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審判，為證明沒南京大屠殺，日本人如何組團給松井石根洗白？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東京審判關于南京大屠殺專案，當時有如下“證人”替松井石根辯護，他們是：中山寧人、日高信六郎、塚本浩次、脅坂次郎、中澤三夫、飯沼守、神原主計、大杉浩、下中彌三郎、中谷武世、岡田尚、石射豬太郎、青木武、單下訓司、三并貞三、小畑年和大內(nèi)義秀、脅坂次郎、西島剛、小川關次郎、國分信八郎，等等。

其中，脅坂次郎等未經(jīng)質(zhì)證。

1、顛倒黑白的“日本證人”

大量資料可以證明，日軍第十六師團是實施南京大屠殺的主力之一，但師團長中島今朝吾戰(zhàn)后不久神秘死亡，中澤三夫是攻占南京時的該師團參謀長，他的宣誓證詞針對起訴方證據(jù)，很有技巧地穿插部分似是而非的“事實”，以達到混淆視聽的目的。

他說，1937年12月8日，就在他們兵臨城下時，上級命令他們停止進一步行動。上級提出：南京是中國首都，勝利入城后，也不能破壞，“而應該特派一支經(jīng)過挑選的部隊去安撫、善待南京居民和維護安定”；中山陵和明孝陵地區(qū)的戰(zhàn)斗中，日軍故意避免使用重武器，從而保全了古跡；難民區(qū)歸屬十六師團警備，受到嚴格保護，“除非有特殊的通行證，否則連軍官都不得進出”；在南京，通過日中聯(lián)合委員會“逐個審問和檢查中國人”，這樣查出來的士兵沒有被屠殺，而是被送到日軍總部。

南京城外的房屋都被實行焦土政策的中國軍隊燒毀了，城內(nèi)也“據(jù)說”是中國軍隊干的，日軍十分小心火災，他們經(jīng)常抓到持良民證的中國小女孩縱火；從日軍憲兵那兒聽到一些報告，但搶劫主要是中國兵和想擠進難民區(qū)的人干的；松井命令要保護好外國利益和文化機構，但在日軍突襲他們認為危險的地方時，“經(jīng)常演變?yōu)殄e綜復雜的情況”；絕對沒有發(fā)生有組織強奸，只有“零星的違紀案例”；中方發(fā)現(xiàn)的中山門、馬群帶的叢葬地是戰(zhàn)斗中雙方死傷慘重的地方。

如果說中澤三夫的證詞多少保留了南京大屠殺的痕跡，炮兵少尉大杉浩的證詞則以徹頭徹尾的謊言構建了另一種聞所未聞的景象。

他說：1937年12月13日傍晚，他從南門進入南京城，看見日本兵的尸體被綁在樹上，身上有很多槍眼，“一看就知道他是被中國士兵俘虜并被殺害”，至于南京城，“就整體而言，這座城市被原封不動地保護下來。我沒有看到有火燒的痕跡。”

大杉還說，一次，某中隊的一個士兵被憲兵逮捕，他陪中隊長去要人，但憲兵根據(jù)松井的命令，拒絕交還這名犯有強奸罪的士兵。大杉這一漏洞百出的證詞雖以保護松井為目的，但松井本人在1937年12月20日的日記中已經(jīng)躲躲閃閃地寫明：“有一陣子，我將士中有少數(shù)人員出現(xiàn)過掠奪和強奸行為，這多少也是在所難免的實際情況。”

飯沼守曾是上海派遣軍參謀長，他知道南京發(fā)生了什么，但他的證詞簡直是一篇關于日軍秋毫無犯和松井慈悲為懷的論文。

他說，進城時，他遵照松井命令，下令除十六師團外，其他部隊撤退到城東地區(qū)，并嚴申軍紀；12月16日、20日和31日，他視察南京，除下關地區(qū)有幾十具士兵尸體，“所謂的成千上萬的被屠殺的尸體，我即使做夢也未曾見過”，確實有幾處火情，但未見一例故意縱火；有人向松井報告了“搶劫和暴行的案例”，但松井在抱歉的同時，命令軍官防止此類事件發(fā)生，“違法者都受到了懲罰”，以至于十六師團對法務部門的程序提出了抗議；至于難民營，飯沼守命令十六師團守衛(wèi)，“只有持通行證的人和守衛(wèi)該地的憲兵才可以進出此地”；國際安全區(qū)委員會的抗議，他“一無所知”，也未向松井匯報過。

