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忘了董小姐

文 | 北方朔風

協和董某瑩事件的處置結果最近剛剛出來。很多人對這個結果顯然是不滿意的，認為處置范圍太小，屬于“罰酒三杯”，需要擴大處理范圍。今天來聊聊我們的看法。

假如問題只在于董某瑩身上，這件事情的處理結果應該說沒多大問題。五個單位的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處置，涉及到了董某瑩各個環節的問題，包括成績單的造假，論文的問題，在醫院培訓階段的問題，都有對應的責任人，從這個角度來說，處理的還算妥當。但是這個事情從輿論發酵的第一天起，討論的就并不是董某瑩個人的問題，而是涉及到了多個系統。

比如在回應中說協和4+4的兩個學生并不是院士的孫女，這個辟謠筆者是愿意相信的，畢竟類似事件中，網友找親戚找不準這種事情也不是一兩次了。但是其他參加協和4+4的學生中，有人的論文質量存在問題，論文的簡陋程度遠超董某瑩，這個是可以通過公開信息查詢的。對于這樣明顯的問題沒有回應，就不能讓公眾接受了。

從現有的證據來看，筆者并不認為董某瑩的問題是孤立的，即使4+4其他人的問題可能并沒有董某瑩那么顯眼，但說一點問題沒有，那糊弄不過去。從目前看，這樣的結果只展示了對董小姐問題的處理，但沒有進一步展示對系統問題著手解決的意愿和決心。所以就不怪輿論有各種各樣的擔憂了。

如果問題需要長期才能解決，那么在通報之中應該表現出更多長期處理的規劃；如果問題真的是孤立性的，那么需要在通告之中給出證據。不管是哪一點，這次的通告中都是有欠缺的，針對4+4和學術紀律問題的長期處理讓人懷疑，而針對其他4+4學生的辟謠也缺乏內容與證據，這樣的態度，是說服不了大多數人的。

輿論很多時候沒那么理性，但是該做好的工作，是必須要做好的。不想著真正解決問題，只想息事寧人的，不去考慮普通人的想法，是做不好輿論工作的。

同時，當下輿論的復雜與多變性是史無前例的，即使是出發點十分積極的輿論，也極有可能成為現實中解決問題的阻礙。董某瑩事件之中，因為很多問題沒有得到積極的回應，滑坡到“快刀斬亂麻”的聲音并不少，但現實中的復雜性又不允許這樣的操作。

當下因為輿論工作的不力，造成類似極化的聲音增多，反過來對工作造成的阻礙不在少數，甚至成為了某種主流的聲音，這是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我們都希望通過輿論可以解決社會問題，但是現實是，面對當下社會的復雜情況，輿論常常是無能為力的，并非是聲音越大，就越能解決問題，這不是簡單的惡勢力強大的問題，而是實際的解決方案往往沒有那么容易。

就像這次事件，要求4+4論文答辯之后第二年再進行一次查重，很多人認為這是不夠的，筆者也完全理解，畢竟查重出現嚴重問題的只是少數，而很多哪怕是顯而易見的問題，都不能靠查重搞清楚。

大多數人希望的，大概是進行全面的論文核查。但問題是這要怎么做呢？在幾次風波之后，國家教育機構開展過對舊論文的抽查行動。之所以是抽查，就是因為按照流程，審閱一篇論文是需要好幾個專家人工進行，我們都希望倒查十年乃至更久，但是這需要的人力物力很夸張。技術讓查重變成高度自動化的工作，但全面的論文核查離不開人，這就存在巨大的操作空間。

而且更嚴格來說，論文中涉及的實驗結果造假也是常見的學術問題，是否需要再做一遍實驗來驗證呢？正常審閱論文的流程自然是沒有這一套的，否則需要的人力物力實在是太可怕了。學術界內部存在這樣的信任機制，也就是在論文格式邏輯沒有明顯的問題下，默認對面實驗結果是基本真實的。（我們在之前文章《論文倒查十年，很有必要》中討論了這方面問題）

但一來，當下社會對于學術界的信任出現了明顯動搖，學術界的內部認可很多時候已經不足以說服社會輿論。二來嘛，這套機制本來就不怎么靠譜。

像Center for Open Science和Science Exchange這兩個知名的學術交流平臺，在2014年進行了一項活動，他們選取了2010到2012年間一些高影響的腫瘤生物學論文，從中選取了50個實驗進行復現，其中只有47%的實驗復現結果和論文之中一致。

注意，這可不是一般的研究生論文，而是有較高影響力的優質論文，這個數據無論如何也沒法讓人當做無事發生。而人類的生命科學領域，就是在這樣的大環境下跌跌撞撞地繼續發展。

