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三個物理天才就讀同一所大學，引發了一段傳奇和“蠢事”

來源 | 返樸

撰文| 邸利會

20

世紀

20

年代的蘇聯，三位年輕人

朗道、伽莫夫與伊萬年科

在大學里相識相知，

以他們的才華與叛逆，在量子革命的浪潮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他們自稱

三個火槍手

，從學習

相對論、

量子力學到發表開創性論文，從

創辦

諷刺刊物《物理蠢事》到走向世界舞臺，他們的故事不僅是科學史上的傳奇，更是一段關于青春、友誼與理想的動人篇章。

天才似乎總是擁有靈敏的嗅覺，這讓他們自發地尋找彼此，最終聚在一起，激發出耀眼的光芒，照亮人類文明的夜空。作為這句話的一個生動佐證，我們的故事也要從三個人的奇妙相遇開始。

1924年，年僅16歲的朗道告別家鄉，轉入了千里之外的列寧格勒大學。他之前讀的巴庫“大學”是在革命時期倉促設立，多少有點名不符實，而這座位于首都的大學，由彼得大帝于200年前創立，學術傳統深厚，或許才可以稱之為真正的大學。[1]在這里，年輕的朗道如魚得水，他不僅獲得了學問的滋養，還交到了一幫志同道合的朋友，早年的羞澀與孤單也隨之漸漸褪去。

長朗道四歲的伽莫夫，是兩年前轉學過來的。他在家鄉的敖德薩（Odessa）大學讀了一年后，據說是父親變賣掉家里大部分祖傳銀器才資助他去了首都繼續求學。伊萬年科的求學經歷，也符合革命時期一波三折的特點，他在家鄉波爾塔瓦（Poltava）中學畢業后，先是在當地的師范學院就讀，之后考入哈爾科夫大學，于一年前同樣轉入了列寧格勒大學。

喬尼、迪姆和道（Jonny Dymus Dau），相互熟絡后的三人平時都用這樣的外號稱呼彼此。伽莫夫總是像一個馬戲團的小丑，穿著他標志性的格子長筒襪；瘦削而高挑的朗道，卷曲的黑發偏向一側，活像一把倒立的掃帚；而身材略矮的伊萬年科，則如同是塊法國奶油面包。他們的這個小團體，也有一個集體的稱號，叫做“三個火槍手”。[2]

1929年在列寧格勒物理技術研究所，弗倫克爾（Ya. I. Frenkel）主持的研討會留存下來三人同框的時刻，左二為朗道（L. D. Landau）, 右四為伽莫夫（G. A. Gamow）, 右二為伊萬年科（D. D. Ivanenko）。 | 圖源：https://kapitza.ras.ru/museum/landau/biography.htm

在這三個“核心成員”外，還圍繞著幾位“衛星”成員，包括了兩位可愛的女生，一位叫做伊拉（Irina Sokolskaya），擅長畫諷刺漫畫；另一位是熱尼亞（Yevgenia Kanegiesser）[3]，喜歡寫詼諧詩。在1927年的春天，另一位成員，布朗斯坦（Matvei Bronstein）也加入了進來。博學而文雅的他佩戴著的眼鏡常常滑落至鼻尖，給人學究的印象，連他加入之前就擁有的外號——“修道院長”似乎也與這個團體的風格極其不符，但事實表明，完全不是這樣。通過布朗斯坦，這個物理的小圈子也和另一幫天文學的學生圈子，如安巴爾祖米揚等建立了松散的聯系。彼時，天文學也像物理學一樣，經歷著一場革命，因此這種聯絡倒也不奇怪。[4]

他們的聚點選在了伯格曼圖書館，是一位已故的名叫伯格曼的教授捐贈的大量藏書發展而來，占據了幾個房間，教授和研究生都可以使用。“詩人”熱尼亞曾用她詼諧而略帶夸張的詩描繪了他們某次聚會的場景——

“伯格曼學社多么愜意！

在這歡快的學術陵園，

二十五載間，理論家們相聚。

這里因科學才華聞名，

學林砥柱們，一起叩本問源，

風流倜儻布爾西安教授[5]，

洋裝楚楚卻慵懶癱坐。

恰考試臨近，

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德羅維奇·福克[6]，

捻著精致的胡須，

馬不停歇擬制考題。

伊萬年科昏昏欲睡，

吮著棒棒糖在爵士中搖擺。

伽莫夫翻閱書頁嘴卻不停，

將所有的巧克力統統吃沒。

聰慧的朗道，隨旋律哼唱，

隨時隨地準備與人爭辯，

此刻，

他正對著一把空椅討論個不停。”

