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歲女生景區無妄隕落：我們與“惡”的距離，只有咫尺之遙嗎

自我成長專刊

影視作品心理分析

AC專欄

19歲的小劉，是北京某高校國際法專業的大一學生，和許多同齡人一樣，她在假期與同伴相約各大景點，為這個夏天留下美好的回憶，誰曾想，突然出現的23歲男子拿出剪刀，向她的腹部捅了十幾刀……她的生命，突然隕落。

更讓人難過和無語的是，她與這名男子此前并無過節，經有關部門調查，這名男子有精神疾病，是疾病發作，而她遭到無妄之災。

年輕生命就這樣突然離去，令人唏噓，因為是這樣的緣由，更讓人背后一陣發寒。這兩天，我看到不少關于此事的評論，不少人抨擊道：

精神病人就要有精神病人的覺悟，不能隨便出來到外面晃！

精神病人的家屬要起到監管的責任，出現這樣的事情，要對家屬追責！

這都是對精神病管理有缺失的結果！

我能理解大家的憤怒和恐懼。這些年類似的精神病人“隨機傷人”事件，已經出現過不少，每次都會引發這樣的議論，然后隨著時間淡去，然后又發生類似的不幸。

關于精神疾病傷人的話題，前幾年中國臺灣地區有一部經典影視作品《我們與惡的距離》曾經做過深入剖析，是我認為目前為止，對這一議題討論的最為深刻的影視作品。最近，這部作品又推出了第二季，為此我想結合《我們與惡的距離2》，和大家一起討論一下，這種我們身邊陰魂不散的“惡”。

看過《我們與惡的距離》的朋友都知道，這部作品主要就是談精神疾病，故事主線與精神疾病傷人、殺人有關。

《與惡1》中，是主人公的兒子，在電影院看電影的時候，遭遇了大規模的隨機殺人，犯事者便是精神病人。

《與惡2》也是如此，F4前成員周渝民飾演的主角，是老婆和孩子在超市里，遭遇了精神病人的縱火，不幸命喪火場。

無獨有偶，周渝民兒時的玩伴，其丈夫是一個精神病人，在疾病發作的時候，把一個保安捅死了。

電視劇主要圍繞這兩起案件，以及背后的社會關系展開。

《與惡1》聚焦于媒體輿論引導，認為宣傳對精神疾病的防治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如何避免大眾因為誤解疾病，進而導致延宕治療是一大關鍵因素。這一點當然非常重要，但顯然認為問題僅停留在這一層面，顯然低估了當下時代面臨的困境。

《與惡2》便是在這一基礎上，做了更為系統的拓展，以更加立體的視角，展示了當下精神疾病與整個社會的關聯。

首先，就是回答許多網友提出的家庭和精神疾病照顧的問題。

經過多年心理教育，現在很多人已經能接受人群中會有一些個體有精神疾病，精神疾病本身不可怕這些觀念，但是他們希望的是，精神疾病患者就“圈”在自己的世界里，不要出來“禍害”他人，而“圈”的主體應該是家庭。

那么，《與惡2》中兩個主要精神病人的家屬，是疏于照顧嗎？

先說比較沒錢的周渝民兒時玩伴一家。這個家庭，是丈夫有精神疾病，家庭成員有一個80多歲的老母親，還有兩個小學階段的孩子。丈夫狀態還可以的時候開出租，而妻子則在一個公司上班。

但是，因為丈夫的狀態變差，靠著老母親照顧顯然不太可能，妻子不得不和公司商量如何協調工作時間。在這種情況下，等于只能靠著她一個人、賺一份工資，還要費心費力照顧生病的丈夫。

可是，屋漏偏逢連夜雨，這個時候家里的老人又生病了，于是她等于又要工作，又要照顧孩子，還要照顧兩個有病的人。

我們知道，男性精神疾病的病人，有些發作的時候力氣是很大的，作為女性，她即便作為照顧者，其實很難對其行為進行有效約束。于是，在這種情況下，丈夫“走丟”了，然后就發生了不幸事件。

