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建：形勢緊迫

　　本文為西京研究院發表的第846篇文章，趙建院長的第7821篇原創文章。日前發表的文章《趙建：我們又處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時代的錯誤不能再犯（下）》（1.6萬字）因被舉報遭刪除。

　　上半年5.3%的GDP增長率，讓中美最慘烈的關稅戰有驚無險。“沒有勝利可言，挺住意味著一切”。拆一下5.3背后的動力支撐，關稅戰沖擊低于預期，出口繼續支撐著經濟的半壁江山；逆周期政策非常給力，“兩重兩新”力挽狂瀾；各種國債、地方債前置發行，大項目能上盡上，上半年完成了全年的六成任務，共同堆出了這樣的5.3%。但是，社會的微觀體感似乎并沒有這么好。

　　同樣是領先于全球平均表現的5.3%，為什么感受跟以前不一樣，出現了顯著的宏微觀背離？實際上今天的經濟形勢比我們想象的還要嚴峻、緊迫，迫切需要逆周期政策集中發力。這種緊迫性體現在：

　　第一，宏微觀背離的背后是名義和實際變量的背離，名義變量收縮嚴重正在加重經濟的運行壓力。實際GDP上半年雖然增長5.3%，但是名義增速卻只有4.3%，上半年中國GDP平減指數同比下降1%，降幅比2024年全年擴大0.2個百分點。截至今年二季度，中國GDP平減指數已連續9個季度為負，且二季度GDP平減指數較一季度進一步走低，反映出經濟面臨巨大的通縮壓力。在經濟下行期，企業和家庭的體感，主要由名義變量決定，實物的產量造的再多，用名義貨幣計算的利潤為負數，企業也很難經營下去。家庭的財富和收入也是由名義貨幣價值來計量。

　　GDP平減指數已經九個季度為負數，意味著物價走低已經兩年多了。有人會問，物價走低不好嗎？物價走低人們的實際購買力不就變高了嗎？按照經院經濟學家的理論，物價走低，供需會自動調整，供給會減少、需求會增加，從而很容易達到新的就業均衡。1929年美國大蕭條狠狠的打臉了這些新古典經院經濟學家。凱恩斯提出的解釋是勞動力市場存在工資剛性，不會像商品市場那樣自動調整，因為工資按照合同定價，調整往往滯后。“工資剛性”理論還不足以解釋通縮對經濟負面影響的嚴重性，凱恩斯思想的繼承者明斯基提出了“債務剛性”理論，這位后凱恩斯主義者認為由于債務和融資的存在，經濟內生就是不穩定的。當物價普遍走低而發生通縮的時候，實際債務負擔會加倍增加，導致社會上出現大面積的破產、裁員，從而讓物價走低無法及時對供需再平衡，加重了需求不足和供給過剩。

　　第二，結構分化比較嚴重，重尾風險發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微觀體感取決于處于哪個行業、哪個領域，哪個年齡段。從物價走低的沖擊結構來看，對上游企業的影響弱于下游，對國有企業的影響弱于民企，對大型企業的影響弱于小企業，對體制內的影響弱于體制外的。物價走低，對領取固定養老金的退休人員要好于剛畢業的年輕人，對債務負擔較高的中產階層的沖擊最大，沒有債務負擔的低收入階層相對較輕，但也會產生較為不利的影響。物價走低、信用風險上升的環境里，信貸條件往往會趨嚴，整個資金鏈會變得非常緊張，越來越多的企業和個人在緊繃的資金鏈條上走鋼絲，稍有不慎就會落入破產的深淵。普通勞動力的就業，特別是年輕人的就業現在壓力很大，積聚了大量的失業年輕人和靈活就業人員，社會不穩定性增加，發生重尾風險的概率不斷提高。

　　按照系統論，當一個系統從鼎盛走向塌縮的時候，原來的“紡錐型”結構會向“啞鈴型”結構分形，大量的中間個體會下沉到底部，而頂部攫取的資源反而大幅增加。換一個說法就是結構極化。對于一個社會系統來說，在經濟下行期，首先減少和壓縮的是中產階層和中小民營企業。因為經濟上行期最大的獲益者之一就是中產階層，特別是加杠桿創造資產負債表的中產階層。經濟下行期會通過摧毀杠桿而導致資產負債表衰退，從而讓中產群體和中小企業大幅減少。隨著房地產、教培、數字平臺等中產階層獲益的行業因為周期和政策原因進入收縮期，白領中產群體也都降級，特別是負債過高的群體，會加倍的承受社會轉型的陣痛。

