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雙林：我的公共財政探索之路

寫一本關于中國公共財政的書，是我多年的夢想。目前，很少有系統地分析中國公共財政的文獻，這方面的空白急需填補。然而，我很快就意識到這項任務的艱巨性。公共財政涉及的內容相當廣泛，涉及的問題非常復雜。中國的公共財政仍處于改革過程中，新的問題不斷涌現，稅收制度和財政政策不斷變化；一些重要數據難以獲取，現有數據常常被修改。經常在完成新一章的初稿時，之前的章節已需要更新和修改。所有這些都使寫作變得更加困難和耗時。但興趣和堅持往往會使看似不可能的事情變為可能。

生長在中國的人大都對政府的行為很關注。自從記事起，我們就感受到政府的影響力。政府組織農民在集體土地上一起勞動，在集體食堂一起吃飯；讓農民交公糧、交購糧，青黃不接時賣給農民返銷糧；發糧票、布票、棉票、購貨本；建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普及七年制教育；等等。

1977年，我考入北京大學經濟系政治經濟學專業，正逢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開始的年代，見識逐漸增加，眼界大大開闊。那時，經濟系主任是陳岱孫先生，他曾在哈佛大學攻讀財政學。老校長馬寅初先生也是研究財政的，曾著有關于中國財政的書。北大當時以經濟史為“特菜”，由哈佛大學博士陳振漢先生領銜，李德彬和蔣建平老師主講，內容很多是財政史。厲以寧老師給我們講述凱恩斯主義的政府干預政策。潛移默化地，我對財政產生了興趣。我本科畢業論文的題目是“美國歷史上的關稅保護”，當然寫得很膚淺了。

（圖為北京大學）

畢業時我考上教育部的出國預備研究生，1982年被公派到美國西北大學讀外國經濟史專業。那時，主流觀點認為，西方經濟學是庸俗經濟學，不學也罷，北大也只開了一門“當代資產階級經濟理論批判” 課，由厲以寧、范家驤等老師講；但主流觀點也認為，外國經濟史要學，別人的發展經驗和教訓還是可以借鑒的。在西北大學我遇到了恩師喬納森·休斯（Jonathan Hughes）教授，他是經濟史領域的權威，所著的《美國經濟史》再版多次，還被翻譯成中文。我在他的課上得了A，這對我很重要。

1984年，我碩士畢業時，國家決定讓申請到獎學金的公派學生繼續攻讀博士學位。當時已經4月底，博士生的錄取工作已基本結束。休斯教授打了許多電話，才幫我聯系好他曾任教十年的普渡大學，并駕車三個多小時，把我帶到那里介紹給經濟系老師。普渡大學曾培養了第一個登上月球的人尼爾·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還有我國的著名科學家鄧稼先。我的博士論文是關于開放型經濟中的政府財政赤字。畢業之后，我在美國內布拉斯加大學奧馬哈分校教過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公共財政課，得過最佳教師獎，發表過許多關于公共財政的理論性文章。

（圖片來自普渡大學官網）

1994年夏天，在董文俊老師的安排下，我回到北京大學經濟學院，講授宏觀經濟學，把厲以寧老師當年教給我們的凱恩斯主義理論用數學公式展示給學生，同時介紹了新的理論。恩師陳振漢先生設家宴款待我，勉勵我多做研究。1996年夏天，我來到新成立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做訪問學者。那時條件很艱苦，我和林毅夫學長共用一臺電腦。我記得我在CCER 做過一次介紹新的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講座，其中包括稅收、政府支出和財政赤字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1998 年，我擔任中國留美經濟學會理事，幫助組織學會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合辦的“中國社會保障改革國際研討會”。哈佛大學教授、公共財政領域的權威、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主席馬丁·費爾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在會上做主旨演講，對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提出建議，主張把個人賬戶做大。會議期間，我與他不僅討論了學術問題，也談了個人未來的發展。他強烈支持我回中國，多做有關中國財政的研究，說這樣做邊際貢獻率高。順便提一句，現任NBER主席、麻省理工學院的詹姆斯·波特巴（James Poterba）教授，也是公共財政專家，可見財政的重要性。

