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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倬云晚年肖像照。(圖/@許倬云說歷史)
2006年,76歲的許倬云寫了一卷《萬古江河》,其語言汪洋恣肆,縱橫捭闔,將中國歷史比喻成黃河、長江,由黃河流域為核心的“中國”逐漸擴大到世界文化的“中國”,如同長江一路收納支流,匯聚洪流。
從他1999年退休后的20多年里,他出版了20多種圖書,發表了近200文章,接受了20多家媒體訪談,錄制了十多場課程。即使在他古稀之年病情惡化,身體徹底癱瘓,他還要孜孜不倦,靠口述進行寫作。
許倬云說:“在我在世一天,我愿意盡我之能,替中國人曠野召喚,替中國人呼喚,喚醒許多的夢,喚醒許多的錯。盡我之能做這個事情。螳臂當車,擋不住;精衛填海,填不滿。”
?作者 | 宋晨希
?編輯 |朱人奉
2025年8月4日清晨,著名歷史學家許倬云先生在美國匹茲堡去世,享年95歲。
許倬云的仙逝,引發學術界、媒體圈、文化圈的廣泛悼念。“歷史中的擺渡人”“與時代保持同步的史學大師”“歷史不再是故紙堆,而在人的呼吸里”等悼念文章的標題,體現著人們對這位史學大家抱持的“敬意”,也能看出他思想里蘊含的 “溫情”,以及這種溫情對普羅大眾的滋養。
一位在象牙塔耗盡半生的歷史學家,在退休后卻突然主動與大眾對話。他希望以歷史經驗和自己的人生體悟,給青年人以鼓勵,告訴大家如何在快節奏、原子化、利己主義的時代里“往里走,安頓自己”,尋找自己的人生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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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倬云實名微博賬號@許倬云說歷史 于8月6日發布的訃告。(圖/@許倬云說歷史)
他出版《萬古江河》《說中國》《我者與他者》,用大歷史觀的視角,剖析中國五千年的文化演進,探尋中外文化的交流過程,追溯 “中國”概念的形成。
他寫《中西文明的對照》《歷史大脈絡》,用文明比較的方法,勾勒東西文明發展的圖景,試圖尋找中國在近代錯失機遇的答案。
他還寫過一本《美國六十年滄桑:一個華人的見聞》,雖然分享的是他客居美國時期,對美國政治制度、文化的觀察,以及對美國歷史的追溯,但他念茲在茲的還是“歷史上的、永遠不停的中國”,以及一個個普通的中國人。
當美國政體病入膏肓,他大聲吶喊,中國人應該從中汲取經驗和教訓,調動自己優秀的文化資源,與時俱進,創立一個最好的制度,“為億萬百姓求福祉,為天下萬世開太平:建設一個大同世界的楷模”。
借用哈佛大學講座教授王德威的話來說,許倬云先生是“感時憂國”的知識分子典范。許倬云自己也說:“為生民立命,就是為世界幫忙。這是儒家的本分。我將《萬古江河》寫得很淺,就是為了這目標。”
許倬云的“感時”意識,緣何而來?他為生民立的“命”究竟是什么?我們要回到他的人生際遇里,去探尋一位史學大師的淬煉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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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倬云給年輕人的寄語。(圖/《十三邀》第八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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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大時代的“旁觀者”
1930年9月3日,許倬云出生于廈門鼓浪嶼,祖籍江蘇無錫,祖先來自河南固始,先遷到福建,后來才在無錫落戶。
許倬云的母親章舜英懷孕時已經38歲,屬高齡產婦,在懷孕3個月的時候,不幸患病,導致胎兒在肌肉發育時營養不夠。許倬云在娘胎里僅僅7個月便降臨人世,且患上了伴隨他終生的肌肉萎縮癥。他的雙胞胎弟弟,身體機能卻沒有損傷。許倬云無奈地回憶道:“強者取全部,弱者取其余,我就是那個弱者,所以吃了虧。”因為沒辦法自己走路,年幼的他只能靠大人抱著,“抱到哪擺到哪兒”,這讓他學會了忍耐,在哪個角落都能隨遇而安。