所以，處置董某瑩的個人問題容易快速給出結果，但是處理與4+4背后有關的一系列問題，絕不可能在短時間之內找出一個解決方案，而是需要以五到十年為規劃周期。而當下的社會輿論在一個問題的熱點，往往也就幾周的熱情，幾周之后或許還會有人繼續說這件事情，但是對這件事情的新進展，卻基本上不會關注。

輿論很重要，但是在面對復雜問題的時候，我們需要有超越輿論熱度周期的制度建設與社會思考。

具體到董某瑩事件上，人民群眾表面上關注的是一個問題，但是實際上最起碼可以拆解成為三個復雜的問題——如何減少學閥與學術系統的內部利益輸送，如何讓患者保持對醫療系統的信任，如何看待留學生歸國問題。這三個問題都不是當下才誕生的，都有極其復雜的歷史與現實背景。

關于學閥問題，輿論場上的觀點自然是覺得學閥都該打倒。這出發點是好的，但是這就像在說人類社會能徹底扔掉科層制和官僚體系一樣，總是現實很骨感。比如一些左翼朋友覺得文革十年的政策可以避免學閥的出現。這出發點也是好的，但筆者必須要說的是，前三十年的成就是偉大的，但是這種想法顯然把今天科學系統的復雜程度看得太低了。

更何況，非要說那十年對科學研究沒有負面影響，有點太過浪漫主義了。說難聽點，沒有當年那些社會運動，如今的很多學閥還沒有機會上位呢。斯大林大清洗把圖波列夫送進監獄，還不是繼續讓他在監獄里邊設計飛機。現實中的復雜問題，最忌諱的就是“一X就靈”、“只要如果如果，一切就解決了”。這點對于不同意識形態都是一致的，情緒化的許諾解決不了復雜的現代社會問題。

正像是其他領域的腐敗與利益輸送問題一樣，學閥問題成因也和腐敗十分類似。在之前的快速發展階段，很多地方為了爭取投資與發展，會選擇一些不怎么合規的手段，而這些手段最終也成為了腐敗的溫床。科研的情況也是類似，在學術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各個團隊必然會爭取更多的資源，而更能爭取資源的團隊，往往也就是更能做出成果的團隊。畢竟現代科研不是靠著個人天才單打獨斗就可以解決，而這個過程，就很容易導致學閥的出現。

按照反腐敗斗爭的經驗，我們需要建立健全相關機制與規定，需要民意有強力的監督機制，需要頂層發動運動式治理，需要紀委介入執行。其實當下已經有了不少類似的規定，但是問題在于，這些規定能否覆蓋到學術圈子內部？事實是，如果不用外部行政力量破局，不用官僚系統去壓制學術系統，那么學術圈子的獨立王國就自查不出什么真正的問題。

實際上無論是這次董某瑩的事件，還是類似的學術界內部問題，輿論場一直都不乏呼吁外部行政力量大規模介入的呼聲。然而讀者們應該還記得前些年頗為流行的“教授治校”，以及輿論中日常被批判的所謂“外行領導內行”吧？這些也都是輿論，都在一段時間內代表了所謂的“民意”。

民意的出發點總是好的，但也經常相互打架，哪種一條道跑到黑的觀點都很難真正解決問題。

我國學術系統長期處在獨立王國的狀態，這有好處也有壞處，行政力量的干預究竟怎么樣不被架空，又怎么樣不太影響科研效率，沒有前人給出的標準答案，也沒有什么國際先進經驗，我們只能不斷改革。

比如說部分領域的崗位需要定期調換，這是預防腐敗的必要措施。但是在高校與學術系統這種，很多位置的調動就很復雜，不調動會導致學閥問題，而經常調動就會影響效率。

畢竟雖然學術系統的獨立性很多時候是個偽概念，但是終究，專業化的問題還是需要專業解決的，這注定了反學閥與學術反腐和反官僚腐敗的經驗不能完全互通。

但不管怎么說，犧牲一點科研的效率，換來對學術系統的監管，在當前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來是減少浪費，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當下社會的主要問題不在于科研效率太低，而在于社會對于學術系統的信任正在被快速透支。

相信老讀者們應該經常看到我們說這個事情。這的確是個要命的問題，是一種全球性的現象，而學術系統由于自身的相對封閉，和所處位置帶來的傲慢，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并不多。問題再積累下去，一旦爆發后果將是很嚴重的。所以確實需要行政力量，需要長期的制度性建設來改變這一點。