這張照片攝于一家餐廳的包間里，喬治·伽莫夫扮演“客人”，熱尼亞扮演“女主人”，朗道扮演“雇來的樂師”。| 圖源：My World Line G. Gamow, Viking Press, 1970

從芭蕾到詩歌，從摩托車到音樂，從弗洛伊德到兩性關系，在這里，他們的熱烈討論并不局限在學術。朗道盡管年紀最小，但好像并不妨礙他參與對兩性關系的透徹探討。

“像許多年輕而有才華的學生和初出茅廬的科學家那樣，他們喜歡自稱‘順手搞搞科學’，仿佛自己什么都‘隨便一看就懂’，科學于他們而言就像是場游戲。一句妙語、一場惡作劇、一場智力或體育競賽的勝利，這些和科研上的成功一樣令人重視。在學生時代，盡管還稱不上‘轟動一時’，他們四人也都已頗有成績。”歷史學者弗倫克爾（Victor Ya. Frenkel），在其《喬治·伽莫夫：生平紀事》一文中寫道。

顯然，表面的輕松難掩刻苦與勤奮。

據朗道的學生和親密合作者栗弗席茲（E. M. Lifshitz）后來回憶，大學時期的朗道非常用功——

“在列寧格勒——當時蘇聯物理學的主要中心——他首次接觸到了真正的理論物理學，那時這一領域正經歷著動蕩的時期。他以年輕人的熱情全身心投入學習，工作如此刻苦，以至于常常精疲力竭，夜晚無法入睡，腦海中仍在翻涌著公式。后來他常描述自己當時如何為廣義相對論的驚人美感所震撼（有時他甚至宣稱，初次接觸這一理論時的狂喜是任何天生的理論物理學家的特征）。他還描述了閱讀海森堡和薛定諤標志著新量子力學誕生的文章時，自己如何陷入狂喜。他說，他從這些文章中不僅感受到了科學的真正魅力，還深刻體會到人類天才的力量，其最大的勝利在于人能夠理解超出想象的事物。”[7]

革命時期對于天才們的另外一重好處是，大學時期的氣氛相當“自由”，聽課也并非強制，如此學生就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課程并為之投入，而那些不感興趣的課“混過去”就好。作為非典型好學生的伽莫夫，自然“翹課”是免不了的，老教授赫沃爾松（Orest Danilovich Khvolson）的課，他竟然一節都沒聽過，令人感動的是，這位教授后來竟然還推薦他出國。最吸引伽莫夫的課程是廣義相對論。1924這一年，他注冊了數學系弗里德曼教授的《相對論的數學基礎》[8]。

那時，弗里德曼剛在德國《物理學報》（Zeitschrift für Physik）上發表論文，闡述了動態宇宙的思想，開啟了宇宙學的新紀元。本來，伽莫夫想著讓弗里德曼指導其做相對論宇宙學研究，但不幸的是，弗里德曼在一次乘坐氣象氣球的飛行實驗中感染嚴重風寒，引發肺炎離世。他的畢業論文導師隨之更換為克魯特科夫（Yuri Krutkov）[9]，是奧地利物理學家埃倫費斯特（Paul Ehrenfest）的學生。但他對新的課題——雷利擺的絕熱不變量，完全不感興趣，犯了嚴重的拖延癥。

這里順便多說幾句埃倫費斯特。他可說是俄羅斯物理學獨一無二的“貴人”，說他是這些年輕人的師祖也不為過。他本是統計物理大神路德維希·玻爾茲曼（Ludwig Boltzmann）的衣缽傳人。在1907年－1912年間，他和妻子定居圣彼得堡，辦了一個理論物理研習班，講授量子理論和相對論等前沿進展，造就了俄羅斯本土第一批理論物理學家，如弗倫克爾（Y. I. Frenkel）[10]、弗雷德里克斯（V. K. Frederiks）[11]、弗里德曼等。如果俄羅斯有類似的“科學友誼獎”，埃倫費斯特將會是第一個拿獎的，也許玻爾、狄拉克也要排在后面。

