義的工具。

如乾嘉起義時，義軍起義頭目之一的鴨保寨原百戶吳隴登密降清軍后，計誘擒俘義軍首領吳八月；吳八月手下三岔坪寨長吳廷試等人投降清軍后，率降苗追殺義軍，陣擒義軍首領吳八月之侄吳老二；斗思寨寨長降苗隴老五率已降苗軍攻打平隴各寨苗民，雙方傷亡數千，清軍乘機增援降苗，陣擒吳八月外甥廖老幕及隴老西等人。在清軍的賞金頂戴的誘惑下，隨后背叛起義的苗百戶、苗寨長多達五六百名，清軍總管鎮壓苗民起義的清朝廷大臣福康安、和琳上奏道：“臣于攻克乾州之次,即將黔、楚兩省所有降苗百戶、寨長,一并傳齊,剴切曉諭。本月三、四等日,各路百戶人等,齊集于鴨保寨五六百名。”。

吳八月作為社塘坡一帶三十余寨的宗族勢力代表領袖，并曾任百戶一職，深知苗百戶、苗寨長作為清朝廷安插于苗疆，協助清王朝統治苗疆的旗子并不可靠，起義時也將吳國順、吳國有、吳延梅、吳學仁等的大批苗百戶苗弁苗官及地主宗族勢力頭目一一誅殺。

而對于投靠于清軍的熟苗，也并未因其按清朝廷“洗心革面”的要求而得到善待，作為高度封建統治的封建王朝，下層民眾也不過官僚統治階級的壓榨對象而已，平時勞役極其繁重，而戰時作為鎮壓生苗的前驅向導，常常引來生苗的殺戮報復或被官兵殺良冒功，時云貴總督楊名時《扎陳綏定苗疆方略》中說道:“至熟苗無事則供力役，用兵則為鄉導，軍民待之若奴隸，生苗疾之若寇仇。官兵勝，則生苗乘間抄殺以泄忿官兵敗，又或屠戳以冒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