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照相館》5天破5億，應該會大爆！但切記這一點

2019年，申奧自編自導的第一部電影長片《受益人》上映，大鵬主演，講一個結婚騙保，密謀害人，最后卻弄假成真，回頭是岸的故事；六年后，大鵬在《長安的荔枝》里編導演三合一，而申奧則跟劉昊然等人合作的《南京照相館》也一起殺入了今年的暑期檔。

原本《荔枝》被視為古裝版的《年會不能停！》，有原著小說和改編劇集在先，國民認知度不可謂不高，講述唐朝基層牛馬的奮斗辛酸史，當代“社畜”容易共情。本以為能輕松成為今年春節檔后首部過十億的電影，沒想到申奧的《南京照相館》后來居上。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南京照相館》豆瓣開分8.5（目前躥升至8.6），還是春節檔后首部單日票房過億的電影。上映5天，累計破5億，貓眼專業版的票房預測從最初的十幾億，一下子提高到了32億。因為這部電影的熱度，也使得7月27日成為繼2月23日后，時隔154天大盤單日票房破3億。

此片題材雖然尖銳，但編導手法卻不過激，相對較克制，而“每一個中國人都不會忘記”的民族渲染，顯然要比《荔枝》的職場情緒更容易產生情感共鳴，提升觀影熱度。

純論影片質量，比申奧上部爆片《孤注一擲》好太多；結合對于民族情緒的點燃，不爆都說不過去。

-“京字第一號罪證”-

《南京照相館》原名《吉祥照相館》，英文片名Dead To Rights有“證據確鑿”的意思，取材于南京大屠殺期間日軍真實罪證影像，歷史原型是“京字第一號罪證”。

1938年1月的某天，經歷了6周血洗后的南京城，有個日本少尉軍官前來華東照相館沖印膠卷，15歲的照相館學徒羅瑾發現沖洗出來的都是日軍燒殺搶掠的照片，于是多洗了30余張，并從中挑選16張照片做成相冊，私藏起來。

1940年5月，羅瑾迫于生計加入汪偽政府交通電訊集訓隊，期間相冊幾經輾轉，翌年初為了躲避偽憲兵清查，他又把相冊藏在毗盧寺廁所墻洞里，并用泥漿糊上，之后卻不翼而飛……實際上是被同樣被迫參加交通電訊集訓隊的吳旋意外發現，自此相冊在他小皮箱的底層被珍藏了六年。

直到1946年，原侵華日軍第六師團團長谷壽夫被引渡到中國進行審判，百般抵賴，審判陷入僵局，據說是吳旋聞訊后把相冊交給南京市參議會，成為“京字第一號罪證”，鐵證如山，谷壽夫罪無可赦。

此歷史事件，其實早在1987年就被搬上過大銀幕，名為《屠城血證》（羅冠群執導），對“京字第一號罪證”的歷史事件進行了不少藝術加工，電影里最為觀眾所熟悉的演員，非陳道明莫屬，所演的日本軍官，也是常見的反派塑造，起初良心未泯，但最后還是不得不痛下殺手。

跟同題材的《屠城血證》以及之前的南京大屠殺電影相比，《南京照相館》都有不太一樣的地方。

首當其沖的是——視角很集中，自始至終都聚焦在照片這個關鍵詞上，故事也大多發生在照相館內的暗房與地下室等處，最大限度發揮場景的功用。不像在以往電影中，常常是多點敘事，角色眾多，雖然看起來是宏大敘事，全景展現，卻分散了視角，顯得零碎，甚至割裂。

《南京照相館》中的主要正面角色，幾乎都是中國的平民百姓，郵差、龍套演員、照相館老板一家，就連周游所演的宋存義宋班長，其實原本是個警察，后被緊急抽調到部隊里。

至于王傳君所演的日軍翻譯王廣海，是那種亂世中常見的投機分子。這個角色首次登場時，是假裝被日本人斬首，充當照相的“模特”。

類似的橋段其實也出現在1995年由牟敦芾導演的《黑太陽南京大屠殺》，這是該系列的第四部，只是前三部都跟731部隊有關。片中也有一個日軍翻譯，也被要求假裝斬首，用來拍照，但沒想到那個日本軍官嗜殺成性，竟然假戲真做，真把他給斬首了。