1935年,許倬云隨父親許鳳藻遷徙到沙市。2年后,抗日戰爭爆發,一批川軍從家門口路過,年僅7歲的許倬云坐在那里,看母親和女工給士兵燒水。許倬云后來回憶,大家都說:“這些人一個都回不來的。”一種悲苦之情埋在了許倬云幼小的心靈中,“因為我一輩子不能動,不能跟人家一起玩,所以永遠做一個旁觀者,這跟我一輩子做歷史研究有相當的關系,歷史學家也做旁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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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邀》第八季)
由于躲避戰亂,許倬云隨做經濟委員會委員的父親四處輾轉,深入中國內地的農村,深切觀察到農民最真實的生活,同時也了解到了農村的社會組織,這令他對中國基層生活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為他后來寫作《漢代農業》奠定了基礎。
如果說抗戰時期的經歷,讓他成為了一個大時代的“旁觀者”,意識到天下“最苦是百姓”,那么抗戰結束后的經歷,則讓他樹立了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信念。
1946年,許倬云回到無錫,就讀輔仁中學。學校隔壁是著名的東林書院,東林祠堂坐落其中。祠堂里不僅供奉東林黨人,后世學習好、成就大的人同樣接受供奉,因此當地人都自命是東林黨后人。學校與東林書院沒有圍墻,只有一排低矮的松樹區隔。如果有學生頑皮不聽話,老師就會將他們拉到松樹林的小石凳上罰站,并說:“那幾個人就是你祖宗!你對不對得起你祖宗。”
在這樣的環境,許倬云接觸到了東林黨人的思想,顧憲成寫的“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成為許倬云自我體認的文化基因。后來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對他做口述訪談,書名便用了《家事、國事、天下事》。在《我的學思歷程》一文中,許倬云說:“東林子孫關懷的不再是皇帝,而是老百姓的生活。我也關懷老百姓的生活,這是東林給我們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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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國事、天下事:許倬云先生一生回顧》
陳永發等/許倬云 著
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7
許倬云沒有認為讀書人就高人一等,正如他后來在接受《人物》雜志采訪時所說:“無錫人不在乎任何高高低低的job(工作),讀書是本分,干活是干活。不是我是書生,我(就)是了不起,我做宰相啊什么。我不在乎。讀書是本分,養活你自己是該做的。”可以說,這個時候的許倬云養成了一種大愛意識。
抗戰勝利,內戰再起。許倬云見識到了國民黨統治下的權貴、奸商、發國難財的人。人心思變,他的很多同學成為左派,變成地下黨。許倬云無法行動,只能繼續當“旁觀者”, 這讓他有機會從更高的層面思考中國的未來:“在國家受敵人侵犯的時候,百姓總向往有一天見過國家強起來,為了‘中國’兩個字,什么都不要了。”而現在,大家要革命,最要緊的還是“中國”兩個字,要中國站起來。明乎此,我們便可理解,為何許倬云到了晚年要寫《說中國》,思考“中國人”的歸屬感從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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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中國:一個不斷變化的復雜共同體》
許倬云 著
九州出版社|理想國,20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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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益多師,形成獨特的大歷史觀
1948年底,許倬云隨二姐和二姐夫來到臺灣省。第二年,父母跟三姐、雙胞胎弟弟亦來臺,全家團聚。不久,許倬云考入了臺灣大學外文系,由于歷史和中文成績優異,被中文系教授王叔岷(著名中國語言學家,校讎學家)青睞,推薦給校長傅斯年。在傅斯年的建議下,許倬云轉入歷史系,開始了他畢生研究、書寫歷史的志業。