2、飯沼守的謊言

而飯沼守自己的日記則說明了他證詞的謊言性質(zhì)。

因為篇幅關系，這里只能略舉數(shù)例，飯沼守1937年12月21日日記說：

“當荻洲部隊的山田支隊用刺刀分批處置一萬數(shù)千名俘虜時，因為是在幾日內(nèi)將相當多的人押送到同一地點，因此俘虜發(fā)生了騷亂，最后我軍用機關槍掃射，致使我軍若干官兵也一同被打死。”

同年12月30日日記說：繼任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朝香宮“召集駐南京及附近宿營部隊的副官等人，要求進一步嚴整軍紀風紀，特別是對外國公館的違法行為，佐佐木少將（警備司令官）還提出注意事項和要求。方面軍中山參謀來此，僅向參謀長一個人傳達了此次發(fā)生發(fā)生在外國公館的違法及其他違反軍紀的行為的遺憾之意。真是愧疚難當”。

這個愧疚難當?shù)娘堈邮卦鴶嘌蕴K聯(lián)大使館的事與日軍無關，但隨后的日記記述道：“（特務部岡）中佐說，他去蘇聯(lián)大使館時，笹澤部隊的伍長等三人正在里面的大使私宅征繳糧食。”

飯沼守說他不知道南京的外國人抗議之事，但他1938年1月21日的日記說，日軍參謀次長發(fā)來電報，通報了日軍從美國轄區(qū)拖走婦女、在金陵大學搶走鋼琴等事，日本外交官無力制止，占領軍又未能管制，甚至，與美國使館秘書同行的日軍憲兵還逮捕了進行搶劫的日軍士兵。

同月26日的日記更是驚人：

“今晚，本鄉(xiāng)少佐報告。24日夜11時左右，日本兵去美國人經(jīng)營的農(nóng)具商店，用刺刀威脅看店人，帶走兩個女人強奸后，過了兩個小時左右才走。根據(jù)受害者的陳述，去據(jù)稱是實施強奸的房子確認時，由于是天野中隊長及十幾名士兵住宿的地方，在要進屋調(diào)查時，兩個美國人也想進去。天野讓士兵們集合，反過來毆打并趕走了美國人。接到通知，本鄉(xiāng)參謀隨即去了現(xiàn)場，想進中隊長房間卻很難。隔壁房間有三四個中國女人，當強行進入田野房間時，他像和女人睡覺的樣子，有個女人從床上下來。”

飯沼守等人堅持從日軍軍紀嚴明、松井石根馭下嚴格的角度來為松井辯護，考諸其他資料、特別是日方官兵資料和第三方資料，是不堪一擊的。

上海派遣軍負責后勤的參謀神原主計提供了另一個思路，他作證說，日軍從上海到南京確實進行了就地征發(fā)，因為當時日軍沒有可與之談判的居民和行政當局，“我們不可避免地不經(jīng)所有者的同意而處置該物品”，但他們會留下清單，描述征用物品的種類和數(shù)量，以便主人索賠；到了南京，“根據(jù)上述簡便方法來解決對糧食的征用”，但未聽說從難民區(qū)征用糧食的；縱火發(fā)生了，這是因為“日中兩軍都把縱火作為前線戰(zhàn)術的一種方法”，而且，“在南京陷落后，就沒有火災了”；日軍向外交部等處的中國傷病員提供了大米和藥品，但他們的大多數(shù)因為病情嚴重死去了。

神原主計的論述思路雖然“新穎”，但仍然難以擺脫事實的簡單否決，以言就地征發(fā)，十六師團后勤參謀木佐木久少佐1937年12月1日日記中在常州奔牛鎮(zhèn)的征發(fā)情形是這樣的：

“為征繳物資在村里四處搜尋，征繳到800袋大米、1000袋小麥、100袋砂糖和2艘汽船，非常開心。”并沒有提到留下什么清單，也沒有提到何時賠償。而1938年1月22日國際安全區(qū)秘書史邁士在致美國大使館的函件中提出，他們原本準備用于救濟難民的1.5萬袋大米和1.9萬袋面粉被日本人沒收了。至于火情，相關資料太多，僅舉一例，國際安全區(qū)主席拉貝1938年1月17日的日記寫道：“先前我寫過這座城市被日本人縱火燒毀了三分之一，如今我擔心自己的估計大錯特錯了。”

神原隨便提及的傷病員問題，拉貝同樣有記載，這些醫(yī)院本來由外國人照看，但“城市被攻陷后我們和紅十字會立即被禁止進入上述醫(yī)院”，這倒說明，那些傷員何以大部分都死亡了。

