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總理別出心裁玩“貼花”，一不小心把銀行搞垮了……

文│蔡廷襄

濟南緯六路上矗立著一座南歐巴洛克風格的大樓，莊重而獨特的造型充滿了歷史滄桑感。被市民稱作“老洋樓”的這棟建筑靜靜站于斯，似乎要向世人訴說什么故事。直到2005年在平移工程中發現了“老洋樓”的一塊牌匾，上書“山東豐大銀行”六個字，這才揭開其身世之謎。

山東豐大銀行，全稱“山東豐大商業儲蓄銀 行”，成立于1919年，由前北洋政府國務總理潘復等人所發起創辦。該行以濟南為總行，并曾在上海、蘇州等地設有分行。其間，由潘復親任總董，劉子玉為總理，袁寅昉為協理，業務方面“辦理商業儲蓄銀行 一切業務，兼辦有獎儲蓄”。從成立到1923年曾是山東豐大銀行的快速發展期，后因滬行虧欠等事件發展停滯，被迫轉入收縮階段，最終又因“1925年總行受交易所風潮影響停業”而走向沒落，潘復雖一度擬重新募資、再行改組，但皆屬無力回天之舉，此后大抵名存實亡，再不見諸文獻記載。

01

或是中國最早貼花儲蓄

舊址大廳懸掛著“山東豐大銀行”的拓片

山東豐大銀行最初設行址于濟南經二路緯三路路口，并在緯六路新建洋樓行屋，竣工后遷入該新址。該行發起人多為魯省名流，其董事有潘馨航（即潘復）、靳翼青（即靳云鵬）、趙治生、呂同輔（濟寧商界“四大金剛”之一，曾參與創辦濟寧電燈公司）、袁寅昉、許佩臣、顧克民、吳松生、劉子玉、王慕舟、靳鳴皋（即靳云鵬三弟靳云鶴）等。經呈報財政部、農商部批準立案后，約在12月正式開業，并在各大報紙上刊登了廣告。總董潘復，總理劉子玉，協理袁寅昉，監察呂同輔、劉云樵。首任濟南總行經理劉玉書，后由王星甫接任。

該行屬股份有限公司性質，資本總額銀元100萬元（實收50萬元），分作1萬股，每股100元。其老股票之實物，目前僅見1921年“優先股伍拾股計銀伍仟圓”者一種，由筆者世伯平山堂所秘藏，或屬海內孤品。此股票面額巨大、形制美觀，且股東“延福堂”乃北洋總理靳云鵬家族之堂號，并由“總董潘馨航、總理劉子玉、協理袁寅昉”共同署名，彌足珍貴。

時濟南實業方興，潘復創立山東豐大銀行之目的，旨在活躍本省金融、服務本省實業，故開業后發展較為迅速，僅開辦一年即“所獲利益甚多，刻已著手續招股款”。為進一步拓展業務，山東豐大銀行很快在各口岸城市籌建分支機構。作為全國金融中心的上海，無疑當屬該行最為關注的焦點。1920年上海分行迅速成立，址設南京路490號，由董事之一的顧克民出任滬行經理。從廣告中亦可管窺豐大的發展歷程：1920年4月該行已設立有駐滬辦事處（新街余興里）和駐京辦事處（施家胡同華孚銀行）。到1920年7月時，再設南京、揚州、杭州三個經理處和南昌代理處，并在濟寧、蘇州（后升分行）兩地委托銀號代理業務。

山東豐大銀行股票

滬行起初運營較為順利，但到1922年2月時，總行發覺顧克民在經理任上虧欠銀行達20萬元之巨，遂派李伯謙來滬訴請公共公廨拘捕處理。顧克民按當時慣例，臨時改入葡籍以期獲得葡領事保護。但經過政府交涉，各國領事均同意對在入籍前犯罪者不予保護，故與葡萄牙駐滬領事溝通后，葡領事同意顧克民將不會受到其保護，準許問責。但后續顧氏究竟有無受到審判定罪，囿于資料，就不得而知了。只是經此案之后，滬行不得不清理停業，交會計師薛邁羅負責整頓。時駐滬清理處位于民國路新北門西148號，其設立本意原為配合薛邁羅開展滬行清理工作，但機緣巧合，清理處額外承擔了豐大銀行的有獎儲蓄券業務。

豐大銀行有一項特色業務是開辦有獎儲蓄，招徠小額存款，藉以集腋成裘。家父涉獵收藏，回憶早年曾見過該行之“儲金存折”之實物，謂之可能屬中國最早的“零存整取小額貼花儲蓄”（俗稱貼花儲蓄），即別出心裁地自行印制類似郵票的小貼花，儲戶每次存儲時在存折上貼一枚印花，專為鼓勵平民小額儲蓄。