埃倫費斯特雖然五年之后繼任物理學耆宿洛倫茲去了荷蘭，但依然關心俄羅斯科學的發展。他也很可能在1924年就和這些俄羅斯理論物理的新生代見過面，那一年第四屆全蘇物理學家大會召開，同學們被抽調去做會務。伊萬年科回憶，在那次會上聆聽的現代物理學的報告中，他尤其對埃倫費斯特的演講印象深刻。[12]

物理革命

當過了一百年后，今天的人們毫無疑問會看到，在20世紀初的頭30年，物理學經歷了科學史家托馬斯·庫恩在其代表作《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提出的“范式轉移”：相對論和量子力學雙峰并峙將人類對自然的理解推進到了全新的境界。但對于身處其中的研究者，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充滿著革命的熱情，很多人其實是相當的保守，并不急于擁抱甚至是反對新的概念。普朗克曾經感慨地說過，“一個新的科學真理并不會透過說服對手，使他們看見光明而勝利，而是因為反對者最終逝去，而新的一代成長起來，對此已經習以為常。”“三個火槍手”便是這樣的新一代，他們對于新的理論和進展，比老一代更為敏感，也更為熱情。

他們研讀新理論的濃厚氛圍，從熱尼亞的另一首詩作可窺見一斑：

“你們皆是綠廟圣殿的騎士，

引領眾生穿越德布羅意之波浪

弗雷德里克斯伯爵與喬治·伽莫夫，

質疑以太之存在已經無藥可救，

還有喧嚷如兄弟的

朗道與伊萬年科，

克魯特科夫——理論物理研究室的冷漠之主，

以及讓電子起舞旋轉的

倫琴研究所的統帥弗倫克爾，

閃耀的福克、布爾西安、芬克爾斯坦，

與求學少年們的微末群像，

你們追隨愛因斯坦揚帆起航，

他教導你們要蔑視陳規舊章。

盡管海森堡的理論未竟全功，

玻恩苦心摘取的桂冠也稍顯黯淡，

但泡利不相容原理、玻色統計法，

早已征服你們的心靈、智慧與判斷。

自然仍披著神秘面紗，

光的奧秘你們尚未洞穿，

原子核的法則仍隱匿未現，

而你們正奮力攻克這難關。

當我們在《物理期刊》研讀你們精妙的論文，

所有困惑卻愈發朦朧難辨，

唯一的慰藉是想著：博特

定會給你們這群家伙一頓好打。”[13]

“應該說，那時在物理領域，喬、迪姆和道已經把其他人遠遠甩在了后面。他們向我們解釋量子力學中所有新奇驚人的進展。”多年之后，熱尼亞回憶道。

從這首詩作看，作為后輩的他們已經不懼怕資深的教授和“權威”，他們眼中的偶像是愛因斯坦，教導他們“要蔑視陳規舊章”。這里有一個具體的例子。1927年，伊萬年科與朗道聯名發表短文，就埃倫費斯特在量子理論中密度詮釋的錯誤，提出批評。埃倫費斯特最終承認了錯誤，但他隨后給熟人布爾西安教授寫了封措辭嚴厲的信，建議“管束”這兩位年輕作者。

這首詩作也反映出學員們對新物理學的進展如數家珍。當然，他們不是只知道羅列些名詞術語，而是做過深入的學習和研究，他們對新觀點的反應不僅很快，而且已經嘗試提出自己的學術觀點。

1924年，法國物理學家德布羅意提出任何物質同時具備波動和粒子的性質，也就是物質也有波粒二象性。對于這個創建，愛因斯坦極為欣賞，稱其“掀開了巨大帷幕的一角”。也是在這一年，印度物理學家玻色向愛因斯坦寄送了一篇有關光量子統計的論文，在沒有援引任何經典物理學理論的情況下，推導出了普朗克量子輻射定律。愛因斯坦看后親自將這篇論文從英文翻譯成德文，提交給了《物理學雜志》，以玻色的名字發表。此后，愛因斯坦在另外兩篇論文中將玻色的思想推廣到了物質領域，提出了玻色氣體、玻色-愛因斯坦統計。

對于這些進展，伊萬年科記述道——

“我們年輕人對此極感興趣，開始自行推導某些結論。我產生了將玻色光子統計應用于質量粒子的想法，但找不到支持者——老教授們自己都搞不明白。我曾向理論物理教研室主任克魯特科夫解釋，可他本質上是力學家而非理論物理學家。在學術小組匯報時，所有人都持懷疑態度。幾個月后假期結束，伽莫夫突然沖進來大喊：‘你的論文被搶發了！’（編者：這里指的是愛因斯坦的想法，伊萬年科也想到了。）我問：‘誰發表的？’‘愛因斯坦！’‘什么內容？’‘統計力學研究。’這正是玻色-愛因斯坦統計公式。”[14]