當時的臺大,云集著一批從大陸來臺的學術巨擘,許倬云得以蒙受他們的親炙,如跟隨勞幹習秦漢史,跟隨留學法國巴黎大學、學貫中西的李宗侗學習先秦史,還跟中國考古學之父、畢業于哈佛大學的李濟和中國民族學家、畢業于法國巴黎大學的凌純聲接觸到了人類學,后來又跟隨全漢昇學習近代經濟史。
這樣的機緣,讓許倬云“脫離了傳統中國大學里面的教學方式,(即)以中國為主,以史事為主,以個人為主的(研究)方式”,轉向用“文化的、社會的、常民的,演變是漸進的,沒有進步,沒有退步,卻是不斷變化的”方式思考歷史,逐漸形成了他的大歷史觀,即“人的變化是所有因素中最小的,制度的變化更重要一點,文化的變化再重要一點,地理的條件更長久一點”。后續許倬云所有著作,無不圍繞著這幾個因素迭次展開,這也是理解許倬云核心思想的一把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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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倬云著作《先秦社會史論》。(圖/《十三邀》第八季)
這些前輩老師的個人風格,也在感染著許倬云。如勞幹回答提問的時候,經常會拿出一大堆證據旁征博引,從大講到細。許倬云深受勞幹的影響,他在許多訪談中都提到,自己回答問題的時候,也會一條一條仔細地回答,最終才轉回問題。在許倬云看來,當下人們的關注點越來越零碎,給大問題作注腳的人越來越少。或許,許倬云正是在這樣的方式下,逼迫自己不斷系統地思考,逼著自己去想大問題。
1957年,許倬云前往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在那里,許倬云有了“二郎神”的第三只眼(臺大文學院院長沈剛伯語)。他通過了解其他文明的文化歷史,更好地看清中國文化的性質跟變化。他先是師從美國第一代漢學家顧立雅(Herrlee G.Creel)了解西方的漢學研究,后來跟隨宗教學的開山鼻祖米爾恰·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了解不同神話體系、宗教起源。他還分別攻讀埃及學、亞述學、中東神話學等專業,對當時時髦的韋伯(Max Weber)社會學也下過苦功。
不過,許倬云的內心一直橫亙著中國問題,思考如何用這些方法去了解、研究中國古代的“常民生活”,明確的問題意識讓他將一切學問化為己用,串聯成線。這也促使他有更大的雄心,更寬廣的視野提出“從世界看中國,從中國看世界”。到了晚年,他對于西方歷史仍舊信手拈來,出版了數本中西文明比較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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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倬云的書房。(圖/《十三邀》第八季)
1962年,許倬云回到臺灣擔任史語所副研究員,臺大歷史系副教授,后來又兼任臺大歷史系主任。在國民黨的高壓控制下,臺灣的高校深受政治影響,陷入了互相傾軋的斗爭之中。作為青年新秀,許倬云也受到不少嫉妒和中傷。不過,許倬云還是為臺灣的學術發展做出了不少貢獻,如邀請學者來臺講學,為臺大訓練研究生、講師、博士生,引進新的觀念,改變臺大學風。這些經歷讓他與不少中外學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還讓他與一批后來成為學術界中流砥柱的青年人成為朋友。
1972年,許倬云再次遠赴美國,擔任匹茲堡大學長聘教授。雖然身處美國,但他一直關注著中國兩岸的時局、社會變化,并不時調整自己思考的問題,希冀能用畢生所學為社會發展提供經驗。當20世紀六七十年代臺灣地區經濟起飛,許倬云開始講“從歷史看管理”,根據中國歷史上先進的制度(如文官系統)為現代管理提供借鑒。當大陸改革開放之后,他又在美國積極奔走,拉關系找資金,邀請大陸學者前來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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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茲堡大學。當年王小波就是在匹茲堡大學成為許倬云的學生。(圖/《十三邀》第八季)
最被人津津樂道的故事,就是許倬云對王小波的幫助。許倬云回憶,第一次見到王小波的時候,“樣子懶懶的,英文不是很好,但是人很誠實。談話很隨意,不那么一本正經”。當看到這位年輕人迷茫、無助之后,許倬云決定讓他掛在自己的名下上課,并每周讓他來辦公室一對一談話。后來許倬云指出,王小波的《黃金時代》文字不夠精煉。在王小波修改后,許倬云又憑借個人的影響力,把這篇小說推薦到《聯合報》副刊。王小波因此獲得中篇小說大獎,與另一位作者平分了25萬臺幣獎金,一舉改變窮困潦倒、無人問津的命運。