1923年2月2日起，山東豐大銀行開始在多家報紙上刊登廣告，宣布：“添辦五年還本有獎儲蓄券，復經財政部備案，由山東省長咨請各省長官并淞滬護軍使一體保護，通行無阻，特在上海設立駐滬清理處，此外省會商埠各地方在未設立經理處以前暫行招商代理。是項儲蓄券額定二萬號為一期，每全號儲銀五元，分為十條，每條儲銀五角，按期當眾開簽，并請官廳及各儲戶到場監視，以昭大信。每期中簽之券共二千一百零七號，給獎極為優厚，一等獎有計一萬元之多，其未中簽之券以開簽之日起，扣足五年為還本期限，屆期每全號發還原儲本銀五元，另加給息銀一元，每條發還原儲本銀五角，另加息銀一角。”

《申報》山東豐大銀行有獎儲蓄券廣告

綜合當年《申報》、《新聞報》等報道觀之，該行3月8日宣布自第二期起儲蓄券改章發行，將發行定額、獎金、領獎、還期、兌現及押款等項略加變更，前后共發行有獎儲蓄券有十五期之多。除第一期在濟南總行開簽外，后續的十四期均由駐滬清理處負責主持開簽。五年還本有獎儲蓄券發行范圍甚廣，也并非僅在上海發行；但從后續報道來看，似乎在滬推廣最為成功。據報道，至1923年，“在濟南辦理有獎儲蓄至今三十七期久已，信用卓著”。

筆者根據當時的各大報章整理，這十五期開簽日期如下：1923年3月11日第一期開簽、4月10日第二期新章儲蓄券開簽、5月7日第三期儲蓄券開簽、5月20日第四期儲蓄券開簽、6月13日第五期儲蓄券開簽、7月12日第六期儲蓄券開簽、8月6日第七期儲蓄券開簽、8月30日第八期儲蓄券開簽、9月21日第九期開簽、10月15日第十期開簽、11月5日第十一期開簽、12月4日第十二期開簽、12月29日第十三期開簽、1924年1月24日第十四期開簽、1924年2月23日第十五期開簽。根據開簽時間，基本是每個月組織一期有獎儲蓄券，通過此種手段所吸收的存款數額相當可觀。而從報紙公布中簽號碼的代理商號來看，其銷售范圍也相當廣泛，涵蓋上海、廈門、漢口、九江、南昌、杭州、寧波、嘉興、紹興、無錫、北京、天津等地，且有出現同市多個代理商之情形，足見其業務之繁盛。

實際上第一期五年還本有獎儲蓄券在昆山發行時，曾遭到地方民眾指責，被斥為“以儲蓄之名行詐騙之實”，經控訴到江蘇省政府，一度被予查禁。然江蘇省長韓國鈞也不敢貿然得罪潘復等政壇大佬，經咨明財政部后，于1923年4月18日發布訓令，將查禁一事予以撤銷。

02

潘復何許人也

潘復

潘復究竟是誰？竟連江蘇省長都要退讓三分？

潘復（1883-1936），字馨航，山東濟寧人，出生于官宦世家。其先祖潘勝（字均四）原為浙江處州府云和縣人，大明宣德年間以軍戶入籍濟寧，成為濟寧潘氏之始祖。而后世子孫則多行科舉求仕之途，屢任知縣、散官等職，逐漸形成當地之望族。尤其八世祖潘士美、潘士良昆仲在萬歷年間同榜進士，至清代時十一世潘蔚亦為乾隆進士，但十二世以后逐漸衰弱；至十七世，潘復之父潘守廉再中光緒進士，授南陽知縣、鄧州知府。

潘復自幼聰慧過人，有博學強記之才，且受其父影響，飽讀詩書，注重經世致用之道。少年即中秀才，成為濟寧遠近聞名之“神童”。1907年，因德國在修筑津浦鐵路時改變線路、繞開濟寧，故與袁景熙等人赴京請命，數度呈文，據理力爭，幾經周折，始得以修兗（州）濟（寧）支線，從此名聲大震。時因科舉廢除，仕進艱難，乃入江蘇布政使陸鐘琦幕府。1912年初，入南京臨時政府財政部任司員，旋為江蘇都督程德全之秘書，因改動18字呈文討餉成功，轟動一時，被譽為“江北才子”，在程賞識之余，繼而將其引薦給山東都督周自齊。

1913年1月潘復任山東實業司司長，任內擬定《山東實業行政計劃書》，以此為綱推進山東省實業發展，倡導實業救國。1914年6月15日至7月5日，在濟南主持舉辦山東省第一次物品展覽會，評選優質產品，10月送巴拿馬萬國博覽會參展，獲得不少獎牌（包括著名的張裕葡萄酒、玉堂醬園等金獎）。不久，潘復的金蘭之好靳云鵬（靳云鵬少貧時曾在潘家私塾念書，其母原為潘復奶媽）繼任山東都督，潘復旋改委山東南運湖河疏浚事宜籌辦處總辦，兼辦山東水利。

