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讀魯迅的《風波》：社會的性質和國民的人性

《風波》

《風波》發表于1920年9月的《新青年》第8卷第1號上，后收錄于魯迅的《吶喊》文集。這是魯迅的一篇小說。魯迅以辮子為線索，將一場鄉野風波升華為對民族命運的叩問：當革命止于形式，當民眾沉睡未醒，則“風波”過后，唯有永恒的沉寂與輪回。

故事很簡單，說的是撐船農民七斤在辛亥革命期間被剪去辮子。當“皇帝坐龍庭”的消息傳至魯鎮后，七斤因無辮子恐遭殺頭之禍，陷入惶恐。其妻七斤嫂亦焦灼不安，而仇家趙七爺趁機恐嚇，并宣稱復辟后無辮者必被懲處。隨后七斤家里和當地不安起來，群體愚昧與人心動蕩。最后復辟失敗，一切回歸原狀，風波結束。

魯迅這篇小說，主要的意義在于揭示出社會性質和國民人性的養成，國民性和社會是密不可分的。

社會的性質和國民的人性

什么樣的社會養成什么樣的國民性，什么樣的國民性就會選擇什么樣的社會，二者是相輔相成的。當年大革命為什么失敗，不就是國民性沒改。大革命之后，民眾根本沒有準備好去建設一個什么樣的社會，每個人都云里霧里的，革命者也沒有準備好，只知道革命的轟轟烈烈，但是革命之后，一切照舊。

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王朝，但卻沒有給社會帶來真正的變革。民眾除了剪去了一條辮子外， 一切仍在專制勢力的統治下。張勛復辟帝制的消息傳來，失去辮子的農民陷入了被殺頭的恐慌，惶惶不安，可復辟失敗后，一切如舊。這就是當時的社會和民眾的心態。而《風波》小說中的七斤嫂和八一嫂以及趙七爺代表當時社會典型的國民性。

七斤嫂和八一嫂是被統治階層，處于被剝削、壓迫和奴役的地位，他們根本沒有自己的社會地位，只是單純的牛馬，供統治者驅使，他們處于社會最底層，飽受剝削和壓迫。在這種社會之下，他們可以說是處于物質和精神的雙重困境。

物質上的貧窮，讓他們根本無力去反抗，一切都處于被碾壓的地位。而精神上的貧困，讓他們認知低下，他們根本不知道什么自由和法治，他們只要自己能夠吃好有住的地方，老有所依、住有所居。雖然他們飽受剝削和壓迫，但是一級壓一級，他們的苦難被人排斥、被人漠視，他們身邊的人聽不見比自己更弱者的痛苦的呻吟，這些人甚至還因為可以欺凌比自己更弱勢的人而暗自欣喜，為自己可以占據“道德”的制高點去指斥更弱者而心滿意足。

魯迅塑造這個形象的意義更主要的還是表現了人們的是非之心被私心和愚昧所吞沒，在物質和精神極度貧困的狀態下，人與人之間失去了善良的溝通愿望，剩下的只是媚強凌弱。

說到恃強凌弱，最具代表的是趙七爺。當革命來的時候，他就把辮子盤上去了，當聽說皇帝又坐穩了龍椅的時候，他又把辮子放下來了。趙七爺代表了絕大多數國人的生存狀態，他們沒有原則，沒有是非觀，明哲保身，更多地表現了趨利避害的本能。

趙七爺依然是表現國民的物質與精神的貧困。在得勢的時候，他們氣焰囂張，不可一世，自以為是天下的當然主人；在失勢的時候，他們就收聲斂息，裝出可憐而又無害的樣子，來掩蓋他們的兇相，等待卷土重來的時機。在斗爭此伏彼起，形勢瞬息變化的年代，這種“兩面”的變換也就格外迅速格外顯明。

無論是七斤嫂、八一嫂，還是趙七爺的，他們都是當時社會下典型人性的代表人物。在那個社會中，所有人都是如此。在他們的內心世界，社會能太太平平。趙七爺能安安穩穩在當地當“地頭蛇”，沒事欺負比自己弱的人，比如七斤。而七斤嫂想的是能幫人撐一輩子船。小農和儒家結合的意識形態和專制制度構成了數千年歷史的“超穩定結構系統”。

辮子重要，吃飯更重要，并不因為沒辮子而自殺，而是照舊生活。上邊愛怎么折騰怎么折騰， 那離得很遙遠，“非常模糊”抵不過切身切近的利益關懷。七斤們無從知悉自己的“愚昧”和“冷漠”，趙七爺們也無從聽聞自己的“偏狹”。每個人都在按照命運過完這一生，沒有人能跳出歷史的宿命和命運的輪回，這就是社會的選擇和命運，總之，一切照舊。

本文參考文獻：

魯迅.《吶喊·風波》

呂日輝.在貧困中扭曲的人性——對魯迅小說《風波》的再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