3、中山寧人的證詞

岡田尚的父親是松井石根的朋友，任上海派遣軍司令部，主要從事漢奸的利用與所謂“和平工作”，起訴方選擇他作為出庭證人，顯然想利用他長期以來對松井品格的“理解”。

他深情地回憶了松井對不得已進行戰(zhàn)爭的痛惜之情和對和平的極度渴望，并特別提到一個細節(jié)：

“應將軍之請求，我來到大場鎮(zhèn)，在中國士兵和日本士兵遺體下的泥土中取得一捧土并通過航空郵件寄給松井將軍。他修建了仁慈女神像，里面就用了這捧土。…每天清晨，不論是旭日當空還是陰云密布，他都會上山悼念逝者并為死難的人祈求靈魂的安寧和亞洲的永恒和平。”

松井確實一直高唱日中和平，但這只是他的欺人之談，真實的松井好戰(zhàn)成性。

戰(zhàn)爭爆發(fā)前期，其日記中的結(jié)論是：“日中關系每況愈下，日趨惡化。最近的形勢如前所述，使我痛心的感到幾乎成了不得不舉起鐵錘逼迫中國當局反省的局面。”

中山寧人是華中方面軍的參謀，他除重申松井不斷嚴令部下遵守軍紀、不要侵犯安全區(qū)外，還作了一個特別的辯護。他意識到起訴方已經(jīng)提交了大量當時在寧的外國人就日軍暴行向日方提出交涉的證據(jù)，但他表示，松井對日軍在南京國際安全區(qū)的暴行并不知情。

他說：

“后來，我們聽說國際委員會對日軍士兵在安全區(qū)內(nèi)犯下的罪行提出過抗議。不過，他們的抗議沒有送到華中方面軍司令部。姑且承認那里有過這類非法行為，也應該向日本領事館提交抗議，他負責在特務機關與上海派遣軍之間進行聯(lián)絡，后者直接負責南京的警備工作。此外，華中方面軍沒有從上海派遣軍那里收到任何情報，因而司令官和參謀部對上述抗議均不知情。如果真有日本士兵干出非法行為，這類行為必定會受到調(diào)查，并受到軍事法庭的審判。調(diào)查和審判的結(jié)果也肯定會向華中方面軍司令部匯報。”

中山寧人這一和松井本人的自我辯護極為吻合的謊言在今天頗為日本右翼重視，但在當時立即遭到起訴方的迎頭痛擊，陷入前言不搭后語的極度窘境。

和中山寧人不一樣，時任日本外務省東亞事務局長的石射豬太郎并不否認南京暴行的發(fā)生，他的證詞要點是日本政府和軍方得知后，采取了得力措施。

石射說，他收到了日本駐南京代理總領事福井淳關于日軍在南京暴行的報告，報告轉(zhuǎn)交給了陸軍部軍務局長，外務大臣“感到警覺和擔心”。隨即，陸軍部、海軍部和外務省召開了聯(lián)系會議，“會后不久，外務省就收到了駐南京代理總領事的書面報告。該報告系一份有關我軍暴行的詳細記錄，由在南京的第三國僑民代表組成的一個國際安全委員會起草，用英語打印…我向陸軍部軍務局長第一課長出示了這份報告…作為答復，軍方代表告訴我，他們已經(jīng)向南京占領部隊發(fā)出了嚴厲的警告。從此以后，暴行案例越來越少。

如果我記得不錯的話，次年即1938年1月底左右，大本營還向南京占領軍派出一名特別代表。后來我們聽說這位代表就是本間少將。此后，南京暴行就絕跡了。…我得知，廣田外相曾經(jīng)請求杉山陸相針對南京暴行事件迅速采取嚴厲措施。…與此同時，我也向陸軍部相應的部門發(fā)出過同樣的請求。”

石射豬太郎雖是辯護方證人，但其證詞卻說明其他眾多辨方證人在說謊，于是，伊藤搶先對其發(fā)難，他提出直接詢問，海軍部軍務局有第一課、第二課，陸軍部軍務局卻無此設置，石射豬太郎立即表示，“第一課”這個詞用得有誤，但該部門長官是柴山兼四郎大佐，記得清清楚楚。伊藤把對付起訴方證人的“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的辦法用到己方證人身上，只能說明他的恐慌。

看到己方證人已經(jīng)證明南京大屠殺的存在，辯方律師伊藤只得再次提出非常晦澀的問題，企圖轉(zhuǎn)移視線，他說，他想了解，石射豬太郎向杉山轉(zhuǎn)交抗議，“是出自他自己獨立的立場，還是僅僅因為這些抗議來自外國政府”，韋伯裁定這對辯護方并無幫助。

