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明年除夕,我們一定可以在一塊過的,一切都在我的打算之中。”
文丨新京報記者黃依琳
實習生 袁子奕
編輯丨胡杰
校對丨劉軍
?本文5830字閱讀8分鐘
這是一張78年前的黑白照片。
照片里是兩個年輕人。女士發梢別在耳后,像是特別打扮了一番,領口別著閃光的裝飾扣。男士身穿西裝,打著領帶,正襟危坐,臉上卻藏不住心中的喜悅。這張拍攝于1947年的照片是他們相隔十多年的重逢照,也是他們的第一張合影。
1935年,照片中的主人公徐云震和吳秀瓊在南京相識并萌生好感,兩年后全面抗戰爆發,他們被迫分隔兩地。徐云震到了大后方,吳秀瓊則留在南京,最遠時隔著四千里地的距離。
在此后的十多年里,他們通過100多封書信互訴衷腸。信里寫盡了相思之苦,也寫盡了戰爭對人們正常生活的干擾,對心靈的摧殘,但可貴的是他們始終堅信總有重逢的那天。
后來他們真的等來了這一天,他們拍攝了這張合影,并于1948年在南京結婚,此后相守一生。他們去世后,女兒徐梅、徐竹姐妹倆向南京檔案館捐贈了這張照片和相關的書信。
這不僅僅是一個抗戰大背景下的愛情故事,更是一部跨越烽火的平民史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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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云震和吳秀瓊在1947年拍的合影。這是他們相隔十多年的重逢照,也是他們的第一張合影。受訪者供圖
原來伯斯是徐老師
吳秀瓊1919年出生在江蘇南京,是家中長女。父親做布匹生意,家境尚可。5歲時,吳秀瓊被送到當地私塾學習,但隨著弟弟妹妹相繼出生,母親讓她停學在家照顧弟妹。9歲時,她剛讀一年小學,又被叫回家幫工。
1933年,14歲的吳秀瓊在南京仙鶴門小學就讀。每天放學回家,除了幫些家務,她就靠讀一份《江寧農報》打發時間,她喜歡讀報紙上的隨筆和散文,也留意到了這些文章的其中一位作者——伯斯。
兩年后,吳秀瓊見到了學校里新來的徐老師,那時她16歲,而徐老師也不過是個剛剛畢業的18歲師范生。在吳秀瓊眼里,徐老師只比自己大兩歲,卻什么都懂。除了國文,還教植物學、農學甚至樂理。一次徐老師給她看一本剪貼,里面收錄著自己的作品,吳秀瓊看了又驚又喜,后來她在給徐老師的信里寫道:“原來伯斯是徐老師……在那時,我已是您一個忠實的讀者。”
“當年女孩上學很不容易,看到年齡相近的人能在報刊上發表東西,她認為很了不起,那是一種對文化對知識的崇拜。”吳秀瓊的家人告訴新京報記者。
徐老師名叫徐云震。據其自傳記載,他1917年出生在江蘇丹陽的一個農村家庭。家里一邊務農,一邊開雜貨店。
徐父不想兒子重走自己的路,拿出了五六十塊大洋,供兒子在丹陽城里讀了高級小學。徐云震也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讀書很用功,成績總在前三名。
15歲時,徐云震考進棲霞鄉村師范學校。在那里,徐云震不僅要學習30多門科目,如園藝、縫紉、文化課程、農業知識、生理醫學等,還要參加農作勞動,畢業后,他被分配到仙鶴門小學。
當老師時,徐云震總是嚴肅,“說話似必正襟危坐的,不得自然。”但吳秀瓊發現,徐老師也偶有溫和的時候。一次她上課偷看課外書被發現,徐老師沒有當著其他人的面責備她,而是私下叮囑了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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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云震在小學教書時的影像。受訪者供圖
日子久了,年齡差距不大的師生二人漸漸熟絡起來。吳秀瓊會主動找徐老師輔導功課。放假了,徐云震也會邀請她來學校玩。他們一起討論社會見聞、談魯迅和巴金的作品。
相識一年后的1936年,吳秀瓊小學畢業,到當地一所師范科學校就讀,徐云震則繼續留在仙鶴門小學教書。兩人分開后依然保持聯系,但他們誰也沒有想到,全面抗戰很快爆發了。
勞燕分飛各西東
1937年8月淞滬會戰打響,吳秀瓊所在的學校準備西遷,徐云震想帶著她去往后方,可吳秀瓊患了傷寒不能跟去。
隨著戰事愈發嚴峻,要想離開變得愈發不可能。11月淞滬會戰結束后,蘇州、無錫、常州在短短16天內相繼淪陷。不久日軍又侵占南京。12月13日,一場長達6周、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大屠殺發生了,人的生命猶如草芥。
