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論文：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悲劇

最近，網絡上爆出大堆奇葩論文。盡管內容千奇百怪，套路卻是如出一轍：用各種牽強附會，把兩個不同事物或者差異極大的概念強行構建聯系。

雖然被批判的體無完膚，我們還是要問：這些奇葩論文到底是什么來的呢？

高校評職稱需求 每年都會催生很多奇葩論文

事實上，奇葩論文源于高校教授和講師的評職稱需求。他們每年都有沉重的寫文發文任務，還要兼顧教學等其他活動，對于出品質量根本無法保證。

在發文的巨大壓力下，自然就有學術期刊產業鏈。只要第一作者或者第二作者與主編關系特別好，而且版面費給到位，那么垃圾論文就有發布出來的可能性。

發文壓力 催生學術期刊產業鏈

此外，還有一些論文是特定活動或者特定基金要求。比方說西鳳酒曾經到處尋求學術認可，要求論證自己是中國最早的白酒。而且修建自己的博物館，開啟專門的西鳳酒溯源工程，用來支撐論斷。通過投資一些大型媒體的文化節目、娛樂節目來擴大聲量。

當然，西鳳酒要求論證的東西還不算離譜。如果具體到漢謨拉比=商湯這類論文，實際上按照文科的情況看，第一作者還是在論文中占有相當大的話語權或者決定權，起碼不是完全不自己寫。所以這篇雄論應該還是出自李教授的手筆。

西鳳酒曾要論證自己是中國最早的白酒

這種機制下，知網里一半左右的文科論文，實際上達不到優質科普文章水平。雖然好壞眾人自有判斷，但正經論文和垃圾都看得出來，學術界更不會把辣雞當回事。大多數論文一旦發揮職稱功能就不會被很多人看到，頂多是在中國知網里被其他的水論文引用。所以，大部分專家教授不會在意，也不會有普通人在意。

然而，論文不能因缺乏影響就無傷大雅。水貨論文的惡劣影響。會誤導很多沒有任何基礎的學術常識小白。這些人對于期刊級別、論文質量好壞沒有辨析。而且人的性格是天然的親近，或尋找與自己觀點相呼應的內容。對于沒有分辨能力的人來說，這樣的內容無異于是堅定了其盲性。對于比較用心的人來說，有這樣的專家大佬來背書，無疑是增加了些別有用心的底氣。對于正兒八經的科普工作者來說大有危害。

辣雞論文 很容易被別有用心者拿去做背書

現在存在一個現象，某些理工科研究者或者某些理工行業、工程行業、信息技術行業的從業人員，喜歡從自己的邏輯分析入手，完全無視各學科的基礎積累，另辟蹊徑、自立框架。在罔顧事實和語言學、文字學等基礎性學科的基礎上，重新解釋上古史。無視基礎事實和基本邏輯的文科論文，無疑也是對這個風氣的呼應。

其次，不要覺得社會輿論、媒體和自媒體發展，對于學術圈沒有影響。至少在文科領域，特別是歷史領域某些，論文選題已經出現“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夸張態勢。為博得眼球或者嶄露頭角，為保證論文有更大的概率能發布，有些文科或者歷史學、文學史的研究呈現出驚人體的發文風格：

這些論文是早些年產物，但里面提及的現象，已經在學界中的同仁也有反饋。某些歷史學科細分領域的論文選題，呈現出自媒體文章標題的趨勢，喜歡在兩個貌似沒有關系的事物間構建聯系，故作驚人之語。大部分雄文選題在選題論證階段都過不了，被導師以觀點過于激進或者研究方法無法支撐勸退，但是絲毫不影響類似選題的層出不窮。

某些發布出來的論文，呈現出作者的知識譜系不健全和視野狹隘，甚至可以說是缺乏基本生活常識與認真態度。

如如圖所示，這篇論文采訪對象中，竟有一位735歲的抖音用戶。結合這篇論文發表時間（2022年），這位活了735歲的抖音用戶，應出生于1287年的元朝時期。元朝人能在21世紀的新中國刷上抖音。

至于強行東扯西拉，就是在兩個不存在的東西之間構建聯系。其實非常冒險，本身就屬于大膽假設、謹慎求證。這類學術研究在18-19世紀比較常見，本質上是因為當時沒有對亞歐大陸的文化、地理、人種開全圖。很容易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相似性，再基于相似性得出一些離奇的結論。最早案例可能就是中亞的祭司王約翰傳說。充當這一角色的對象，包括西遼的耶律大石，還有后來的蒙古人。