4、軍法官的謊話連篇

塚本浩次曾任上海派遣軍和第十軍軍法官，顧名思義，負責軍隊中違紀、犯罪案件的處理，顯然，他受過良好教育，但他的證詞中的語法錯誤簡直可以與陳福寶相提并論，他說：

進入南京城后，日本部隊犯下了違法行為，我記得已經(jīng)對這些事件進行了深入審查。我還記得松井司令官將所有軍官召集在一起，告訴他們這類事件的發(fā)生，并下達了嚴厲的命令以嚴格維持軍紀。有四五名軍官卷入了上述案件，而其余都是士兵犯下的輕微罪行。這種罪行主要是搶劫、強奸等，而盜竊和傷害的案件則很少。我記得有一些謀殺案，但沒有有關處置縱火犯或處理大屠殺罪犯的記憶。上述罪行是在不同地方犯下的，但我相信有相當多的案件發(fā)生在南京的難民區(qū)內(nèi)。

把搶劫、強奸和謀殺說成是“輕微犯罪”，先說只有“四五名軍官卷入”，又說有“相當多的案件”，塚本的閃爍其詞和他宣稱的“深入審查”極不相稱。

略經(jīng)質(zhì)證，塚本承認，“部隊進入南京之后，發(fā)生了包括搶劫、強奸等案件在內(nèi)的各種事件”，因此，松井要求軍官們“應當更加小心謹慎以使那些事件不再發(fā)生。”但塚本隨后否認他處理過起訴方所提醒他的任何案件，堅持說他自己只審理過10個案件，而且不知道誰給松井提供了日軍暴行的信息。塚本沒有“處置縱火犯或處理大屠殺罪犯的記憶”的說法，是今天日本右翼極為關心的話題。

日高信六郎大屠殺期間為日本駐華大使館參贊，1938年3月成為駐滬總領事，從1937年12月到1938年3月，他曾4次到南京。日高的宣誓證詞重復了松井對中國人民充滿感情和日軍秋毫無犯的神話，他說自己“直接觀察的情況”是：南京淪陷后，軍事和民事機構均潛逃了，整個城市無人負責。外國外交官員在南京淪陷后全部離開，無人獲得授權與日軍談判。外國記者“渴望”離開南京，以便給各自報社發(fā)報，他們乘坐日軍提供的交通工具去了上海。南京陷落后，只剩下20萬人口，都遷入了安全區(qū)，安全區(qū)雖未被承認，但“事實上沒有既沒有戰(zhàn)斗也沒有傷亡”。

日高把中國軍人搶奪平民衣服的情況，列入他在城中“直接觀察到”的情形之中，同時說明，這是在上海聽美聯(lián)社記者麥克丹尼爾和《紐約時報》記者阿本德說的。

日高的證詞和此前已經(jīng)經(jīng)過質(zhì)證、包括替松井辯護的各位出庭證人的證詞完全不一致，所以起訴方塔文納聲明對其進行質(zhì)證是“浪費時間”，并提請法庭注意大量相關證據(jù)，特別是松井和武藤兩人的審訊筆錄。

而庭長代表法庭問了一個問題，“1938年1月1日，證人發(fā)現(xiàn)直到這個時候松井還不清楚南京占領軍的不良行為。…證人是什么時候聽說這件事的？他都聽到了什么？”

日高說，當天，他去給松井拜年，他沒有主動提問，“但在交談過程中他說他部下干了一些惡劣的事情，這非常令人遺憾和不幸。”

日高的回答直接否定了他自己的冗長證詞，而他所提及的兩位外國記者均對南京大屠殺進行了報道，麥克丹尼爾1937年12月17日發(fā)自上海的電報說：

“(14日)日軍洗劫了全城。看見一個日本兵在安全區(qū)用刺刀威逼老百姓，共勒索了3000塊錢。沿著橫陳著人、馬尸體的街道走到北門，見到第一輛日軍車子駛進城門，車輪在碾碎的尸體上打滑。…(15日)看見幾位我協(xié)助解除武裝的士兵被拉出屋去槍斃，再踢進溝里。夜里，看到500名老百姓和解除武裝的軍人的手被捆綁著，由手持中國大刀的日本兵從安全區(qū)押出來。沒有人活著回來。”

而阿本德在1938年1月24日發(fā)自上海的報道中總結(jié)說：“如果剝?nèi)チ巳辗剿^的軍事必要性等一切借口，那么剩下的赤裸裸的事實就只是南京的混亂和野蠻暴行。”

可見，日高的證詞謊話連篇。但這樣的貨色，竟然也是今天日本右翼的心愛之物。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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