　　相對于紡錐形結構，啞鈴型結構的社會更加不穩定，國家和社會治理的成本偏高，導致國家治理結構極化的概率也較高。

　　第三，同樣的5.3%GDP增長率，今天的分配結構卻不同于往昔，政策放得水流向很不均勻。主要的區別在于財政乘數和貨幣乘數，社會要素的動員能力出現了很大的不同。今天的5.3%，很多是靠上游、靠生產端堆積起來的，所形成的貨幣沒有通過中小企業等“毛細血管”廣泛的流轉到社會大眾手里，主要集中在大國企、政府、銀行和極個別群體手中。過去普惠式增長的時候，靠的是就業密集度、乘數比較高、對普通人比較友好的行業。比如房地產，就像一個大動脈連著無數個毛細血管，同樣的5.3%GDP增長率，會惠及50多個行業，不僅是設計、金融、開發等高端服務業，還拉動家電、家裝、汽車、家居等制造業，特別是惠及綠化、物業、搬運、保潔等對低收入比較友好的行業。雖然很多時候人們詬病“房地產綁架了經濟”，事實上所有國家的房地產都是國民經濟支柱產業，還有什么比老百姓有一個安全舒適的居住環境更重要的呢。

　　當然，一個經濟體不能長期依靠房地產這樣折舊期限極長的行業，畢竟房子這樣的不動產投資很容易飽和。看一個經濟體是不是變成熟了，要看長期發展的動力能否從房地產切換到消費以及消費拉動的有效投資。依靠房地產拉動經濟的好處是，能夠同時帶動供給側和需求側，能創造巨大的投資和消費需求；壞處是因為與信用、財政、金融等緊密相連，很容易造成經濟的巨大波動。大部分發達經濟體的發展經驗告訴我們，當告別房地產高歌猛進的時代后，必須大幅擴大消費，以彌補房地產退潮后的需求缺口，但一般來說這個切換過程充滿挫折和陣痛，甚至是發生危機，比如日本和美國。中國經濟當前正處于這樣的階段，形勢的緊迫性需要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第四，要認識到上半年的5.3%，是因為很多政策是透支的，中美關稅戰的風險也是遞延的。如果政策開始退坡和中美關稅戰休戰期到期，那么下半年的穩增長壓力會極其巨大。如果房地產市場再穩不住，下半年的經濟在總量上很難會有明顯的起色。因此下半年需要在房地產和消費層面推出更加給力的政策，真正的重視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的“促進物價溫和回升”，在需求側做出明顯的效果，才能順利完成今年的任務——不僅僅是GDP增長率維系在5%，還要保證CPI要接近2%，這也是年初定下的目標，至少不能低太多。因此形勢其實非常緊迫，不要被上半年5.3%的成績沖昏了頭腦，要看到總量數據背后的結構性矛盾和風險，實事求是、未雨綢繆、科學決策、統籌安排、飽和發力，才能保證完成今年的社會經濟發展目標，并為長期的高質量發展打好基礎。

　　1、懦夫博弈下，中美兩輛大車果然選擇了剎車，但是并非避讓，戰局才剛開始。

　　2、為什么戰局才剛開始，因為高達50%，30%的關稅寫入聯合聲明，說明真正落地，考驗企業和中美經濟的時候才剛剛開始。

　　3、50%的關稅對中美企業來說都算是極限成本，肯定會造成巨大的影響，不同行業影響不同。更關鍵的是預期和信心，這樣的外部環境，對出口和出海企業影響甚大。面對同樣的戰局，又到了中國財政政策VS美國貨幣政策的時刻。

　　4，中國大幅擴大了赤字，但是央行的資產負債表還沒有明顯的擴表，這是否會影響從通縮型去杠桿到通脹型去杠桿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