中世紀的祭祀王約翰傳說 就是強行建立聯系的典型

事實上，在18-19世紀的高雅學術活動中，就有一項成果論證古代瑞典人發源于中國新疆的喀什噶爾。原因是“喀什噶爾”在發音上和維京神族的家園“阿斯加德”非常像：

1691年，佩提斯(Petis de la Croix)在巴黎，與約翰(Johan Gabriel Sparwenfield)見過面。正是這個人向他保證說，自己讀過古代瑞典的編年史，里面提到瑞典人的根在喀什噶爾。

按照約翰的說法，很久以前在中亞居住著一個部落，人們把這個部落的人稱為蓋特斯人(Geths)。蓋特斯人不是別人，正是哥特人(The Coth)，首都就在喀什噶爾。從地理上講，喀什噶爾正是阿斯噶德(Asgard)。傳說中的古代斯堪的納維亞人的英雄首領沃登(Woden)正是從喀什噶爾出發，來到斯堪的納維亞地區。

約翰把他的推測，建立在冰島赫瓦拉爾英雄史詩(The lcelandic Hervarar Saga)和斯挪雷·斯圖爾拉森的古代冰島文集(Snorre Slurluson's Edda)的資料上。這些資料告訴我們，沃登來自于突厥之地，他的伙伴都是突厥人。“突厥之地”這個地方被認為與古代特洛依(Troy)是一個地方。諸如此類的說法，由于它們都基于古代斯堪的納維亞人的史詩和編年史的資料，在18世紀瑞典學術文獻中得到了很好的利用。

1764年，隆德的大學教授斯文(Sven Lagerbring)，寫了一篇論證突厥語言和瑞典語言具有相同特點的論文。他的論點建立在這樣一個認識上，即沃登是來自亞洲的一群突厥人(拉格爾布林使用了a swam of Turks這個詞)和其他人的首領。他們從那里帶來了突厥語詞，這些詞在瑞典語中扎下了根。

今天，人們很容易理解他為什么忽略這樣一個事實，即這些突厥語的詞幾乎都是從波斯語中借入，而瑞典語和波斯語都屬于印歐語系。因為在斯文的時代，要證明突厥語和瑞典語具有同一特征并非難事。在18世紀，還有幾位瑞典的學者研究這個題目，這也對瑞典的高雅學術研究造成影響。

--貢納爾.雅林《瑞典與中亞的關系及瑞典的中亞研究》

因此，在大博弈時代，瑞典人真的不遠萬里來到新疆喀什。在當地傳教授業，歸化維吾爾人基督徒、行醫治病。實際上，凡此種種的各種結論，都在考古學、人類學、語言學諸多學科的進步才灰飛煙滅。基于錯誤邏輯構建的諸多學術理論，往往都不攻自破。說到底，單純的靠語音論證，就得出結論實際上是幾百年前的落后做法。

其實，用語音對音研究歷史的方法也得出很多正面結果。比如東漢史書中記載的《蒙奇-兜勒》，大體就是馬其頓或是地中海東岸的提爾-推羅。東漢和地中海世界的交流不僅有語言學證據，還有能夠和文獻相互呼應的考古層面的證據。所以還是二重證據法的邏輯，對音必須和文物遺址做對應才有意義，否則就是扯淡。

具體到中國身上，很多學者沒有到過中國，就基于語言學和發音和碎片化的翻譯，得出一些結論：

比如著名的華夏西來理論，最早就是法裔英國人拉克伯里提出。在倫敦大學東方語言學院任教期間，他主編《巴比倫與東方紀事》小報，先后出版《古巴比倫文字及其中國起源》、《中國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等專著。他以19世紀后半葉歐洲考古界對近東地區的挖掘成果為基礎，大膽提出中國文明源于兩河流域古巴比倫文明。

拉克伯里“西來說”的主要根據，就是中國早期與古巴比倫所存在的相似性。在1894年出版的《古代中國文化西源考》一書中，共列舉出兩文化近百種相似之處，包括天文歷法、科技發明、語言文字、政治制度、歷史傳說等方方面面。

他推斷，公元前2282年左右，生活于兩河流域的閃米特人的一支——巴克族。在其酋長奈亨臺（中國傳說中的黃帝）率領下東遷，從土爾其斯坦經喀什噶爾、塔里木河到達昆侖山之東方。后一部分經葉尼塞河到達黃河源頭，發展成為日后的漢族。另一部分則與藏西北當地民族融合。

中華民國成立后，拉克伯里的“文化源于古巴比倫說”仍然影響很大。如1915年袁世凱政府制定的國歌中，就有“華胄來從昆侖東，江河浩蕩山綿連”的詞句。浙江學者丁謙出版《中國人種從來考》，以《穆天子傳》為主要資料，來考證中國民族西來的有關史跡。

只要這些人自己到研究對象看一看，就知道很多結論是多么扯淡。大膽假設很容易，但是嚴謹求證非常難，需要廣博知識面、認真態度，以及身體力行考察的決心。可惜，大部分人實際上是不具備這些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