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74年，《紅旗》雜志發表署名文章，高度評價了出現在特殊時期的樣板戲，認為樣板戲生動展現了雄偉壯麗的中國革命歷史畫卷，進一步提升了京劇在文藝界的地位，是具有中國民族風格的嶄新藝術典范。
隨著歷史翻過舊篇章，進入嶄新的一頁，樣板戲的創作手法和表現形式，也漸漸出現了爭議，有人甚至對樣板戲開始全盤否定。
在各種爭議中，曾經是樣板戲重要創作者的著名作家汪曾祺，也曾因為各種政治壓力，受過委屈。
不過，和很多人對樣板戲持否定態度不同的是，汪曾祺堅信樣板戲有其藝術價值。
對于自己主筆的《沙家浜》，汪曾祺對其中的《智斗》一場更是極其自信，認為這一唱段一定能成為京劇的經典唱段，傳唱后世。
為何汪曾祺會對《沙家浜》中的《智斗》一場如此自信呢？
這還要從《沙家浜》的創作過程說起。
《沙家浜》前身
《沙家浜》的故事，最早還要從1939年說起。
當時，新四軍將領葉飛率部轉移時，在蘇南蘆葦蕩內留下了36名傷病員。
這36名傷員，在遮天蔽日的蘆葦蕩中，靠著鄉親們日日送糧送藥，逐漸將養好了身體，而后，重新集結起來，繼續在蘇南一帶開展游擊戰。
后來，這36名傷員的故事，被寫成歌曲傳唱。這就是1943年誕生的《你是游擊兵團》抗日歌曲。
新中國成立后，在1957年前后，劉飛將軍將這一段游擊斗爭經歷，寫成口述回憶錄《火種》，意思是，當年的36名游擊隊員，像火種一樣，在蘆葦蕩中開展游擊戰斗。
戰地記者崔左夫又寫出了紀實文學《血染著的姓名》。
這兩部作品的先后問世，為后來的戲劇創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兩年后，上海滬劇團在這兩部作品的基礎上，推出革命現代戲《碧水紅旗》。
該劇以生動的筆觸，細致描繪了抗日傷病員在沙家浜英勇斗爭的故事，展現了游擊隊員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氣概。
該劇推出后，受到廣大觀眾的歡迎。
不久之后，文牧等創作者又根據劉飛的《火種》，對劇作進行再次修改，并將劇名改為《蘆蕩火種》，更契合劇作描寫展現的內容。
不過，不論是《碧水紅旗》還是《蘆蕩火種》，其傳播影響力都有限。這部劇作的大紅大紫，家喻戶曉，還要等到它被改編成京劇之后，名字改成《沙家浜》之時。
此時，才是《蘆蕩火種》迎來它真正輝煌的時刻。
《沙家浜》出爐
1964年，在全國現代戲觀摩大會上，《蘆蕩火種》被北京劇團相中了。
為了把滬劇成功移植轉化為京劇，北京劇團將這一改編重任落在了文筆出彩老練的汪曾祺的肩上。
汪曾祺對于京劇藝術有著深厚的感情和獨到的見解。
接受了這一重要創作任務后，汪曾祺開始反復閱讀研究《蘆蕩火種》，力求既吸收原劇本的長處，又有大量改進與提高。
那一年的深秋時節，汪曾祺和他的創作團隊住進了頤和園的龍王廟，在紅漆廊柱和雕花窗欞間，開始了緊張有序的劇本改編。
汪曾祺認為，京劇傳統戲曲人物塑造上的缺點是，性格簡單化，角色缺乏深度和立體感。
因此，在改編《蘆蕩火種》的時候，汪曾祺有意加大了在這一方面的探索改進和精雕細琢。
對于阿慶嫂，汪曾祺既刻畫了她的精明干練和潑辣，又表現了她的機警敏銳和智慧。
對于反面人物刁德一和胡傳魁，堅決杜絕漫畫式、臉譜化處理，既表現反面人物的優勢與特長，又突出其狡詐和陰險，還刻意增強了劇情的緊張感和懸念感，讓觀眾耳目一新。
《智斗》大火
給汪曾祺留下印象最為深刻的就是《智斗》一場的唱詞編寫。
這一場戲，主要圍繞阿慶嫂、胡傳魁和刁德一三人的茶坊博弈展開，因此，三人的正面對話和心理活動，都需要在舞臺上淋漓盡致地展現給觀眾，讓觀眾從人物的對話和心里獨白中感受到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特點和豐富內心世界，這非常考驗演員的表演功力。
當然，對于汪曾祺等創作者來說，也考驗他們的編寫功底。
汪曾祺在唱詞創作中，反復推敲，精益求精，力求每一個字、每一句都能達到無懈可擊的完美境地。
“壘起七星灶，銅壺煮三江。擺開八仙桌，招待十六方。”
這段唱詞一開頭就是濃郁的煙火氣。一個“壘”字，讓人仿佛聞到了灶臺上煨著的砂鍋老鴨湯的香味；一個“煮”字，又讓人想到，七星灶上沸騰著的，豈止是尋常人間茶水，更是五湖四海的人間煙火氣。
“來的都是客，全憑嘴一張。相逢開口笑，過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涼。”
這段汪曾祺創作的唱詞，來自活潑潑的民間語言，既通俗曉暢，又韻律和諧，生動展現了阿慶嫂的熱情周到、靈活機智和性格潑辣。
記不清有多少個夜晚，汪曾祺獨自一人貓在自己住的胡同小平房里，將帶回來的唱詞，一遍遍在稿紙上修改，一字一句都不放過，細細揣摩，反復修改。書桌邊的廢紙簍里，塞滿了被汪曾祺揉成團的稿紙，窗臺上的煙灰缸里，挨挨擠擠，積了有半煙灰缸的煙頭······
就這樣夜以繼日的埋頭創作修改，反復打磨，最終，《沙家浜》大獲成功。
1964年年底，彭真等領導同志看完改編的《蘆蕩火種》后，覺得耳目一新，大為贊賞。不久后，彭真還特意讓《北京日報》為該劇上演發表社論，以示祝賀。
這之后，《沙家浜》演出盛況空前，連演一百多場，觀眾仍然欲罷不能。
“壘起七星灶，銅壺煮三江”的唱詞，更是紅遍了北京城的大街小巷，人人學唱。
結語
在汪曾祺看來，《沙家浜》被追捧，《智斗》被傳唱，是因為它們都是深植于民間審美基因的來自人民的創作，因此才能超越政治超越時代，獲得永久的藝術生命力。
正是基于這樣的創作理念和創作底氣，即使過了很多年之后，時代變了，觀眾變了，人們的思想觀念也變了，汪曾祺仍然敢放言：
“我雖因樣板戲受過委屈，可誰敢說《沙家浜》智斗不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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