我們固然可以指責家屬，怎么沒把病人“圈”好。但是當我們易地而處，處在這個妻子的位置，我們是否可以這樣義正詞嚴地指責她，都是她的問題導致了這樣的悲劇呢？我們處在她的位置上，我們是否能夠做到更好呢？

再說相對比較有錢的縱火犯一家。

之前那家因為經濟條件因素，大家可能會比較同情和代入，那么這家人家是做生意的理事長家庭，母親又是全職太太，能夠全心全意照顧家庭，卻培養出縱火犯的兒子，應該沒有什么可以推辭責任的吧？

這個兒子是從小就有行為問題，又是吃藥，又是治療，但是一直效果不佳。母親雖然很用心教育，但是總是被搞得心力交瘁。而這種“心力交瘁”又被兒子解讀為，是對他的“遺棄”，進而產生更多的行為問題。

有錢的父親經過多人勸解，還是希望給兒子更多的機會，于是給他安排學校，家中也雇了人照料起居。可是光有錢是不夠的，還得能耐受這個奇葩的“祖宗”，結果一個個都受不了他了，主動選擇辭去高薪的工作。

父親也被弄得心力交瘁，也開始真正理解當年全職太太的妻子，為何拿這個兒子沒辦法。

這兩個家庭的遭遇，如果不是像電視劇一般全景式呈現出種種細節，在局外的我們，可能完全想象不到，作為他們的親人會是怎樣的度日如年。

一句家屬要負責，說起來容易，但是背后是多少的辛酸、無力，甚至是一種西西弗斯式的看不到希望的無望感。

其次，是回答了社會系統照顧的問題。

我相信，看到這里的大多數讀者都能將心比心，體會到精神疾病患者的家屬在承受怎樣的煎熬，也希望能夠出手給予他們一些支撐。比如，我們這個社會既定的那些照顧系統能否發揮作用，比如專科醫院的介入，比如社會工作者的照拂等。

《與惡2》也想到了這些，也試圖做出解答。

我們知道，社會系統照顧，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直接相關，有多少財力就能辦多大的事情。中國臺灣地區當然屬于國內比較領先的地區，那么他們做得怎樣呢？

實話實說，很不怎樣。

周渝民飾演的主演是在專業精神病院工作，雖然已經是專業機構了，也有不少專業工作者，但是挨不住的是病人更多。精神科醫生能夠分配給每個病人的時間是非常有限的。

比較好的狀態是要對這些病人做一定的回訪，去了解他們服藥和病情發展的情況，但是實在分配不出這樣的時間，所以能夠去做這件事，完全憑醫生的崇高醫德。

社區力量呢？

臺灣地區是交給公衛部門負責。這個詞大概很耳熟，疫情期間，我們也常常和這個部門打交道。

公衛部門會有專門的社區工作者對他們的情況登記造冊，對其家庭情況予以關心，去上門關心，特別是比較高危的群體予以及時干預措施。

然而，這都是理想的狀態，現實情況是，根本不可能騰出這樣的人手。他們除了這塊，還要做大量其他的社會工作，于是只能對“蜻蜓點水”的慰問，憑借對當事人的初步了解，對其進行分類管理，而這種分類對于隨時處于不確定狀態的精神病患者來說，并沒有多大用處。因為可能他們一時間好，下一時間就突然變“惡”，他們能怎么辦？

劇情設定是臺灣疫情高峰期間，這就更是讓人崩潰了：劇中直接拍攝了公衛人的精神崩潰，大量的工作壓下來，而自己本來需要關心的精神病人，連用藥問題都沒有辦法得到解決，更何況還有不少精神病人可能還需要安排入院治療，現在也被延誤了。

于是，忙活一通，其實誰都沒有幫助到。這種無力和無意義感，讓公衛人在情緒重壓之下，直接準備甩下走人。

臺灣地區的情況大致就是如此。我們當然也可以輕飄飄一句，社會有關部門要扛起責任，不要“不作為”“慢作為”，但是易地而處，我們又很難去為難這些“打工人”，因為他們打的這份工，確實太過艱難了，許多并不是他們能夠負荷的責任和義務都在交付給他們，甚至還可能讓他們去承受出事后的結果，這過于嚴苛。