在老鄉周自齊、發小靳云鵬的一路扶持下，潘復的官運猶如“芝麻開花節節高”，1916年調任全國水利局副總裁，后因治理河道有功升署理總裁。1919年靳云鵬代理內閣總理后提攜潘復任財政次長兼運河疏浚局副總裁，由此潘復逐步進入政治中心。

靳云鵬

1920年直皖戰爭后，靳云鵬再度出任國務總理，潘復身兼財政次長、鹽務署署長和山東籌賑會會長等職。1921年靳云鵬三入內閣，潘復仍任財政次長，并代理總長職務。同年12月，隨靳一同下野，移居天津。但寓居天津的潘復并未停止政治活動，他巧妙利用直、皖、奉各派系之間的矛盾，多方周旋，伺機再起。隨著1924年直奉戰爭的爆發和奉系的興起，他對張作霖、張宗昌等奉系要人竭盡逢迎之能事，每周都以打牌聽戲為名舉辦盛宴，其天津府邸幾成奉系官僚的俱樂部。1925年潘復任張宗昌山東督軍署總參議，隨后入京任全國河道督辦。1926年4月任財政總長，1927年1月改任交通總長。同年6月，張作霖組織中華民國軍政府，由他出任內閣總理兼交通總長。然好景不長，隨著北伐軍的節節勝利，1928年6月張作霖通電宣告退出北京，潘復內閣隨之倒臺。此后潘復蟄居津門，鮮少問及政事，至1936年病逝，終年54歲。

潘復一生除熱衷官位外，于辦實業亦多用心，曾與靳云鵬等人共同創辦山東豐大銀行、濟南魯豐紗廠、濟寧濟豐面粉廠、濟寧電燈公司、德興鹽務公司；參與投資勸業銀行、中華礦業公司、魯大礦業公司、北票煤礦等諸多銀行及企業。從他的這一系列行為來看，或許亦不忘“實業救國”之初心。

03

花開總有花落時

豐大銀行有獎儲蓄存折

憑借靳云鵬和潘復在政壇的關系，豐大銀行甚至獲有紙幣發行權。據《山東省志·金融志》記載，該行在1920至1925年發行過銀元券，最高額30到50萬元，在濟南流通。目前實物見有壹圓券一種，票上無年份，上印“濟南”地名，正面以岱廟唐槐和鄉村民居為景，背面則為濟南大明湖歷下亭風景，圖案頗為美觀。

就在豐大銀行前景看似一片大好之際，1924年3月20日該行駐滬清理處卻突然連續登報通告：“本行原辦五年短期有獎儲蓄，現已暫行收束，所有應兌各期獎金統限于夏歷三月底截止，逾期概不再兌”，并且宣布在夏歷三月底后，需提前領取儲蓄款的應到濟南緯六路總行提取，后又寬限至夏歷四月十五日即5月3日。隨后，駐滬清理處即告結束，各處分行也陸續收歇，至此山東豐大銀行開始走向衰落。屋漏偏逢連夜雨，1925年《民國日報》報道了山東豐大銀行起訴慶康錢莊（應為其下屬代理商）清理員及經理監守自盜一案，所表現出的營業之混亂對豐大的沒落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同年，山東豐大銀行更因受交易所風潮影響，宣告歇業。

但銀行之失敗，絕非是潘復等人所甘愿接受的，為此董事會一致決定實行改組，以求恢復發展。據《銀行雜志》報道，山東豐大銀行于1926年向農商部、財政部呈請改組，“此次改組辦法為原案所無”。據后來之跟進報道，其辦法大概就是以擴充營業為名，續招10萬元新股。據1927年2月間的《晨報》、《銀行雜志》、《銀行月刊》及《大陸銀行季刊》等報道，時任交通總長的潘復計劃續募股本20萬，將豐大銀行改組為新豐大銀行，并委任姜子韶擔任經理一職。其后又見宣傳集資股本500萬改組為豐濟銀行之報道，但后續卻都不了了之。時逢北伐軍興、北洋沒落之際，政壇、商界情勢均不穩，招股改組事宜焉能成功！次年（1928年）潘復宣告下野，風光不再，最終山東豐大銀行的重建工作亦只得作罷。

山東豐大銀行的歷史，也是中國近代金融史的一個縮影。從1919年成立時的風光場面，到1923年發行有獎儲蓄券時的萬人空巷，再到1925年的歇業湮沒，不由得令人感嘆：物是人非事事休！銀行早已湮滅于歷史的塵埃中，只有那座氣派的老洋樓至今仍佇立在濟南路邊，訴說著曾經輝煌的往事。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