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包肉 | 一封舉報信

1975年3月10日，時任上海市委書記、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的徐景賢秘密給張春橋和姚文元寫了一封舉報信，反映王洪文的有關問題。

張春橋閱后批示：“文元同志閱后一并存你處。”

“四人幫”倒臺后，該信作為批判材料被披露出來。

春橋、文元同志：

聽聞馮國柱同志（時任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編者注）與金祖敏同志（時任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編者注）所述，在四屆人大開會期間，洪文同志曾兩次在釣魚臺設宴款待賓客。

初次舉辦宴請，我們品嘗了地道的中國菜肴。受邀的嘉賓包括天水（馬天水，時任上海市委書記、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編者注）、秀珍（王秀珍，時任上海市委書記、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編者注）、金祖敏、馮國柱、陳阿大、葉昌明、馬振龍以及小仇（現擔任秀珍與敬標的秘書）。烹飪佳肴的廚師特地從上海“莫有財”菜館聘請而來。酒過三巡，賓主盡歡。餐后，全體人員又一同觀看美國電影《巴頓將軍》，直至晨曦微露。

第二次宴請，我們品嘗了地道的法國美食。為此，我們特意邀請了錦江飯店的花師傅——這位四屆人大代表——前往釣魚臺，為他量身定制了一桌佳肴。那日，我們享用了包括法國名菜“烙蛤蜊”在內的多款美味佳肴。

至于那用于烙蛤蜊的特制盆子——盆中布滿了半圓形的小孔，蛤蜊便置于其上——以及新鮮蛤蜊的采購，這一切均由小仇一手操辦，并特地從上海運送而來。

那日的盛宴，悉數依照接待西哈努克的規格籌備（馮國柱如此描述）：桌上陳列著各式刀叉及酒杯，每位賓客面前均斟滿了白蘭地、葡萄酒、茅臺、香檳等名貴佳釀，每品嘗一道佳肴，便需佐以一杯美酒。享用完精致的法國菜肴后，緊接著便播放了西德電影（具體片名不詳）。受邀出席的賓客包括天水、秀珍、金祖敏、馮國柱、李彬山、小仇等；而陳阿大、黃金海、馬振龍等人則未能獲邀。然而，他們早已得知小廖將人大代表花師傅請至，并籌備了宴席，于是那晚焦急地守候至深夜。然而，在宣布名單之時，他們并未在列，“阿大怒不可遏，猛地一腳踢開了京西賓館的房門。”金祖敏回憶道，“而馬振龍等人則還算識時務，乖乖地回去休息了。”

在第二次舉辦宴請活動之際，隨著人大會議的圓滿落幕，會務組適時發布通知，建議上海的代表們集體乘坐專列火車返滬。對于因急事在身或年事已高、身體多病的代表，則可選購客機票以便盡快返程。

原本天水、秀珍兩位同志本可隨團一同返滬，或者選擇搭乘民用航班提前返航（當時大會的消息已對外公布）。然而，洪文同志卻特意指示小廖與上海民航局聯系，特地調派一架全新的三叉戟專機，將此機從上海調配至北京，以便天水、秀珍等同志乘坐。

上海民航局廖清純局長誤以為此為上海代表團集體所用，待三叉戟專機準備妥當后，便撥通了京西賓館的電話，聯系陳阿大（上海民航部門平日由工交組領導負責），詢問專機上需準備何種餐飲。

陳阿大接到了電話，聽聞是安排了專機，而自己卻需乘坐火車返回上海，頓時怒火中燒，在電話中怒斥道：“這豈能輪到我？一切準備都免談！”說罷，憤然掛斷了電話。

阿大再度尋至金祖敏面前，帶著一絲嘲諷的語氣宣稱：“那你們夢寐以求的專機，我已為你們籌備妥當！”他亦對其他幾位人大代表抱怨不止，成功煽動起不少人的熱情，使得眾人紛紛搶著要求乘坐專機。