“日本鬼子長驅入南京,沿途燒殺搶掠,單單是仙鶴鎮一個和尚廟就被槍殺了幾百人。當時人們手無寸鐵,無路可走。”吳秀瓊后來在自傳里如此回憶這場浩劫。
據吳秀瓊回憶,她聽聞當時三叔和村里20多人夜間回家拿糧食,路上遇到了日本兵,被逼著排成幾排,前排的人挖好坑跳下去,后排的人填土活埋。
為了活命,吳秀瓊一家逃到了偏僻的江心洲上。他們長期借住在潮濕的碾坊里,滿身是瘡。
沒有經濟來源,八口人的吃飯也成了問題。吳秀瓊把頭發剃光,穿上父親的衣服,扮成男孩子,才敢帶著弟弟妹妹們外出撿柴火、打蘆蒿。
一邊是日軍的屠刀,一邊是饑寒交迫的現狀。吳母做出選擇,死在外面還不如死在家鄉好。
1938年5月,一家人冒險回到南京。在自傳中,吳秀瓊提及她在路上看見一處江岸上“死尸遍地,東一個西一個”。好不容易回到家,她又發現整個鎮子都被燒光了,已無家可歸。
回到鎮上后,父親做回了布匹生意,母親開辟了一片田地,一家人努力重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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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夏天,吳秀瓊寫給徐云震的信。 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 攝
安頓下來后,吳秀瓊更加惦記徐云震。南京淪陷后,兩人徹底失聯,她想找人卻連個大概的地址都沒有。如此過了兩年,直到1940年初,吳秀瓊收到了一封來自桂林的信,署名是“云震”。
原來兩人失聯的近3年里,從南京到桂林,徐云震幾乎一路上都碰到了慘烈的戰爭,一路走一路退。
1937年7月,仙鶴門小學不得已關閉,師生們被告知回家。徐云震在自傳里寫到,最后一次走進教室,他在黑板上揮筆寫下一行抗日標語:“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然后轉身離校。
淞滬會戰打響后,在昔日老師介紹下,徐云震到了揚州的私立小學任教,辦了一份宣傳抗戰的報紙。
可不滿一個學期,揚州的局勢也驟然緊張。12月,徐云震前往安徽巢縣。
1938年1月,日軍向安徽鳳陽、蚌埠進犯。歷經輾轉,徐云震去了徐州,可是此時臺兒莊激戰正酣。隨著撤離徐州的命令傳來,人們四散奔逃。
家人告訴新京報記者,當時撤離命令下得倉促,人們大都是沒有組織地撤離。徐云震和十幾個人組成隊伍一起撤離。晚上隊伍出了城,沒有交通工具,只能憑著大概的方向走。一片亂局中,隊伍走到安徽地界就慢慢散了。
1938年5月,徐云震到了漢口。一位昔日老師邀請他前往桂林漢民中學共同辦學,他同意了。
漢民中學創辦于1936年,1937年11月因戰亂從南京遷至桂林。草創之初,全校初高中學生只有100多人,教室、宿舍、辦公室、禮堂全都是竹棚搭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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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民中學老師合影。 受訪者供圖
在那里,徐云震終于獲得了片刻的安寧,此時已是離開南京的12個月后了。徐云震也惦記著吳秀瓊,他還記得她家的住址,就寫了一封寄往南京的信。
收到信后,吳秀瓊既喜悅,又心酸,“(您)遭盡了人生痛苦,受盡了風霜折磨,可是我不能分擔您絲毫的痛苦,您病了,我不能在您身旁看護,想來卻是悲痛。”
“鳴瓊鴻簡”
此后的7年里,100多封信件往返于兩地之間。徐云震別名為“鳴”,吳秀瓊則為“瓊”,他們給這些書信起名為“鳴瓊鴻簡”。
那時淪陷區與大后方的郵路時常中斷,有時,吳秀瓊的回信遲遲未抵達,卻先收到了徐云震的下一封信。戰況激烈時,寄出的信常被付之一炬。除此之外,信件還要經過日本人的審查。但他們有各種辦法傳達信息:把日本寫成“××”,“日”字寫成“⊙”,把汪精衛寫成“水王”“水旁王老頭子”,將國民黨的“國”寫為“口”,將“兵”寫為“丘八”……
可惜的是,吳秀瓊收到的書信如今已全部遺失,留下的是徐云震收到的75封信。
重新聯系上的兩人像所有熱戀期的情侶一樣,彼此互訴衷腸。1940年夏天,吳秀瓊寫道:“您的信,千萬言語固然好,就是只字片語,我也歡喜,讀了您的信,焦躁的心田便松涼許多。炎熱的夏天也好像春日一樣的溫和,酷熱的太陽也變成月亮似的。”
