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航科研創新 激發人才活力——科研人員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事業發展規劃（2026—2035年）》

考古工作是探尋文明根脈、傳承文化基因的重要事業，更是一項關乎增強歷史自覺、堅定文化自信、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具有重大社會政治意義的工作。近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事業發展規劃（2026—2035年）》（以下簡稱《規劃》）正式發布。《規劃》立足新時代新征程，擘畫了未來十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高質量發展的藍圖，在一線考古工作者中激起熱烈反響。

彰顯前沿引領作用與強烈問題意識

《規劃》緊緊圍繞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前瞻性部署了“五大研究工程”，旨在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以下簡稱“考古所”）打造成“中國領先、世界一流”的研究機構，產出一批服務國家戰略、回應時代需求、奠定學術基業的標志性理論成果與經典學術成果。

位列“五大工程”之首的“重大理論和文化研究闡釋工程”，旗幟鮮明地將研究闡釋黨的創新理論作為考古研究的首要任務，并部署開展重大文化戰略性問題研究。考古所考古學理論研究室主任劉瑞認為，這一部署體現了《規劃》精準指向中國考古學長期存在的“重發掘輕闡釋、重描述輕理論”的薄弱環節，是回應“四個之問”的關鍵舉措。通過未來十年的主動構建與深耕細作，必將在考古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中，催生出一大批兼具思想性、理論性、方法論創新和話語影響力的重要成果。

“重大學術前沿及基礎研究工程”直指人類起源、中華文明起源、農業起源等關乎文明根系的重大課題，旨在引領國際學術前沿，在全球文明對話與文化競爭中掌握主動權。

考古所人類起源與演化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宇特別關注其中“人類起源與演化歷程研究”與“舊—新石器時代過渡與農業文明起源研究”。前者立足東亞大陸連續演化序列與獨特文化適應模式，探索人類在東方的生存智慧與技術路徑，進而打破簡單套用西方模式的局限，彰顯中國研究的“中國特色”。對于后者，他期待通過多學科深度融合，確立具有東方特色的“過渡期”研究范式。

為服務國家邊疆治理與民族團結大局，《規劃》專門設立“學術戍邊重大問題研究工程”。在考古所邊疆民族與宗教考古研究室主任郭物看來，考古遺產是歷史最直接的物證，對于實證歷代中央政權對邊疆的有效管轄、闡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例如，新疆地區的古代城址、軍事設施、交通遺跡等，以立體、真實的形態，生動訴說著邊疆與內地一體相連的歷史。未來，邊疆考古將重點加強對漢唐等關鍵時期軍政建置遺跡的考古工作，推動宗教考古與城市考古相結合，深入研究新疆多宗教并存的歷史脈絡，讓考古成果切實發揮“學術戍邊”、凝心聚力的獨特作用。

針對田野考古，“重大田野發掘研究工程”明確提出“做大做強核心遺址，壓縮重復性、碎片化項目”的導向。考古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副研究員、安陽工作隊副隊長王迪結合殷墟考古實踐談到，作為中國考古學的“搖籃”，殷墟的百年探索始終引領著學科發展。如今，在有組織科研模式下，安陽工作隊正圍繞殷墟都邑布局、資源與技術、人群、環境和生業經濟等課題開展多學科聯合攻關。未來將繼續以“夏商文明研究工程”為依托，深化對禮制文明與生業經濟的研究，堅持發掘與闡釋并重，為構建中華文明標識體系提供殷墟這一核心支撐。

《規劃》單列“世界文明互鑒考古研究工程”，令考古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賈笑冰非常期待。他認為，中國考古“走出去”，不僅能為世界古代文明研究提供東方視角與新理論工具，推動打破“西方中心論”的學術格局，更能通過在思想碰撞中“請進來”，提升中國考古學的國際話語權。他建議，赴外考古應堅持長期深耕，避免短期行為，注重與國內重大課題有機結合，真正通過扎實研究踐行文明交流互鑒理念。

聚焦科技賦能

科技賦能是《規劃》的一大突出亮點。考古所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副主任呂鵬將科技考古比作揭示文明基因的“時空解碼器”，而文化遺產保護則是守護民族精神根脈的戰略基石。他認為，要實現實驗室建設的世界領先目標，關鍵在于體制機制創新、真正的多學科交叉以及有組織科研的扎實落地。未來，他將重點參與《規劃》中關于文明探源、夏商文明、中華民族共同體等科技考古重大專項，并依托“大數據與人工智能”專項，著力推進“中華文明科技考古資源標準庫”建設。