天水與秀珍同志察覺形勢緊急，隨即編造謊言，聲稱領導同志尚有未了事宜，當晚需與天水、秀珍、祖敏、馮國柱、李彬山進行談話。于是，他們指示這五人暫留，而安排代表團的其他成員先行乘坐火車離開。

代表團出發僅一小時，成員們便搭乘三叉戟專機迅速返回了上海。（其間，金英同志亦被邀請同行，但她又怎能知曉其中的內情呢？）

翌日午時，人大代表團的列車抵達了上海北站。天水、秀珍以及我一同前往車站迎接。秀珍同志擔心露出真相，竭力勸我也一同撒謊，向代表們謊稱他們剛剛抵達，實際上他們已經在上海度過了前一晚。洪文同志調派一架專機，輕松得幾乎如同召喚一輛汽車一般。

在人大會議期間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天水與秀珍兩位同志并未向我透露，直至金祖敏同志即將調往北京之際，鑒于對陳阿大的某些不滿，這才向我透露了部分情況。至于馮國柱所提及的內容，則是在我偶然向他詢問花師傅的表現時，不經意間提及的。

其實，人大期間發生的事，無獨有偶。就在十屆二中全會短短的三天會議期間，洪文同志就請了兩次客，這是我親自經歷的。

在一月八日全會開幕的當晚，小廖緊急通知秀珍，要求我們全體成員“待命”。上海的中共中委與候補中委們耐心地守候至午夜十二時多，卻未見有任何動靜，于是紛紛入睡。然而，凌晨一點半，突然傳來“緊急集合”的緊急通知。

我們自夢中蘇醒，匆匆下樓一瞥，發現小廖開了三部汽車前來迎接我們。于是，包括天水、純麟（時任上海警備區司令員）、秀珍、祖敏、周麗琴、楊富珍、汪湘君、張國權、馮品德及我共計十人，便登上車輛，徑直駛向了釣魚臺。

那晚，洪文同志為我們精心擺設了一桌豐盛的宴席，并盛情邀請我們品嘗湖南長沙頗具盛名的“白沙酒”。

餐桌上，眾人爭相品嘗朝鮮贈予的碩大梨果與蘋果。席間，除了洪文同志，僅有小廖相伴；我詢問肖木的去向，對方答道，他早已安睡。宴會結束之后，眾人又一同觀賞了美國電影《出水芙蓉》。

一月十日，隨著全會圓滿落幕，當晚十一點半，洪文同志于京西七樓的豪華套間內，再度舉辦了一場宴會。與會者包括洪文、天水、純麟、秀珍、金祖敏以及我本人和小廖等幾位。

洪文同志對奢華生活的追求和注重排場的資產階級生活作風，在“十大”召開之前便已悄然滋長，而在“十大”之后更是愈發盛行。僅以去年為例，黃濤同志（時任上海市革委會常委兼工交組負責人——編者注）赴京參加會議便多達三次，且每次都伴有內部影片招待。首映英國影片《女間諜》，次宴黃濤與剛從日本歸來的敬標（張敬標，時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委辦公廳主任——編者注），餐后欣賞美國彩色片《十誡》。第三次，在釣魚臺官邸設宴款待之余，洪文同志更是不遺余力，專程至新建的北京飯店另行擺席，以招待黃濤與敬標。二人返程時，對所享佳肴贊不絕口，稱其為北京之最。然而，這一切的揮霍，又豈是區區國家財政所能承受之重？張敬標告知我：“洪文同志舉辦的宴請中，所發生的特別費用均可在報銷范圍內。”

此外，據悉洪文同志曾在釣魚臺依次會見了馬振龍、廖清純、祝家耀等人士，并設宴款待。

直至近期，張振亞自北京參加全國體育工作會議歸來，仍提及洪文同志曾邀其共進晚餐，暢飲美酒，二人同觀了彩色電影《日本的沉沒》。影片內容主要描繪了大地震的景象，其中不乏恐怖與色情畫面，如張振亞所述。然而，我所聽聞的此類宴請之事，不過是冰山一角而已。