中秋時她寫道:“往年,您客居他鄉,中秋佳節,您仰見明月,俯想故鄉思念爺娘……但是29年(1940年)中秋,我相信您又多了一個瓊妹的念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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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中秋時,吳秀瓊寫給徐云震的信。 新京報記者 黃依琳 攝
過去吳秀瓊從未離開過南京一帶,在戰火紛飛時,卻萌發了前往桂林與徐云震團聚的念頭。可是母親哭著不同意,父親告訴她局勢嚴峻。
局勢多么嚴峻,她心里不是沒有數。南京城里的書店幾乎全部關門,只剩與日本人合辦的三通書局,只賣些汪偽當局指定發行的教科書。進出城門需通過嚴格審查,學校寄出的信件要通過訓育處,父親販運的貨物也常被無故扣押。就連想買只口琴,都只有日貨,曾經的國民品牌“蝴蝶”“閏光”“真善美”全不見蹤影。
“實際上我們這里連吃的白糖都完全是某某(記者注:日本)的,寫來就不免心痛,怎么對(得)起,尤其是地下的亡魂,唉!”吳秀瓊在信中寫道。
家人向新京報記者講述,也是在1940年發生了一件對家庭來說毀滅性的打擊。日軍下鄉掃蕩,徐云震的大哥遇害。大嫂知道后傷心過度發了瘋。得知消息的徐云震很受打擊,吳秀瓊在信中回復,“您告訴我家里一些消息,路人聞到也要寒噤,嫂嫂瘋了,妹妹嫁了,家里只有年高的雙親了嗎?”
被父母阻攔后,吳秀瓊改變計劃,她告訴徐云震:“如來桂不成,預備去投考模范中學。”靠著自學,1940年11月,她考進了南京一所師范高中。
吳秀瓊來桂林的計劃落空后,徐云震也離開了桂林,先轉到貴陽,后又前往昆明。1942年初,兩人已經相距四千里。
1942年4月,吳秀瓊的家中被汪偽兵痞洗劫一空;同年夏天,浙贛會戰打響,兩人的通訊因此斷絕了兩個月。
1943年初,南京汪偽政府開始實行糧食配給制度,吳秀瓊在信中記錄,民眾每日食米配給四合(約0.4公斤),三歲以下、六十歲以上的人都不予配給。到后來,一擔大米的價格直接漲到了千元以上。
1944年相戀四年的兩人決定私訂終身,吳秀瓊再一次謀劃著前往昆明。在信中她寫道:“我想,還是狠一下心,要求給我去西邊,現在家中的情形該不用我有何牽掛,不妨借此機會去尋點有意義的‘生’‘活’。”
但計劃再一次落空。那年4月,豫湘桂戰役爆發,吳父十分擔憂女兒安危。信中吳秀瓊向徐云震轉述父親的意思:他愿意支持女兒和徐云震在一起,但是訂婚最好要等徐云震回來。
當年9月,徐云震考入了西南聯大師范學院(現云南師范大學)。他在自傳中如此解釋,“愛人在南京,抗戰起就沒見過面,回去后如果不能取得大學資格,總覺不對勁。這時我已經28歲,只想學一套‘本領’,混一個資格,去實現‘教育救國’。”
他的理想得到了吳秀瓊的全力支持。一心求學后,徐云震的生活一度拮據。吳秀瓊設法給他匯款,又替他回到家鄉丹陽看望其家人,向他報平安,“將來您徐云震變成乞丐,我也是要投向您的懷中的,這只是時間的問題罷了”,她在信里向徐云震許諾。
相思之苦常常困擾著吳秀瓊。她幾度夢見與徐云震的相會,而“醒來的痛苦實在不可言說”,也會幻想自己抵達了昆明,與他在昆明湖畔散步,在大觀樓上遠眺。
1945年夏天,抗戰勝利在望。徐云震的歸來也可以預見了,吳秀瓊在書信中期盼著:“我想明年除夕,我們一定可以在一塊過的,一切都在我的打算之中。”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無條件投降,8月30日,南京光復。本是愛人重逢時,可由于學業未完成,加上時局動蕩,徐云震不能馬上回南京。不過,兩人間的書信往來比以往更頻繁了。光是12月,吳秀瓊寄往昆明的信就有5封。1946年3月20日,兩人在報紙上訂婚。
愛在細水長流中
一年后的1947年7月,已畢業的徐云震,終于回到南京與吳秀瓊重逢。“鳴瓊鴻簡”完成了它的使命。兩人跑去拍了他們的第一次合影,那時吳秀瓊28歲,徐云震30歲,離這對愛人相識已經過去12年了。
7個月后,當時的《中央日報》頭版刊登了他們的結婚啟事。1948年2月1日,兩人在南京完婚。相比上文提到有些折痕的重逢照,結婚照被更加鄭重其事地對待,裱起來貼在絨布相框上,兩人挨在一起,看著同一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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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云震和吳秀瓊在1948年拍的結婚照。 受訪者供圖
