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厚安 | 八年抗戰回憶之二：情系“紹隆”——難忘的1939—1942 [慈幼院的難童生活]

抗戰勝利八十周年

抗戰戰利八十周年來臨之際，張厚安老師發來一組回憶錄在本公眾號發表。本篇為第二篇。

“八年抗戰”的記憶之二

情系“紹隆”

——難忘的1939—1942[慈幼院的難童生活]

張厚安

我1942年夏離開紹隆寺[北泉慈幼院就在寺內]去長壽國立十二中；抗戰勝利后，1946年復員回到武漢至今已半個多世紀。七十年多來，無論是學習、工作或生活習慣方面，時時刻刻都感受到三年慈幼院的生活對我人生的影響。原來在紹隆寺，“慈幼院的那段生活已經給我們‘北慈人’打上了深深地、不可磨滅的烙印”。

北泉慈幼院所在地紹隆寺的“山門”[離開慈幼院50年后攝]

北泉慈幼院[紹隆寺]全景

解放后，因各種機會，我有幸能多次重返紹隆寺。重慶市委、市政府有關部門的同志，華中師范大學我的一些同事和學生，我的家人，還有廖適清、楊紹謙等同學都先后和我一同重游過紹隆寺。在那兒，我們一塊回憶往事，講述慈幼院的故事并尋找童年時代生活的痕跡，重溫兒時的夢。

我每次到四川必到重慶，到重慶則一定要去紹隆寺，一直到目睹慈幼院舊址廟宇的坍塌。關于慈幼院的往事，我不知已經對人講述過多少遍，至今仍津津樂道。我怎么能忘懷這些往事呢？！當我在武漢、北京、重慶、成都、南京、長沙各地與慈幼院同學歡聚時，大家一次次地唱《北慈院歌》，共同回憶往事，特別追憶我們親愛的周之廉院長、老師和同學們。

慈幼院[紹隆寺]俯視圖

從沙市到北泉慈

1938年武漢失守，為了不做亡國奴，我們兄弟姐妹一行六人由武漢輾轉來到沙市，進入世界紅卍字會難童收容所。從這時起，我們就成了難童。在沙市住了不到一個月，由冉老師帶隊送我們一行幾十個孩子去四川后方。在輪船的甲板上，冉老師指揮我們唱《中華民族不會亡》的抗戰歌曲。“奮斗抵抗、奮斗抵抗，中華民族不會亡……”的歌詞至今未忘。輪船先到宜昌。為躲避飛機轟炸，船又轉到宜都呆了一個星期。就在這時，我發高燒，在船上病了一個星期。隨后，船又西行到達萬縣[現改稱萬州]，冉老師帶領我們來到萬縣王家巖慈幼院。記得下船那天，風雨交加，我們一身淋得透濕，冒雨前進。這也是我們這一群十歲左右的孩子，離家后遇到的第一個考驗。王家巖在一個很高很高的山寨子上。我們拖著疲憊無力的雙腿，不知爬了多少坎坎，才爬上那望不到盡頭的懸崖陡壁的頂端。第二天雨過天晴，我第一次用皂角在河溝里去洗衣服，當然，這時既不知道如何使用皂角，也不可能洗干凈衣服上的黃泥。但畢竟是自己洗了自己的衣服。在王家巖慈幼院，我們被分到各個年級學習。時間不長，我們又被送往重慶。解放后，我多次路過萬縣，始終未打聽到“王家巖”在何方。

在重慶，我們被送到神仙洞難民收容所。時值五月，天氣已很熱，敵人的飛機經常來轟炸。由于打了防疫針，膀子很疼，沒去防空洞，我們就躲在附近當時財政部前面的一片樹林里。飛機投彈后的一片火海、敵機機槍掃射和我方的防空彈發出的滿天閃光和響聲令人生畏。好像那些子彈就要落到自己身上了，于是把頭抱得緊緊的。