“上行下效，此理昭然”，領導同志若是推崇此類風氣，下屬自當紛紛效仿。

以小廖為例，近兩年來，他四次來上海處理事務，每次都受到了熱情款待，不乏有人盛情邀請他共進晚餐。秀珍、敬標、黃濤以及警衛處的康寧一政委等均曾單獨設宴款待他，而原工總司的同事們也紛紛邀請他，讓他品嘗了眾多知名飯店的美食。

曾有一次，即便馬老也主動請纓，特地于錦江設宴兩席。盡管我未曾邀請他，但要求我同席的邀請卻有三回。至于其他諸多場合（包括小廖的邀請），由于他們有意避開我，未曾通知我，我都是從警衛員等處得知的。

在用餐之際，天水同志當眾對洪文同志及我們眾人感慨道：“自洪文同志調入中央任職以來，其進步之速，令人矚目！”洪文同志隨即回應：“非我虛言夸大，像馬老這樣的老一輩干部，其精神風貌在全國實屬罕見！”

這樣的言論，若出自兩位黨內高級干部，難道是合乎常理的嗎？

再者，當如小廖般擔任秘書職位的個體抵達上海之際，不僅有人紛紛邀請共進晚餐，更有以秀珍同志牽頭，黃濤及原工總司成員等組成的龐大隊伍至機場熱烈迎接，此情此景非但屢見不鮮，更反映出一種極盡奉承、迎合之風的盛行，這難道不就是宗派主義和山頭主義的孿生兄弟在作祟嗎？

黃濤在工作上頗具實力與才能，然而，在與洪文、秀珍及廖等人交往的過程中，他卻顯現出一種典型的資產階級低級趣味。對于體育館的改造工程，黃濤心中其實有所保留，私下里也流露過不滿，但在公開討論時，他卻表現得十分支持改造，甚至主動提議在體育館主席臺后方增設電梯，以期方便領導們使用。

春橋同志在向洪文同志傳達了指示后，洪文同志便在夜間兩次撥通電話，明確要求停止敲打和改動。翌日，春橋同志在與馬老交談時，再次強調，不應僅因外觀美觀而進行主席臺的改建。馬老將此信息轉告給了黃濤。隨后，黃濤與小廖通電話，提出建議，應依照洪文同志的初衷，拆除主席臺下的七根柱子進行改造。小廖雖向其請示，但并未獲得答復。

馬老親自向我透露了這些情況，對于黃濤的這一行為，他似乎也有所微詞。黃濤此舉究竟有何深意？難道是在暗地里表達某種“忠誠”之意？

洪文同志昔日在上海任職期間，對乘坐何種汽車、身著何種面料的衣物，以及腳踩何種款式的皮鞋都頗為考究；而遷至北京之后，他通過各種合法與非法的渠道，所求購的商品愈發豐富。

據我所知，他那里配備了能夠捕捉連續動作的國外相機，擁有夜間充電、次日白天仍能使用的日本迷你收音機，還有能演奏音樂的打火機以及具備遠程操控功能的彩色電視機。此外，還有工交組贈送的國產盒式錄音機，以及輕工業局馬振龍等人帶來的手表、相機、酒心糖和彩色膠卷等物品。更有從上海定制的面料服裝和皮鞋，以及從上海公安局借取的獵槍，等等。

直至二月十日，金祖敏啟程赴京履職前，黃濤悄然委托他攜帶一支特制的獵槍贈予洪文同志。該槍已被拆解，巧妙地藏匿于一個便攜式盒子之中。（林彪集團曾將沖鋒槍藏于盒中，為何我們的同志卻效仿此做法？）

他們不僅攜帶了日常用品，還有各式美食以及貨幣。張敬標同志在為洪文同志提供螃蟹、蚶子、水果等各式食品的同時，也頻繁地將款項送至洪文同志手中。去年春、秋，小仇曾兩次秘密赴京。