-成片克制但有感染力-

以往表現南京大屠殺的電影，更多是赤裸裸的直面奸淫擄掠，絕對的重口味，既有血腥鏡頭，又有暴露畫面，這不但是香港邵氏牟敦芾這樣的導演所熱衷呈現的，就連拍攝《金陵十三釵》的張藝謀導演也無法“免俗”。

而在《南京照相館》中，類似觸目驚心的鏡頭，都被有意識，有技巧的省略掉了。而劉昊然高葉飾演的假夫妻，在“擺拍”時笑不出來的情景，其實，才真正顯得殘酷。電影末段，以淮河之水被染紅，表現出日軍殘害國人的意象，也頗為觸動人心。

這樣的處理方式，一方面讓電影不至于成為獵奇之作，靠著內斂的情緒感染觀眾，成為主旋律兼具藝術性的典范，另一方面，也能成為老少咸宜都能觀看的作品，利于爭取最多的票房。

《南京照相館》里，劉昊然飾演的蘇柳昌，雖然只是一名郵差，陰差陽錯的被日軍誤認為是照相館學徒，而在接下來的故事里，他其實更像是個地下工作者，打入敵人內部，和日軍斗智斗勇，最終成功獲取重要軍事情報。

加上設計了不少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反差，于是原來是一出徹頭徹尾的悲劇，卻被編導賦予了一種兼具智慧與勇氣的諜戰氣質。這也讓觀眾的情緒有了釋放的出口，并提供了一種希望，而不像大鵬的《荔枝》，缺少情感爆發點，最后剩下的只是無奈與落寞。

扮演日本攝影師伊藤秀夫的，是名中日混血兒演員原島大地，父親是日本人，母親原島玲子是中國廣東人。2000年時，原島大地參加日本藝術團體的選秀活動，從參賽的幾千人中脫穎而出。2003年和張柏芝合作《忘不了》，在片中飾演一對沒有血緣關系的母子，憑此片獲得第23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新演員的提名。

在《照相館》前半段，伊藤秀夫都給人一種良心未泯的觀感，他對照片，甚至電影都充滿憧憬的攝影師形象，令很多網友聯想起日本著名導演小津安二郎來。

1937年9月10日，35歲的小津安二郎作為預備役軍官伍長（相當于班長）被征召入伍，隸屬華中派遣軍直屬軍部野戰瓦斯部隊第二中隊，9月24日，他從大阪上船，29日在上海登陸，直接投入淞滬公戰。此后，其部隊從蘇省鎮（今鎮江）到揚州、儀征、六合、滁縣（今安徽滁州）等地，直到1939年7月服役期滿歸國。

小津在戰場日記中并沒有任何懺悔，而在戰后執導的電影中也沒有任何直面戰爭的題材，終身未婚的他反倒一直拍攝家庭故事，《東京物語》等片都備受國際推崇。1963年12月12日，小津安二郎因癌癥病逝，享年六十歲，生日與忌日是同一天，與前一年去世的母親一起葬在北鐮倉圓覺寺中，而墓碑上刻了一個“無”字。

老實說，真實歷史中的小津，戰爭與戰后，銀幕內外的反差，比起《南京照相館》里虛構的伊藤秀夫更為復雜，也更讓人難以理解。

其實，伊藤秀夫的形象，只能說是一個縮影。畢竟日本當年的電影導演，被裹脅進戰爭的，不在少數，比如還有以拍攝《奧特曼》《哥斯拉》聞名，并被稱為特攝之神的圓谷英二，也曾在為軍國主義者設立的教育電影研究部工作，拍攝了多部戰爭宣傳電影，并采用了當時先進的特攝技術，而這些技術后來被認為具有一定的間諜價值。