難民收容所每天開兩餐干飯，每餐只有一大筲箕飯，筲箕剛一搬到桌上，飯就被大人（難民）一擁而上“搶得”一干二凈。我們這些孩子（難童）只能等大人離開后拾得一些,剩飯，當然也就無法果腹。無奈，只好到廚房借只水桶和一條扁擔，兩個人到江邊抬水到街頭賣。每天賣水可得二百文一枚的銅板數枚。等到傍晚，專門有人從餐館將收拾的殘菜剩飯煮熱后挑來神仙洞賣時，就用賣水得來的銅板換碗湯飯吃。這在當時，對我們來說已是一種莫大的享受了。像這樣的事又怎么能忘記呢？解放后去重慶時，多次尋找過神仙洞未果。好像是1992年冬，我由重慶的朋友陪同再次專門去尋找神仙洞。最后，地方是找到了，那里的街道、環境變化不大，過去的印象還依稀可見。但是神仙洞那個院子、那幢房子、那個洞已無影無蹤了。

在神仙洞住了約一月余。我們就被送到北碚北溫泉紹隆寺北泉慈幼院——戰時我們的“家”。

“人在苦中不知苦”

經過沙市、宜都、萬縣、重慶，最后到達北碚北溫泉紹隆寺。數月的經歷，使我們親身受到了戰難的洗禮。到了北泉慈幼院，我們很快習慣了那兒的一切。我們愛院長、愛老師、愛同學；我們愛學習、愛勞動、愛那里的一切……。我們愛這個新“家”和這么多來自戰區的兄弟姐妹。我們慶幸能生活在北溫泉、縉云山這樣一個幽美的環境中。在戰爭的年代里，北泉慈幼院——這個新家不僅給予了我們很好的教育、無比的溫暖和愛，而且還給予了我們走向社會所必須具備的“吃苦耐勞”、“勤儉樸素”、“堅韌不拔”、“自力更生”、“克服困難”……的奮斗精神。

在北泉慈幼院，我被分到四年級學習。當時同班同學今天還有聯系的有：廖適清、豐順烈、穆耀洪、李戊寅、駱必榮、李盤新、劉述英等人。由于老師的精心教導和我們的刻苦努力，學習成績都很好。在慈幼院，我們不僅要自己洗衣、洗被，自己種菜、種瓜，而且還要抬煤、抬米。勞動是我們生活中的必修課。勞動雖然很多，很辛苦，但是我們的感覺是“苦也甜”。“上山抬黑的（煤）、下山抬白的（米），上山打豹兒、下山打疤兒[指紹隆寺主持]”的順口溜就反映了當時我們對生活的樂觀情緒。

正是在慈幼院，我第一次生了疥瘡、第一次患了砂眼、第一次生了瘌痢。當我第一次在襯衣上發現一排排白色而發亮的小蟲子——虱子時，真嚇了一大跳。還有我們和臭蟲作斗爭的那些場面至今還記憶猶新。由于條件艱苦、營養不良、不少同學患病。有一次我患上嚴重的痢疾，一天上廁所幾十次，由于沒有手紙，把墊絮幾乎扯去了半截。而當時，我并不知道自己患的是什么病，沒有吃藥，慢慢地拖好了。

慈幼院所依靠的鹽務總局經費來源逐漸斷絕。慈幼院的生活越來越困難，有時飯也吃不飽。但是，全院師生都能堅強地面對戰時環境下遭遇到的一切， 去戰勝所有的困難。當時，我們也有自己的樂趣：踢毽子、打彈子、游泳、爬山……幾乎個個都是能手。1995年我與瘳適清同學重游紹隆寺時，還發現了當年我們用來磨彈子的一塊石頭，石頭上磨出的一條條深深的磨槽印痕還清晰可見。見到那塊石頭，重溫兒時的苦、樂，怎不令人思緒萬千。1998年5月4日與邱月杭、瞿誠柱、盛明梁等同學再次歡聚紹隆寺時，昔日的廟宇、殿堂都已拆毀，新規劃建設的紹龍道觀正在加緊施工。我們還看到那塊磨彈子的石頭仍在原處。我曾向適清、誠柱建議把那塊石頭作為文物保存起來。但愿那塊曾在我們生活中苦、樂相伴的見證物沒有丟失。