《規劃》提出的打造一體化考古大數據平臺、建設“考古圖文影像數據庫”等“數智化建設”任務，正在深刻重塑傳統考古工作模式。考古所考古大數據資料中心助理研究員徐紫瑾表示，數智化將貫穿考古全鏈條。在前端，它的實時高精度多模態數據采集將提升信息完整性；在中端，它的一體化平臺將打破數據孤島，推動研究從“經驗驅動”轉向“數據驅動”；在后端，它的數字化成果既助力文物預防性保護與永久存檔，也通過VR/AR等技術讓文物“活”起來，賦能公共文化服務。她與團隊正致力于建立標本信息數字化管理系統，對珍貴考古影像進行修復、儲存與標準化管理。

來自田野一線的考古所內蒙古第二工作隊技師于忠昌從實踐角度分享了對于“數智化”的理解。他認為，理想的數字化記錄是傳統手繪、日記與現代三維建模、微距攝影等的有機結合，能精準留存遺跡遺物的細微痕跡與空間關系。他建議，除了配備實用設備，還應加強對技師的系統性數字化技能培訓，讓科技裝備在田野真正發揮實效。

重視人才隊伍建設與社會服務功能

人才是事業發展的基石。《規劃》首次將“考古技師”納入人才分類培養體系，并設立明確的晉級標準，這讓于忠昌深受鼓舞。他表示，清晰的職業通道、專業的技能培訓與組織的關懷尊重，極大提升了技師的職業認同感與價值感。近年來，考古所連續舉辦技師培訓班，有效提升了隊伍的專業素養。考古事業的“工匠精神”，體現為既要傳承老一輩刮面辨土、精準記錄的硬功夫，也要積極擁抱數字化等新技術，實現“手鏟”與“科技裝備”的完美結合。

《規劃》擬建立的“青年優秀成果年度發布”制度，也讓王迪、徐紫瑾等青年學者充滿期待。在徐紫瑾看來，青年學者是連接學術傳承與未來創新的橋梁，她期待建立常態化的跨學科合作機制，設立青年創新基金，搭建國際交流平臺，助力培養更多復合型人才。

面對“學養深厚的理論大師相對匱乏”的挑戰，劉瑞提出三點想法。一是加強高校考古專業理論思維的全鏈條培養；二是通過有組織科研推動工作重心向“發掘與闡釋并重”轉變，加強理論成果發表平臺建設；三是依托開放合作，匯聚全國理論人才，深化國際交流。正在埃及開展工作的賈笑冰也期待依托海外考古研究中心，深化與國外頂尖機構的合作，吸引國際學者共同開展研究，在交流互鑒中提升理論水平。

在社會服務方面，《規劃》貫穿了“以人民為中心，為人民做學問”的理念。郭物說，考古工作的初心就是服務人民，讓公眾從遺產中獲得啟迪。這就要求考古人不僅要做好發掘保護，更要做好精深研究和轉化傳播，用深入淺出、生動鮮活的方式講好文物背后的中國故事。呂鵬正是這一理念的踐行者，他積極參與央視《考古公開課》等節目錄制，出版科普讀物，舉辦講座，致力于將專業的考古知識轉化為公眾喜聞樂見的文化滋養。

中國考古博物館總—分館體系的建設，為考古成果惠及全民提供了高端平臺。作為殼丘頭遺址群考古工作的主持者，周振宇建議總—分館之間加強業務聯動，依托分館舉辦“兩岸文博講壇”等活動，增進兩岸文化交流；利用臨時展廳策劃主題展覽，讓大眾共享考古成果；還可以策劃南島語族等專題展赴太平洋島國、東南亞巡回展出，以考古文化紐帶增進國際友好情誼。

《規劃》的出臺，標志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事業站在了高質量發展的新起點上。考古所的受訪學者一致表示，將立足本職，在理論創新、田野實踐、科技應用、文明互鑒等各個領域深耕不輟，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動人類文明進步貢獻考古智慧與力量。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班曉悅 段丹潔 張蘋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劉娟

新媒體編輯：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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