也是在這個時候，伊萬年科和他的朋友們了解到，玻爾的“舊”原子理論已然行將就木，急需新的理論取而代之。他們也都渴望自己能參與建立這個理論。不想1925年秋天，海森堡的矩陣量子力學即問世；緊接著第二年，薛定諤也發表了波動力學方程。

伊萬年科回憶道，起初他們并沒注意海森堡的論文，直到玻爾提起，才立即組織專題研討會。他們還請數學家講解其中的數學工具——矩陣理論和矩陣運算。隨著次年薛定諤波動力學方程發表，伊萬年科不無感慨地說道：“我們深感遺憾——新理論大廈已然建成，留給我們的只剩些殘羹冷炙。”

量子力學新理論的到來刺激了學術界的空前繁榮，伽莫夫回憶起當時的情形時說：

“原子與分子結構理論的這一突破性進展催生了數百篇論文，在列寧格勒大學的理論研究小組中，我們所有時間都用于追蹤新發表的研究，并試圖理解它們。我們三人（朗道、迪姆和我）都嘗試用新量子理論改進統計物理學，但未能取得進展。”

1926年，伽莫夫和伊萬年科在德國《物理學報》發表了一篇論文，可能屬于他們笑稱的“殘羹冷炙”之一。他們企圖將薛定諤波函數解釋為閔可夫斯基相對論四維時空外的第五維。伽莫夫寫道，“后來我得知，西歐其他物理學家也做過類似嘗試，盡管這一想法極具吸引力，卻未取得實質性成果。”

雖然第一篇論文是和伽莫夫合寫，但伊萬年科認為，他和朗道的關系其實更為親密。他回憶道——

“我和朗道形影不離，每天見面，暑期也保持通信。在合作最密集的時期（1927至1928年初），我每天去道（朗道昵稱）的住處（他在親戚家有單獨房間），甚至患流感時也隔著門討論，而他總用親切的臟話回應。”

1926年，兩人在德國期刊發表首篇合作論文（采用常規方法推導克萊因-戈登方程【Klein-Gordon equation】），這也標志著18歲的朗道正式登上了學術舞臺。之后，朗道更是喜歡用科學家發表首篇論文的時間來衡量他們的“學術年齡”，如此這樣算起來，朗道反而還要大別人幾歲，無形中給人以資深和權威的印象。

與伊萬年科感嘆“殘羹冷炙”一樣，朗道之后也常半開玩笑地抱怨自己“生不逢時”：量子力學創立時他還太年輕，等他能做研究時，“重要的工作都已被完成，漂亮的姑娘也都嫁了人”。[14]

他們的初出茅廬之作，盡管在今天看來，確實無法與海森堡、薛定諤、狄拉克、泡利相提并論，但也絕非沒有價值。只能說，他們最初的“野心”是比較大的。

伊萬年科后來回憶：“那時候在涅瓦河堤上散步，我心里想的是，我是世界上最好的理論物理學家。我就是這樣堅信的。”迄今為止，科學史家還在強調三個人合著的那篇不可忽視的“大文章”——《宇宙常數與極限過程》。在這篇文章中，他們用普朗克常數h，真空中的光速c，萬有引力常數G及其組合構建出物理理論的“層級體系”，在這個層級中，玻爾的原子模型作為老量子論被譏諷為“粗淺”。

了解了年輕人的這種“野心”，也許就可以體察他們內心隱藏的不可避免的失落。也許從那個時候起，朗道就開始對物理學家進行某種排名了。

哲學的煩擾

在相對論和量子理論誕生的年代，即便是在物理學家的圈層，極端的反對派也并不稀奇。在德國，捍衛經典物理學的聲浪加上對猶太人的系統性歧視，迫使愛因斯坦最終出走。

而在蘇聯，這場物理學革命與西方物理學革命的一個關鍵區別在于：“蘇聯研究者必須將科學概念調整為與國家官方意識形態——即辯證唯物主義——相一致的馬克思主義觀點。”歷史學家約瑟夫森（Paul R. Josephson）在其所著《革命俄國的物理學與政治》一書中總結道。