我拿起一塊小石子在石槽上磨彈子，重溫80年前兒時的夢

我站在80年前睡過三年覺的紹隆寺大殿前

慈幼院三年生活期間，我從來沒有“苦”的感覺，也沒有哭過鼻子，這大概就是“人在苦中不知苦”吧！這是為什么？這是因為在慈幼院里，同學們、老師們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是因為在這個“師生成一體”的大家庭里，大家都一樣。不管別人怎么看我們，怎么說我們，我們從不自暴自棄。相反，我們充滿了自信并自認為是國家未來的棟梁。可是，到讀中學后，這種感覺很快就改變了。這是因為中學的同學，家庭環境大不一樣，經濟條件相差懸殊，貧富不均帶來的差別處處感受到。這時，也就更加想念慈幼院，想念我們敬愛的周院長，想念慈幼院的老師和同學。

最不能忘記的人和事

1939—1942慈幼院三年生活期間的一點一滴都值得我去回憶、去重溫、去思考。但是，有些人和事則是記憶中最深、最深的。正是這些最深的記憶在我腦子里又常常浮現出當年慈幼院一幅幅生動的畫面。

對我影響最深，在我一生中思念最多的當然是我們敬愛的周之廉院長。我還清楚地記得她對我們訓話時的情景。她教我們的頸部運動操，我至今還堅持在做。我還記得她給同學們分食孔祥融生日蛋糕的場面。一個大蛋糕，她平均地分給每個同學。雖然每個人只能分食到很小很小一塊，但是大家所感受到的家庭溫暖、母愛和幸福則是無法估量的。蘇邦華同學生病了，浮腫不消，同學們擔心，院長更是著急，她特別關照要加強對邦華同學的營養。我記得她曾經告訴我們，有一次為慈幼院籌款，在重慶過江時，跳板壓斷了，大家都落了水，而她因會游泳幸免于難。結合這件事，她鼓勵我們學游泳。我怎么也不能忘懷，她用自己微薄的收入買來魚肝油為同學們治療夜盲眼的事。我們排著隊，順序地來到院長房間，一人分食一匙魚肝油的情景就像發生在昨天。是院長想盡一切辦法為我們治疥瘡、砂眼和瘌痢。我們小學畢業后，能順利的到中學讀書也是由于她從教育部為我們爭得了貸金等等。正是因為有周之廉院長和我們在一起，我們才更加有信心、有勇氣去面對一切困難，才更加熱愛勞動、努力學習去迎接未來。在任何時候，只要想到院長，我們就感到溫暖和力量。院長的言傳身教對我們每一個慈幼院同學影響至深，她為我們奉獻了自己的一切。

我和夫人何允湘在周之亷院長紀念碑前

在慈幼院，與我們苦樂與共、朝夕相伴的鄭金章老師給我留下了難忘的記憶。無論是寒天、酷暑，每天清晨起得最早的是鄭老師。他朝氣勃勃、無怨無悔、全身心地投入到救亡活動和慈幼院的教育工作中。每次勞動，無論是上山抬煤、還是下山背米，鄭老師總是和我們在一起。當看到有的同學搬不起44.5斤重一袋的米包時，他就幫助同學把米袋扛上肩。當看到落伍的同學背米感到吃力時，他就用手中的竹棍幫助一起抬……。有時背米、抬煤直到月亮東升時，我們的鄭老師則總是走在隊伍最后的一個人。

音樂老師余自定既教我們的音樂，又編歌劇組織同學演出。《賣菜獻金》的歌詞：“挑起擔兒進城廂，今兒要把菜賣光，賣了菜錢捐國家，國家與咱保安康……”至今記憶猶新。是我們的音樂老師們豐富了慈幼院的文化生活。是歌聲促使我們樹立了抗戰必勝的信念并鼓舞著我們去戰勝困難。歌聲與讀書聲在深山古寺里回響，它提示著人們，這里乃是一所“烽火搖籃。”正是因為慈幼院先后有一批優秀的音樂老師，所以才培養出了像劉天林、杜麟、陳忠明、阿克儉、陳光明、趙維儉、盛明亮、盛明耀……還有已去世的周華林等一批音樂人才。

張白璐老師是三年里我留有最深印象的女老師。她年青漂亮，充滿了朝氣與活力。在當時艱苦的環境下，她的樂觀精神感染著我們每個同學。張白璐老師一直生活在臺灣直到去世。

周穎老師是保育主任。周老師對我們要求嚴格，同時充滿了愛。有時一天勞動后，在晚餐前，她常常對我們訓話，表揚好人好事，批評不端行為，對一天的情況作一個小結。文革期間和文革后。我曾幾次見到她，在武漢、在北京、在她家里、在北京郵電醫院聶紺弩先生（她的丈夫）的病榻旁。因此有機會了解到她和聶老的一些遭遇和情況。我同時還懷念當時照顧我們生活的許多保育老師。