當然，臺灣如此，我們這里很多地方難道社會支持能做得更好嗎？

大家心里有數。

那么該怎么辦？

顯然需要更高的力量介入。

《與惡2》也想到了，更大膽地拍了出來。

可以說，《與惡2》的核心思想就是，精神疾病引發諸多的社會問題，其實是社會制度問題沒有解決的結果而非起因，因此需要從制度層面加以變革，從最高力量入手，去推動變局。

具體到劇情，是修改臺灣地區的“精神衛生法”，改變人手不夠、投入不夠等問題。

但是，事情那么簡單嗎？

政治是復雜的，去照顧誰，不去照顧誰，涉及的是巨大的社會資源分配問題，并不是靠著一腔熱血就能一蹴而就的。

當然，這種社會資源分配，還涉及那些頭面政治人物自己的小九九。

《與惡2》很敢拍，也把這些呈現了出來，也把結論悲哀的呈現出來：

希望推動修改的人，最后下臺走人。

因為他的想法“不切實際”，不是“需要的”。

在巨大的社會資源面前，在許多道選擇題面前，精神疾病的問題顯然還擺不上臺面，還不值得那些人予以強力關注。

這恐怕才是精神疾病照顧問題，雖然一直都有議論，但是資源投入始終不足的真正原因。

因為這個社會的金字塔尖，還有更加需要去照顧的人和事。

然而，許多精神疾病，可能就是養育照顧不足的結果，他們本身就是某種意義上的“犧牲品”。因為生病，本以為可以得到一些“補足”，卻再次因為“沒那么重要”，再次成為了“犧牲品”。真是悲哀！

結果，會是什么呢？

首先是，我們看到的這些隨機性的“惡”。

所有的“隨機”背后，都有一定的必然。

雖然他們選擇的傷害對象是隨機的，但是他們長期缺乏有效照料的情況，是一定會在某個時刻爆發出后果的。

但不幸的是，我們整個社會系統，似乎正在坐視這種后果的發生。

此外，事情和時間，并不能因此停止。

并不是在他們傷害完成之后，如他們被以某種方式被管束起來——無論是判刑還是怎樣的化學干預，就結束了。

這些傷害并沒有結束，而是一直在持續。

《與惡2》用大量的情節告訴觀眾，傷害一旦產生，對身邊人的影響是巨大的——創傷，將導致他們的際遇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導致他們會以另一種方式面對他人、面對自己。

而這種變化，可能導致他們會以一種暴虐、毒性的方式對待他人、對待自己。

而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原來的“惡”沒有去除，更多“惡”又在不斷產生。

我們與“惡”的距離，真的只有咫尺之遙。

那么，我們可以怎么辦？

《與惡2》拋出了問題，也呈現了現象，但是沒有試圖給出一個解決方案，大概也是覺得這種方案即便提出也會顯得過于理想主義。

我也認為，暫時看不到什么拿來主義的解決方案。

但是，至少我們要承認，在這些精神病人“隨機傷人”事件背后，有許多值得我們關注卻長期被忽視的角落，比如家人的無力、社會和社工力量的無力、制度層面的無力等，同時要警惕我們自己也成為“惡”的一部分，而這些關注都比一味地指責個體要更有力量，也更務實。

End

作者 |Arthur Chen國家二級心理咨詢師

簡介：聽過許多人的故事，也有了自己的故事。座右銘：惜時惜人。咨詢小時數：4500小時，人際整合取向，研究方向：職場心理、婚戀兩性、身心疾病、朋輩心理輔導。近期關注：歷史人文、社會心理學、哲學思想史。

編輯|一杯咖啡全媒體編輯部

聯系|一杯咖啡全媒體編輯部郵箱 coffeepr@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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