意識形態的侵擾覆蓋是全方位的，從資深的專業研究者到青年學生，從實驗室到課堂。

1926年，第五屆全蘇物理學家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在國立光學研究所兼職的伊萬年科用積蓄參會，作了與朗道共同準備的報告，在其中特別批判了“反相對論者”A.K.季米里亞澤夫（Arkady Klimentievich Timiryazev）。

季米里亞澤夫是莫斯科國立大學的物理學教授，以恪守經典物理學，反對愛因斯坦和相對論聞名。他朋友很少，任何與之意見不同的人都會遭其攻擊，他把大學的物理系變成了武裝的思想陣地，強迫老師和研究生都加入其陣營。他對資深的院士以及未來的院士，如朗道，一概痛罵；但他會翻檢斯大林從1906年起的著作，以證明這位偉大領袖也對現代物理有理論見解。[15]

這個小團體的“桀驁不馴”也反映在他們編輯的一本名為《物理蠢事》（Physikalische Dummheiten）的刊物上。該刊以時而友善調侃、時而尖銳諷刺的筆調，縱論老一輩以及物理學界發生的各樣事件，借此磨煉幽默感。

《物理蠢事》這個刊名是誰取的，已經很難考證，或許是大家的集體智慧，不過“蠢事”一詞某種程度上確實代表了他們對某些事物的看法，比如，反對用辯證唯物主義指導科學。伽莫夫在其自傳中回憶了大學時是如何學習這門課的。

1925年春，伽莫夫以全優成績通過列寧格勒大學所有考試。全優生經教授推薦可成為“候補博士”，但因提前一年畢業，光學研究所所長羅日杰斯特文斯基（Dmitry Rozhdestvensky）教授[16]建議他暫緩申請，以免競爭失利，并安排他在國立光學研究所（GOI）工作。

在這一年里，雖然伽莫夫不用上課或者考試，卻遇到了一個麻煩——教育人民委員會剛頒布法令，要求所有專業增設兩門必修課：《世界革命運動史》和《辯證唯物主義》。他不得不學習這兩門新課并通過考試。這兩門課的考官也不是大學教授，而是莫斯科共產主義學院的特派員。

第一門的考試，伽莫夫感覺較為簡單，蒙混過關；而《辯證唯物主義》的考試很是棘手，中間還發生了一段小插曲。伽莫夫回憶道——

“其中一題問：‘人與動物有何區別？’想起早年我受到的宗教教育，我差點回答‘人有靈魂而動物沒有’，這肯定會導致不及格。所幸及時改口：‘沒有區別。’‘錯！’考官厲聲道，‘根據教材，人類會使用工具，動物不會。’‘抱歉，’我反駁道，‘據我所知，猴子會向樹下敵人投擲椰子，若沒記錯，大猩猩還會用粗木棍自衛。’這番說辭是否科學，就留給動物學教授評判了。考后我急于知曉結果——若失敗將延遲一年才能獲得研究生資格。于是托一位熟識的有馬克思主義傾向的同學去打探。考官撓頭回憶：‘伽莫夫？就是那個談棍棒猩猩的學生？不算聰明，但勉強通過。’我就這樣驚險過關。”

幾十年過后，伽莫夫依然耿耿于懷——

“萬物皆須符合辯證唯物主義，任何偏離都被視為異端而遭嚴懲。對我而言，辯證唯物主義唯有一大‘優點’：它衍生出一個絕妙的雙關語（calembour）——不同于大多數文字游戲，這個俄語雙關幾乎能完美翻譯成其他語言。在俄國，最骯臟的罵人方式是以對方母親為問候對象，俗稱‘罵娘’（matershehina）。而諷刺的是：蘇維埃政府總用辯證唯物主義（dialectical materialism）論戰，民眾卻慣用‘罵娘’（maternal dialect）泄憤。”[17]

尾 聲

這些年輕人努力追蹤國外的文獻并試圖有所創建，已經很不錯，但他們知道，這還是不夠的。像那個年代所有自恃有才華的年輕人一樣，如果不去科學的中心——那些歐洲的物理學重鎮，如德國的哥廷根、丹麥的哥本哈根去浸染檢驗，不去與那些偉大理論的創建者見面切磋，又怎知是真正的高手呢？

幸運的是，當伽莫夫的研究陷入瓶頸之時，前面提到的老教授O.D.赫沃爾松建議他，可以去國外訪學數月，并樂于推薦大學派遣。1928年夏，他得以前往歐洲訪學。[18]第二年，朗道也獲得了出國的機會。而伊萬年科雖然一樣渴望，但遺憾始終未能跨出邊境線。[19]