三年慈幼院生活，我有許許多多忘不了的人和事。我不能忘記曾在一個床位上睡覺的高長發同學（當時是兩個人睡一個床位）。我不能忘記1942年去重慶考初中時住在廖適清家的那段日子。我當時患了瘧疾，晚上睡在他家客廳里發高燒，白天則去參加考試。考完后，我又找到重慶紅卍字會住了兩天才回院。我不能忘記馬朝志、劉天林、豐順烈、楊德盛、楊先知、胡順利、羅基炎等等這些在當時有影響的同學的名字。我還記得有一次，胡順利與羅基炎打架，從山坡上滾到山坡下，兩人都受了傷，在慈幼院所引起的震動。我不能忘記在溫泉游泳．去乳花洞尋找乳花石和我們磨得非常精美的乳花石印章和彈子。我不能忘記女同學們為我們每個人做的那雙布鞋，這也是在慈幼院我穿過的唯一的布鞋（平時都是赤腳，草鞋也是很寶貴的）。我不能忘記《苦兒努力記》那本小說中的主人翁路美和他對我的影響。我不能忘記在小溪洗衣、洗被和游泳。我不能忘記兩個人抬著八十多斤煤炭，赤腳走在小路、石梯上，踩著騾糞、馬糞與雨水混成的、令人惡心的漿糊糊的情景。我不能忘記夜半起床參加輪流的打更、緊急集合，我特別不能忘記躲飛機和追悼張自忠將軍在北碚遭到轟炸的情景。我還不忘記縉云山的竹林和縉云寺的鐘聲，不能忘記紹隆寺“山門”外的兩棵白果樹和‘山門’內的那四棵桂花樹……

慈幼院同班同學，第二排右起第四人就是我[攝于1940年]

“永遠做雪里送炭的人”

在慈幼院的三年期間，我先后見到了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當時的許多黨政高官。如孔祥熙、孫科、于右任、馮玉祥等等。

孔祥熙來到慈幼院對我們演講的第一句話是“親愛的小朋友”。他還給我們講了華盛頓小時候砍了他父親的櫻桃樹能誠實對待的故事，這使我們很大的改變了以前對他存在的不好的印象。孫科來慈幼院了，因為他是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兒子，所以大家對他表現一種特別的敬意。可是，他對我們演講的第一句話卻是：“各位難童”。表現出了在我們看來‘最大的不敬。’我們氣憤地說：我們是難童，你不也是難民嗎?為什么瞧不起我們!特別是他臨走時只捐了五萬元法幣，太小氣。于右任留著很長很長的銀白的胡須，演講時精神很好，特別是他的字寫得好，大家對他很敬仰。

馮玉祥將軍當時就住在縉云寺。據說是被蔣介石軟禁在那兒的。縉云寺與紹隆寺相距不遠，因此我們有機會多次見到馮將軍。有一次他給我們一個個的看相，并聲稱在我們中間將會出現一位部長。他在演說中經常指責國民黨軍人，說他們穿著一身二尺五(指國民黨軍人上衣二尺五寸長)到處欺壓老百姓。有一次他嘴上發炎，擦了一些白藥膏，在紹隆寺大殿前對我們演說時，我們還以為他長了白胡子呢。

有一個夏天，天氣很熱，周院長指示送些西瓜給馮將軍吃。于是，派了六位男同學抬了一大籮筐送到縉云寺。看到慈幼院的孩子，馮將軍像見到老朋友一樣的高興，連連向同學們打招呼。我們說明了來意，并告訴馮將軍這些瓜是我們自己生產的，希望能給將軍解暑。在臨別時，有一位同學拿出了一大張白紙要求將軍題詞。將軍一看有六位同學．于是把紙裁成六張，然后給每個人寫了一張。題詞的內容，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希望您們永遠做雪里送炭的人”。并簽上他的名字，蓋上馮玉祥的大印。

今天，紹隆寺的廟宇已不復存在了，但是那段往事將永遠留在我記憶里，留在抗日戰爭的歷史中……

2018年6月於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