1999年，我赴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簡稱東亞所）做訪問研究員，正式開始對中國財政的深入研究，后來又經常訪問東亞所。在那里，我研究了中國地方政府的亂收費、中國財政收入的起伏及原因、中國政府債務等問題，也去新加坡政府部門講過自己的研究成果。東亞所前所長王賡武先生是學者的楷模，每次談話都讓我受益匪淺。東亞所前研究所長黃朝翰教授更讓我終生難忘。他曾是李光耀總理的智囊，對現實經濟了解深入，給了我極大的鼓勵、支持和幫助，還建議我寫書，說亞洲學者看重著書立說。

（圖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

2004年，我作為中國留美經濟學會會長，組織學會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合辦的“民營經濟與中國發展國際研討會”。會上做主題演講的，除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芝加哥大學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Lucas）教授、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厲以寧教授、中國人民銀行周小川行長和哥倫比亞大學杰弗里·薩克斯（Jeffrey Sachs）教授外，最優稅制理論奠基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劍橋大學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教授也在會上就市場失靈和政府的作用做了主題演講。他對我幫助很多，曾語重心長地告誡我，先好好做研究，再提政策建議。會前，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中南海紫光閣會見了與會的主要嘉賓，還討論過財政問題。

2005年，我回到北京大學經濟學院，任財政學系主任，給首屆碩士研究生開設“高級公共經濟學” 課程，并幫助財政學系建立了博士點。2006年，在劉偉院長、厲以寧教授和莫里斯教授的支持下，北京大學中國公共財政研究中心成立。借助這個平臺，我與日本的本間正明先生以及美國的勞倫斯·科特利科夫（Laurence Kotlikoff）、阿蘭·奧爾巴赫（Alan Auerbach）和阿諾德·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等著名公共財政專家就中國財政改革進行過深入交流。另外，我主持了財政部、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工業和信息化部、世界銀行、聯合國有關國有資產、政府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稅制改革、社會保障改革、醫療保障改革等的研究項目，奔赴許多地區做調查研究，得到大量第一手資料。這些工作大大增進了我對中國財政的感性認識。作為國務院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領導小組專家咨詢委員會成員，我為“十三五” 醫改方案做了大量基礎性研究。2013年我加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新開“中國財政前沿問題”課程，深受學生歡迎，往往在300人的限額外，還有個長長的候補名單。目前，我在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開設“公共財政”課程，網上選課一開始，馬上就爆滿了，可見學生對財政問題興趣之大。

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書是我多年來從事中國公共財政研究，開展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學， 在中國各地實地考察，與財政部、世界銀行和聯合國等機構合作探索的結果。本書系統地分析了中國政府收入和支出體系、主要稅種(如增值稅、消費稅、所得稅、關稅等)、基礎設施建設、養老保障和醫療保障體系、地方政府債務，以及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等。財政是一個龐大的體系，這些年來，陳岱孫先生“厚基礎，寬口徑”的教誨一直鼓舞著我在財政的多個方面做研究。的確，財政各方面都是關聯的，要提出好的政策建議就要對財政的各個方面都有研究。本書的特點在于：觀點鮮明，不含含糊糊、模棱兩可；言之有據，凡是數據必有可靠出處；深入淺出，盡力把深奧的道理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展示給讀者，不拘泥于“學術語言”， 這也是我寫文章和教學一貫的風格。

本書在寫作過程中得到了許多人的幫助。除上面提到的學者外，我還要衷心感謝很多給了我支持、鼓勵和幫助的同學、同事和朋友，包括楊濱、海聞、呂旺實、Louis Pol、吳至圣、冀建中、王宗昱、朱天、李力行、倪金蘭、丁穎、霄紅、趙洗塵、趙亞赟、白婷、王璐雪等。我十分感謝北京大學的學生們，他們課間和課后的不斷追問，迫使我對很多問題不斷地深思。特別要感謝所有北京大學的助研同學，他們為本書的資料更新做了很多工作。衷心感謝北京大學出版社的張燕編輯和閆靜雅編輯，她們為本書的出版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很多對我幫助很大的人在此沒有提到，只能面謝或銘記在心了。本書英文版由劍橋大學出版社于2022 年出版，中文版做了大量修改和更新，感謝劍橋大學出版社授權。

財政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像不少國家一樣，中國公共財政也面臨許多挑戰。本書以現代公共財政理論以及中國財政改革的經驗為基礎，以中國財政的大量統計數據為依據，探討中國公共財政面臨的各種問題。希望本書可以幫助學者、學生和政策制定者了解中國公共財政的現狀、存在的問題以及改革方向。

林雙林

2025 年4 月25 日

（本文摘自林雙林，《中國公共財政：改革、挑戰與對策》，北京大學出版社2025年版，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