在相對寬松和開放的20年代，這幫“桀驁不馴 ”的年輕人，他們的生活尚屬平靜無憂，展現在眼前的是充滿希望的現在和令人向往的將來。但不想進入30年代后，一切都變了。[20]

注釋及參考文獻

［1］朗道上學期間，蘇聯教育正經歷激進的重組和教學實驗，想法是希望讓工人和農民的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為了促進他們達到較高的教育水平，新的教育系統放寬了很多傳統上的限制，比如廢除了文憑和學術頭銜。所以，一個人可以無需高中畢業就可以進入大學，無需正式的大學文憑就可以開始研究生項目，無需博士學位就可以被聘為教授。朗道除了他的自身天賦外（他13歲即掌握了微積分），無疑也受益于這種看似混亂但實則“寬松”的狀況。1920年，當中學學校課程被革命的混亂打斷時，12歲的朗道在家學習了一年。據栗弗席茲的說法，13歲的朗道中學畢業之后，父母覺得他年紀太小，不適合上大學，于是在巴庫經濟技術學校讀了一年。第二年，他進入巴庫大學，同時在物理數學系和化學系學習。但這所新大學本身是革命中倉促成立，有點名不符實，不算真正意義上的大學。兩年后轉入的列寧格勒大學有著深厚的學術傳統。參考：Kojevnikov, Alexei B. Stalin's Great Science: The Times and Adventures of Soviet Physicists. Imperial College Press, 2004.

［2］參見伽莫夫自傳中對兩人的描述。My World Line G. Gamow, Viking Press, 1970. 此外，關于伽莫夫轉學列寧格勒大學之前的經歷，可參考Френкель В.Я. Георгий Гамов: линия жизни 1904–1933 (К 9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Г.А. Гамова) , Успехи физических наук. 1994. Т. 164, № 8. Август. 弗倫克爾 V.Ya.，喬治·伽莫夫：生平紀事，1904–1933（紀念伽莫夫 G.A. 誕辰90周年），物理科學進展，1994年8月，第 164 卷, 第 8 期。現簡述如下：除望遠鏡和顯微鏡外，伽莫夫未提及其他激發科學興趣的外因。但敖德薩“馬捷西斯”出版社（以刊印自然科學著作聞名）的影響不容忽視。他回憶自己曾如饑似渴地閱讀該社出版的相對論科普書，肯定也讀過洛倫茲《物理學教程》的俄譯本……1921年中學畢業時（其父任教的學校），伽莫夫進入當時的新俄羅斯大學（后改稱敖德薩大學）數理系。雖然當地有曼德爾施塔姆、帕帕萊克西等杰出物理學家，但他們都在工學院任教。大學物理系由分子物理學家卡斯特林教授主持，其堅持“沒有實驗演示就不開課”的原則（曾宣稱“不愿用粉筆空談”），導致物理課程長期停擺。伽莫夫與數學家卡甘（主持“馬捷西斯”自然科學部）和沙圖諾夫斯基關系良好，并在兩人指導下自學并研究了某些問題。伽莫夫曾調侃沙圖諾夫斯基被學生指出心算錯誤時的妙答：“數學家不該像銀行職員那樣糾結計算！”

［3］熱尼亞在1931年與魯道夫·佩爾斯（Rudolf Ernst Peierls，1907-1995）結婚。佩爾斯是出生于德國的猶太裔物理學家，后加入英國籍。他曾是英國核計劃中的重要人物。他們離開俄國后先居德國，希特勒掌權后又移居英國。熱尼亞精通俄語、德語、英語詩歌。1956年，伽莫夫來歐洲休假，曾寫信給她，信中充滿溫情與友誼，并附上憑記憶抄錄的她最為精彩的一些詩作。熱尼亞還有一位妹妹是生物學家尼娜。

［4］布朗斯坦（Matvei Petrovich Bronstein，1906—1938）是蘇聯理論物理學家、量子引力研究先驅，其學術成果涉及天體物理學、半導體、量子電動力學和宇宙學領域，并著有多種兒童科普讀物。其傳記以及物理成就的解讀，見G. E. Gorelik, V. Y. Frenkel, Matvei Petrovich Bronstein and Soviet Theoretical Physics in the Thirties, Birkhauser Verlag, 1994. 維克多·阿馬扎斯波維奇·安巴爾祖米揚（Viktor Aamazaspovich Ambartsumian，1908年9月18日—1996年8月12日）是蘇聯和亞美尼亞的天體物理學家及科學管理者。他是20世紀最杰出的天文學家之一，被廣泛認為是蘇聯理論天體物理學的奠基人。