到20世紀90年代末和21世紀初,許倬云頻繁來往于兩岸,擔任南京大學榮譽教授,推動在臺灣大學設立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擔任南京大學榮譽教授等。許倬云身居其位,并非僅僅掛名,而是以衰殘之軀,積極介紹美國高校的經驗,幫助大陸和臺灣高校院系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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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倬云在電腦上瀏覽資訊。(圖/《十三邀》第八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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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鸚鵡滅火”之勢,替中國人在曠野召喚
1999年,已經70歲的許倬云正式退休。他沒有回到家中含飴弄孫。相反,他在伉儷孫曼麗的悉心照顧之下,在大洋彼岸的美國,穿梭于歷史與現實之間,以家國情懷,書寫百姓的歷史。
1984年,當他受耶魯大學之邀出版《西周史》,就有同行質疑:“居然連周公的事跡也不提!”對此,許倬云在該書的新版序言中回應道:“我治史的著重點為社會史與文化史,注意的是一般人的生活及一般人的想法。在英雄與時勢之間,我偏向于觀察時勢的演變與推移。——也許,因我生的時代已有太多自命英雄的人物,為一般小民百姓添了無數痛苦,我對偉大的人物已不再有敬意與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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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倬云與太太。(圖/《十三邀》第八季)
退休之后,他不再受學術規則的約束,76歲出版《萬古江河》,其語言汪洋恣肆,縱橫捭闔,將中國歷史比喻成黃河、長江,由黃河流域為核心的“中國”逐漸擴大到世界文化的“中國”,如同長江一路收納支流,匯聚洪流。本書聚焦于日常文化、人群心態及社會思想,尤其注意一般小民百姓的生活起居及心靈關懷。
此后,他的寫作便一發不可收拾。根據馮俊文主編的《倬彼云漢——許倬云先生學思歷程》附錄所做的統計,他退休后出版了20多種圖書,發表了近200篇文章,接受了20多家媒體訪談,錄制了十多場課程。即使在他古稀之年,病情惡化,身體徹底癱瘓,他還要孜孜不倦,靠口述進行寫作。他曾說:“在我在世一天,我愿意盡我之能,替中國人曠野召喚,替中國人呼喚,喚醒許多的夢,喚醒許多的錯。盡我之能做這個事情。螳臂當車,擋不住;精衛填海,填不滿。”
晚年的許倬云“向死而生”,以“一期一會”的態度對待每次直播、寫作。他諄諄告誡年輕人,要用大歷史的觀點看自己、世界,中國文化能夠安頓我們的內心。他曾說:“如果明年不幸無法見到各位,希望年輕的朋友們愿意做傻瓜,承擔痛苦,抗拒財富與權力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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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你們相信我的話是誠懇的。” (圖/《十三邀》第八季)
許倬云喜歡用佛教“鸚鵡滅火”的典故,來比擬自己的不懈努力:“昔有鸚鵡飛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鸚鵡遙見,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天神言:‘爾雖有志意,何足云哉?’對曰:‘常僑居是山,不忍見耳!’”
如今,這只鸚鵡已經西飛遠去,他和他的思想也將變成鳳凰,在烈火中得到涅磐永生,一直照亮、指引著后來者。
作者丨宋晨希
編輯丨朱人奉
校對丨遇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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