據敬標所述，洪文同志那里，他每季度都會送去一些現金，而秀珍、祖敏等人則在節慶時給予一定的“補助”，此舉亦已獲得馬老的同意。

我詢問了他每次給予的具體金額，他支吾其詞，僅透露有數百元之數，卻始終不肯透露確切的金額。他解釋稱，是洪文同志那邊來電索要。就連敬標自己也忍不住感嘆道：“恐怕是過于豐厚了！”

小廖自豪地夸道：“無論是釣魚臺的影片，中國電影資料館的藏品，還是外交部、中聯部以及文化組的臨時放映片，我們都能輕松調閱。”

于會泳同志曾私下對我言道：“洪文同志在這方面表現尤為積極，他挑選的影片中，有些內容過于露骨，我們都不敢上報給首長過目，就連小廖也被調去審閱了。”

在第十屆二中全會的召開期間，洪文同志曾親自對我們三人——天水、秀珍與我——說道：“我觀看的電影包羅萬象，無論黃色還是反動，我皆涉獵其中。”此言透露出一種淡然的態度。

某些電影他反復觀摩，比如《戰爭與人》的前兩部乃至三部，他觀看的次數頗多。這類影片中充斥著大量低俗畫面，反復觀看究竟有何益處？尤其是對小廖這樣的年輕人來說。

再者，《出水芙蓉》亦是我心之所向的一部佳作。正如會泳同志所告知，該片的用光頗具特色。然而，在洪文同志處觀賞時，我竟意外地捕捉到了眾多泳裝女郎的精彩泳姿。小廖在一旁輕聲說道：“這部影片我們已反復觀摩多次，第二本已磨損不堪，無法繼續播放。今日，我們只得跳過這一段。”

我不禁好奇：他們反復觀看的這些電影，到底在關注什么內容？

去年十一月，我生病住院時，小廖到上海來為首長搞寬銀幕，他隨身帶來兩部寬銀幕影片，在上海小范圍內試片，一部是美國的《女人比男人更兇殘》，一部是羅馬尼亞的《達吉亞人的后代》，他說也已看了多次，看來這些影片已經使某些同志上癮了。

洪文同志變得更加自滿，更加不注意努力學習和自我改造。我們和他接觸、聽他談話的內容，幾乎極少提到學習馬列和主席著作的，但是打獵呀，釣魚呀，打撲克呀，打羽毛球呀，打靶呀，看電影呀，等等，卻占據了他生活和話題的很大一部分內容。他到北京工作后來過上海幾次，在每次短促的行程中都要用好幾個晚上的時間打撲克，打羽毛球。在他的住所打撲克時，加上金祖敏等，往往打上幾個通宵。洪文同志的驕傲情緒日益膨脹，對勤奮學習與自我提升的重視程度明顯下降。在與他交流時，我們很少聽到他提及對馬列主義和毛主席著作的學習，反倒是打獵、垂釣、玩撲克、打羽毛球、射擊靶場、觀影等活動，占據了其生活與談話的絕大部分時間。自從他調至北京工作后，多次來上海出差，每次短暫的逗留都離不開用數個夜晚投身于撲克和羽毛球之中。在他寓所內，常與金祖敏等人通宵達旦地玩撲克。

自第十屆二次中全會以來，我對于洪文同志的憂慮日漸加深。在那次中全會開幕的夜晚，洪文同志特邀中央委員與候補中央委員一同觀看電影。在正片放映前，他特意安排了數部由舊國民黨電影制片廠制作的具有反動傾向的新聞短片《中國新聞》（分為數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于描繪了反動頭目蔣介石如何主持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如何瞻仰中山陵、如何巡視靈谷寺等場景。蔣介石身著筆挺的軍裝，手持潔白手套，對周圍向他致敬的人不斷回以軍禮，身旁簇擁著眾多隨從，鏡頭中他顯得威武非凡，氣度不凡。

小廖在一旁熱情地向我們介紹道：“這類影片，我們觀看的并不在少數。例如，抗日戰爭勝利后，蔣介石蒞臨上海，曾在跑馬廳舉行盛大歡迎大會，他那個光頭更是登臺發表激昂演說，場面豐富多彩，不一而足！”

景賢

1975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