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清晨，柏林一所小學的教室里，老師舉著一本印有歪鼻勾嘴漫畫頭像的課本，讓學生按圖描紅：“這是猶太人，永遠不能相信。”
墻上的海報寫著：“猶太人是德國的毒瘤。”
街角的報亭，《沖鋒報》的最新一期擺在最顯眼的位置——“猶太人如何偷走你的面包。”
和平年代的城市街頭，仇恨教育像晨霧一樣無處不在。
這樣的設定，讓仇恨成了衡量忠誠的隱形標尺。
公開場合里，誰痛罵猶太人、舉報猶太鄰居，誰就顯得更可靠；誰沉默，甚至流露出同情，就會被記下來。
希特勒在一次內部講話里說：“人民通過共同的敵人學會團結。”
團結的意義，在這里是圍繞元首，靠排斥別人來證明純潔。
在柏林市中心的商鋪櫥窗上，黃色油漆寫著“猶太商店”，警察站在一旁監督，沒有人敢擦掉。
1938年“水晶之夜”之后，成千上萬的猶太商鋪被砸碎、洗劫，保險賠款被政府沒收。
《人民觀察家報》用簡短一句話蓋棺定論：“資產回到德意志人民的懷抱。”
財富從“賤民”的手里，轉到納粹黨內高層、軍官、忠誠的買家。
新的利益鏈條就這樣完成。
民眾的怨氣也有了新的出口。
經濟不景氣、失業率居高不下時，納粹宣傳部指向同一個方向——猶太銀行家、猶太商人、猶太投機商。
一本1937年的宣傳手冊上印著一句口號：“你找不到工作？看看你的老板是誰。”
于是憤怒被引向街角的櫥窗，而不是內閣的會議桌。
學校的課本、青年團的教材里，反猶的內容被包裝成“民族科學”。
小學教科書《德國的道路》有一章叫《血統與民族》，開篇寫著：“只有保持血統純潔，民族才能生存。”
偽科學的圖表、測量頭骨的照片、染發顏色的分類......和加法口訣表一樣，成了孩子們的必修知識。
這一代長大的時候，不會覺得猶太人的賤民身份是政治選擇，而會覺得那是和季節、地理一樣的自然規律。
在波蘭邊境的一個小鎮，黨衛隊和地方警察聯合執行“遷移令”，驅趕數十戶猶太家庭上卡車。
沒有槍戰，沒有反抗，程序井然有序——財產清點、房屋封條、人口清冊、轉運交接。
每一個環節，都是對暴力機器的一次低風險演練。
幾年后，當東線大規模屠殺開始，這套機器已經能像流水線一樣運作，不需要太多新的指令。
紐倫堡法案把血緣劃成界線：猶太人與非猶太人不得通婚，不得雇用非猶太仆人，不得在公共場所出現。
沒有人能通過改信、改名、改裝來擺脫身份。鄰居間的交往因為這條界線變得冷漠而生硬，多數人不必擔心自己會成為被針對的群體，只要保持距離、證明敵意，就能留在安全一側。
仇恨教育滲進一切日常語言。
廣播里播放猶太商人的“笑談”，配以尖銳的背景音樂，報紙用夸張的漫畫形象固定他們的外貌。1938年，一個柏林中學生在作文里寫道：“猶太人離開后，我們的城市更干凈。”
這種文字，是仇恨教育最隱秘的成果——它不需要元首每天親自下令，偏見已經像字母表一樣被背熟了。
這一切帶來的好處，對納粹政權來說是即時的：權力集中，忠誠篩選，財富轉移，社會情緒引導，暴力系統磨合，社會結構封閉。
對多數民眾來說，也是立刻可感的：機會、優越感、歸屬感，都有了更明確的參照物。
代價則被推到了未來，推到戰爭全面爆發、種族滅絕無法掩蓋的那一天。
希特勒青年團的一名教官在信里寫：“我們的工作不是讓孩子們思考，而是讓他們知道誰是敵人。”
在和平時期制造賤民，把仇恨當課程，政權得到了它想要的一切——
除了一個問題：當猶太人不復存在，這部機器會不會停下，還會尋找下一個可以填補空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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