［5］維克托·羅伯特羅維奇·布爾西安（Viktor Robertovich Bursian, 1886-1945）于1886年12月25日（舊歷）出生于圣彼得堡。他1904年以金質獎章畢業于預科學校，隨后在圣彼得堡大學學習，并于1906年應F. 帕邢（Louis Carl Heinrich Friedrich Paschen，1865年1月22日—1947年2月25日）的邀請，赴德國蒂賓根大學深造。1910年，V. R. 布爾西安開始執教，1918年成為大學和理工學院講師。1918年，V. R. 布爾西安成為由A. F. 約費院士創立的物理技術研究所的首任科學秘書，隨后被任命為該研究所理論部的首任主任。他主持的量子力學研討班匯聚了蘇聯量子力學史上的主要人物——福克、弗雷德里克斯、弗倫克爾等。蘇聯量子力學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新量子力學基礎》（Osnovaniia novoi kvantovoi mekhaniki，1927年）就是以研討班上的論文為基礎寫就。1932年，他成為列寧格勒國立大學理論物理系的教授兼系主任；1933年擔任物理學院院長；1934年出任列寧格勒大學物理科學研究所所長。1936年，V. R. 布爾西安在大清洗中被捕并在獄中去世（后獲完全平反）。參考：é. V. Bursian, A. I.

Usp. Fiz. Nauk 155, 317-321, June 1988.

［6］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德羅維奇·福克（Vladimir Aleksandrovich Fock，1898年12月22日—1974年12月27日），著名蘇聯物理學家，在量子力學和量子電動力學領域做出了奠基性工作。他1922年畢業于彼得格勒大學，也曾在約費研究所、國立光學研究所（1928–1941年）、蘇聯科學院物理研究所（1934–1941年、1944–1953年）以及物理問題研究所（1954–1964年）教授理論物理學課程。

［7］E. M. Lifshitz (1969), Lev Davidovich Landau (1908-68), Biographical Memoirs of Fellows of the Royal Society. 15:140-158.

［8］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弗里德曼（1888年6月16日—1925年9月16日）是蘇聯著名數學家、氣象學家、宇宙學家。他在1922年發現了廣義相對論引力場方程的一個重要的解，即弗里德曼-勒梅特-羅伯遜-沃爾克度規。弗里德曼從數學角度發現，愛因斯坦在證明宇宙靜態穩定時犯了個代數錯誤——除以了可能為零的表達式。1924年他在發表的論文中闡述了膨脹宇宙的思想，即曲率分別為正、負、零時的三種情況，稱為弗里德曼宇宙模型，其中宇宙膨脹于1929年被美國天文學家埃德溫·哈勃所證實。

［9］克魯特科夫（Yuri Krutkov），他1890年生于圣彼得堡，畢業于圣彼得堡大學物理數學系，師從埃倫費斯特，是俄羅斯第一代純粹的理論物理學家。1918年起在工學院工作，講授物理學課程。1921年起任彼得格勒大學教授。1922年起任俄羅斯物理化學學會物理部主任。他在1922-1923年受洛克菲勒基金資助去德國和荷蘭工作，正是他去見了愛因斯坦，說明弗里德曼的看法是對的。1936年12月30日因“普爾科沃案”（Pulkovo case）被捕。1937年5月25日被判處十年勞改營徒刑，遣送至坎斯克勞改營（Kansk camps）。在押期間堅持科研工作，曾與圖波列夫（A.N. Tupolev.）、科羅廖夫（S.P. Korolev）等人在“沙拉什卡”（sharashka，特殊監獄研究所）共事。1947年獲釋，重返列寧格勒國立大學擔任理論力學教授。1952年因原子物理研究獲斯大林獎。1957年平反昭雪。

［9］保羅·埃倫費斯特（Paul Ehrenfest，1880年1月18日—1933年9月25日），奧地利數學家、物理學家，1922年取得荷蘭國籍。他的主要貢獻是在統計力學領域及對其與量子力學的關系的研究上，包括相變理論及埃倫費斯特定理。