再來說醫患信任問題。董某瑩事件爆發之后，社會輿論討論的重點就在于哪些醫生是好醫生，如何避免找4+4的醫生看病。大家都是希望有更多的好醫生的，但好醫生這個概念本身就很微妙。理論上來說，一個經受過系統醫學訓練的人，在經歷過足夠多臨床實踐之后，都可以成為一名合格的醫生，這和論文水平關系不大。反而某些科研優秀的醫生，臨床水平著實不怎么樣。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科研投入多了，那就沒多少能放在臨床上了。

董某瑩無法成為一名好醫生的最大因素，不是因為她的論文爛，而是她的各種行為證明她的精力不在臨床上面，不愿意接受臨床考驗的人，是不可能成為合格的醫生的。

所謂的好醫生是鍛煉出來的。國內老一輩的醫學前輩，他們接受的醫學教育以今日的標準來看，可一點都不系統，但是奈何他們接受的臨床挑戰多，最終成為了優秀的醫生。但以患者的角度來說，大多數人是不希望作為練手目標的，這無疑是自相矛盾的。

所以，當代醫學的復雜性使得患者容易不信任醫生，而醫生在面對復雜的醫患糾紛的時候，又很容易被醫院拋棄，成為另外一種弱勢群體。

規培制度的矛盾之一同樣于此。這些培訓壓力很大，但是能否讓青年醫生學到該學的東西，就非常看運氣。而就算學到了，能否有機會發揮出來又是另一回事。

同時，這樣的培訓階段十分漫長，如果沒有物質待遇作為基礎，也難以維持下去。但是規培的待遇，普遍來說都不怎么樣，醫院系統都是喜歡把青年醫生當做廉價勞動力來使用。

所以同學術反腐一樣，不管是患者對于青年醫生的不信任，還是醫院對規培生的使用傾向，也都不太可能靠內部力量來實現改變，還是需要外部力量助推來實現，需要復雜的綜合制度建設。

看看我們國家的現實情況，我們既要提升青年醫生待遇，又要杜絕醫療腐敗，又要抵制私有化市場化，防止醫生群體成為西方那種剝削者，又要讓普通群眾能享受到越來越價廉質高的醫療服務。想解決這么多互相沖突的既要又要，能是靠簡單的“一X就靈"就可以實現的嗎？

最后是關于留學生的問題，如果簡單來看，這本該是個我國教育系統承認哪些國外學校資格的事情，這倒是個能靠幾條規章制度解決的問題。但是復雜的地方在于，留學實際上涉及了我國過去一個階段發展帶來的問題，一部分家庭想要通過留學，來實現自己財富乃至于社會地位的繼承甚至是攀升。而在國際局勢劇變的今天，選擇返回國內的留學生會越來越多，我們究竟該怎么對待他們，這是個需要整個社會思考的時代問題。

比較普遍的答案是，有能力的就接受，沒能力的就隨他去吧。這個答案沒有錯，但是實際情況同樣復雜。假如某個有能力的留學生利用了4+4的機制快速進入臨床，隨后做出了成果，然后成功繼承了他上一輩的社會地位，這就是好事嗎？這恐怕很難回答吧。而就筆者的了解來說，某些出國留學的醫二代的水平也確實不低，這條路走通的可能性是很高的，畢竟你不能指望誰都像董小姐一樣。

現在很多人喜歡把對待留學生的態度扯到中外關系和排外思維上。這只是問題的一小部分，另一部分涉及到我們該怎么看待先富起來的那些人。首先，我們絕對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其次我們要承認，長期以來，出去的人中有一小撮人對西方的很多東西是全盤承認的，然后這些人中有很多人的影響力與財富和社會地位又成正比，這也導致了如今輿論場的很多亂象。如果這些思想不被清算，那不管是在國外還是在國內，問題都不會得到解決。

面對這些復雜問題，我們該怎么辦？熱點以秒級不斷變幻，快速吸引，轉移和消耗我們的注意力；同時社會環境越來越復雜，越來越需要我們以長期復雜機制來解決問題。這兩者顯然是極為矛盾的，這種矛盾，也是當今世界的先發地區們都在陷入衰落的一個重要因素。

我們當然要保持輿論的聲量，提升民意監督的力量。但同時，也要讓監督真正長效的落實在那些需要長期推動的建設和改革上，而不是讓一時的情緒價值成為監督的目的。就像對董小姐事件，在此之后，我們要長期關注行政力量如何推動打破學術圈獨立王國，又要關注行政力量在這個過程中如何避免膨脹失衡。而不是罵幾句，喊幾句口號之后就去投入下一個熱點中。

所以首先，不要忘了董小姐。

近期文章導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