結婚當天的紅綢緞也被保留了下來。綢緞上有當天參加婚宴的三十多位來賓的名字。這些字跡如今依然清晰。他們中不少人是這段愛情的見證者——戰時幫徐云震前往信陽的同事;幫他在昆明安定下來的朋友;陪著吳秀瓊回丹陽看望徐家人的同學……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久違的和平生活終于到來,他們有了兩個女兒,取名徐梅、徐竹,他們希望孩子們能有著與梅花、竹子一樣的品格:正直、勇敢、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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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云震和吳秀瓊結婚當天的紅綢緞也被保留了下來。綢緞上有當天參加婚宴的三十多位來賓的名字。受訪者供圖
夫妻倆也始終沒離開過教育事業,直到60多歲退休也沒閑下來。在女兒的記憶里,他們通常忙到晚上才回家,回來以后,還要繼續伏案工作,直到凌晨兩三點才睡下。女兒回憶徐云震給學生們寫評語,一份就寫了一千多字,比學生的作文還長。
相對于婚前的轟轟烈烈,兩人婚后的愛意在細水長流中更顯平淡和溫馨。
休息日時,夫婦倆會帶著女兒到玄武湖漫步。在女兒的記憶里,父母兩人很合拍,他們會一起讀報紙、聽廣播、討論時事,也偶爾一起演奏樂器,一唱一和。母親性格開朗活潑,父親也很俏皮,拍照時會展開雙手,擺出古靈精怪的姿勢。
2000年3月20日,徐云震作詩一首:
“六十年前此時日,日寇侵凌烽煙急。勞燕分飛各西東,魚雁斷絕暗自泣。
忽為上蒼憐游子,傳來故鄉愛信息。此生難忘三二〇,地久天長親為蜜。”
在詩的下面,他寫下注釋,“1940年3月 20 日,抗日戰爭已進入第四個年頭。我流落桂林,忽接秀瓊自南京寄來‘定情’喜訊。從此‘320’就成了我們每年甜蜜回憶愛情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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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合影,2000年攝于南京玄武湖。 受訪者供圖
這樣的紀念日,他們過了六十多年。2000年,吳秀瓊患上了尿毒癥,隨后是長達5年的治療。從前徐云震胃不好,為了照顧他,妻子會為他單獨做飯。現在,他要反過來照顧妻子。
妻子在醫院治療時,80多歲的徐云震總是獨自拄著拐杖出門,一路步行三站,走到醫院來看她。病情嚴重時,吳秀瓊每個星期要去醫院做三次血液透析,他也去三次,次次不落。
2005年9月的一天,一家人到飯店聚餐,拍下了兩張照片,一張是徐云震端著碗,將飯菜喂進妻子的嘴里。另一張是徐云震將妻子擁吻在懷里。
3個月后,86歲的吳秀瓊去世。后來的10年里,徐云震常會喊著秀瓊的名字。2015年9月7日,徐云震也走了,享年9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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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9月,家人拍下了徐云震將妻子擁吻在懷里的照片。這是他們最后的擁吻照。受訪者供圖
2021年,孩子們把還留存的75封書信和其他資料一起交給了南京檔案館,他們認為,父母交往的書信,不僅僅是兩個人的事情,也是那段歷史的縮影,在檔案館里,這些資料更有社會價值。
南京市檔案館宣傳處處長王偉也很感慨,他告訴新京報記者,正是那份相思之苦讓這些書信能跨越烽火,飛到兩個人的手里。正是他們對這份感情的堅持、對國家和民族抱有的希望,才讓他們堅信終歸會團聚,這是這個故事最動人的地方。
1945年6月的一封信中,吳秀瓊寫過這么一句話:“我常夢想,哪一天我們能突然相遇,彼此都有不平常的驚奇,我們將大聲的狂笑,盡情的狂哭,我們縱談著過去,計劃著將來,真的,我是有好多的話要和你暢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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