［10］弗倫克爾（1894-1952）是列寧格勒理論物理學家中最活躍的一個，一生發表了一百多篇論文和二十部專著，他的主要研究領域在凝聚態物理。1926年深秋，弗倫克爾從德國學術休假歸來后，就開設了他在蘇聯的第一門量子力學課程。他指導過很多學生，包括朗道和布朗斯坦。他也長期與量子力學和相對論的反對者做斗爭，他堅決反對辯證唯物主義思想滲透自然科學，認為其無法為物理學貢獻任何東西。參見Josephson, Paul R. Physics and Politics in Revolutionary Rus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11］弗雷德里克斯在1914年至1918年間曾在哥廷根師從希爾伯特，他在1921年出版了第一本俄文的廣義相對論介紹，書中指出了非歐幾里得幾何的作用，時間作為與空間測量不可分割的量，以及新引力理論中對絕對空間和時間的拒絕。在弗里德曼和弗雷德里克斯第一次合作著作《相對論理論基礎》（Osnovy teorii otnositel'nosti）中，使用張量分析“從邏輯上相當嚴格地闡述了相對論理論”。

［12］關于伊萬年科對其大學生活的記述，參見http://www.g-sardanashvily.ru

［13］這里提到的博特的“一頓好打”，指的是他與蓋革的實驗，徹底否定了玻爾關于康普頓散射中能量不守恒的假說。

［14］V. L. Ginzburg, “for Davidovich Landau: the physicist and the man!”, About Science, Myself and Others. CRC Press, 2019.

［15］Josephson, Paul R. Physics and Politics in Revolutionary Rus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16］德米特里·羅日杰斯特文斯基（Dmitry Rozhdestvensky）是俄羅斯物理學家、蘇聯光學工業奠基人之一，蘇聯科學院正式院士。1918年，他當選為俄羅斯物理化學學會主席，并兼任物理部主任。同年，他發起創建了國立光學研究所，并擔任所長及科研負責人直至1940年。他在光學物理領域發表了數十篇開創性論文，創立了光學學派，形成了以他為核心的光學研究圈。

［17］G. Gamow，My World Line, Viking Press, 1970.

［18］根據檔案資料，早在1926年，赫沃爾松就已推薦伽莫夫為候選人申請人民教育委員部于1927年夏季學期到德國交流，直到1928年5月以后才有進展。他出國后，很快作出世界級的成果，第一次利用量子隧穿效應解釋了原子核的α粒子衰變。參見Френкель В.Я. Георгий Гамов: линия жизни 1904–1933 (К 9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Г.А. Гамова) , Успехи физических наук. 1994. Т. 164, № 8. Август. 弗倫克爾 V.Ya.，喬治·伽莫夫：生平紀事，1904–1933（紀念伽莫夫 G.A. 誕辰90周年），物理科學進展，1994年8月，第 164 卷, 第 8 期。

［19］1931年回到列寧格勒后，朗道先是在列寧格勒物理技術研究所工作了一年，之后移居哈爾科夫，擔任了成立不久的烏克蘭物理技術研究所理論部主任。正是在那里開始，他建立了其影響深遠的“朗道學派”。伊萬年科1927年畢業后，在蘇聯科學院物理數學研究所作研究生，后留所工作。1929年－1931年，他到了哈爾科夫，擔任新成立的烏克蘭物理技術研究所理論部首任主任，他還是1929年5月首屆蘇聯理論物理會議的組織者之一。1931-1935年，伊萬年科回到列寧格勒，擔任列寧格勒物理技術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20］1929年底，斯大林提出“大突破”（Great Break），20年代的新經濟政策隨之結束，農業集體化和工業化加速，文化革命開啟，他們不可避免地惹上了麻煩——1931年，伽莫夫回到蘇聯后就被限制出境。在核物理大發展的時期卻無法與國際同行交流，他在無比郁悶之下，于1933年借布魯塞爾開會之機離開了蘇聯；而朗道將在大清洗的1938年被捕入獄一年，險些冤死獄中。伊萬年科則在1935年2月8日因基洛夫事件（the Kirov affair）被捕，以“社會危險分子”罪名判處3年勞改，送往卡拉干達勞改營。一年后，由弗倫克爾、瓦維洛夫、約費等人的積極營救，改判流放托木斯克（Tomsk）。而“三個火槍手”共同的朋友布朗斯坦，已經于1937年8月6日在基輔的父母家中被捕，1938年2月18日被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判處死刑，并于當天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