-申奧為“師父”寧浩掙面子-

申奧之所以會如此處理《南京照相館》，想來并不是一時的“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而是跟他前兩部長片有著一以貫之的理念與手法。

文章開頭提到他和大鵬合作的第一部電影長片《受益人》，監制是寧浩，也是“壞猴子七十二變”計劃中的一部。大鵬在片中全程挑戰重慶方言，扮演代駕司機，兼管網吧的吳海，為了替自己患哮喘的6歲兒子治病，在張子賢扮演的鐘振江慫恿下，接近柳巖演的腰部網絡主播，試圖騙婚騙保。

但申奧并沒有一黑到底，而是讓大鵬的角色迷途知返，最后把愛情與親情都看得比金錢更為重要。

《受益人》當年的票房2億多，豆瓣評分6.5，柳巖演的網紅，其實跟《照相館》中高葉所演的龍套演員林毓秀很像，雖然身處不同的年代，卻不無共通之處，都是起初很傻很天真，之后才慢慢領教了生活的殘酷。

2023年的《孤注一擲》，監制仍為寧浩，題材則更為現實主義，包括編導手法也是。也還是聚焦騙局，卻非《受益人》里的小打小鬧，而是集團化的跨國詐騙。

《孤注一擲》票房將近39億，豆瓣評分6.8，相較于《受益人》，甚至是如今的《南京照相館》，在平衡虛構與紀實方面，都難說精彩。但結合短視頻宣發，進一步夸張了片中的重口味橋段，特別是境外惡勢力對被騙雇員的身心控制，各種酷刑折磨，而與此同時又想兼顧各個方面，試圖打造出一種全知視角，宏大敘事的真實感。

而到了《南京照相館》，其實，故事內核，也是“騙”。

劉昊然飾演的是郵差，而不是照相館的學徒，于是從一開始就有了“騙局”的氛圍，但這種欺騙并不是有意的，而是在面對日軍淫威下的不得已而為之。再加上沖洗照片也不同于幫忙翻譯，欺壓國人，而是更有利于保存證據，指證惡行。

申奧在前兩部電影的經驗基礎上，對于如何集中敘事，有效反轉，平衡風格上，顯然更有心得。因此，申奧自身對比來看，他的進步是極為顯著的。

導演申奧能有今天的成績，應該說，有賴于寧浩導演的壞猴子72變電影計劃。該計劃自從2016年9月正式對外宣告啟動，首期簽約13位新導演，制定了共計48部電影的片單，并在2021年再度擴編，簽約導演增至19位。

但原定片單中，除了文牧野的《我不是藥神》成為現象級作品外，大多反響不如預期，有點雷聲大雨點小。甚至連寧浩本人去年執導的《紅毯先生》在經歷了撤檔再上映后，票房口碑雙失利，跟葛優合作的《爆款好人》也沒什么起色。

反倒是他監制的《孤注一擲》《南京照相館》，成了兩年暑期檔的爆款?？梢哉f，是寧浩的徒弟拯救了“壞猴子”。

如果說《孤注一擲》的爆，是幸運，那么，到了《南京照相館》申奧算是在商業類型片上，做出了獨具一格的成就——再無法用“幸運”來形容。

因而，接下來申奧或年內公映的另一部涉詐電影《用武之地》，就格外引人注目。

-不忘歷史，但-

《南京照相館》的海報上，印著一句宣傳語——“每一個中國人都不會忘記”。

這句口號，高級。

它讓我們想到了同一班底拍的《孤注一擲》Slogan——“多一人觀影，少一人受騙”。那個口號，直白、有效，「文娛春秋」曾聊過，光憑宣傳語，《孤注一擲》就能多一個億的票房——因為這句話，極能打動普通觀眾進場。

《南京照相館》的口號，當然不同于《孤注一擲》的“功能性”，但卻是一句頗具“正確史觀”的話。

好就好在，是“不會忘記”，而非“不能忘記”。

“不能”，是命令，是按著你的頭讓你記住，帶著一種強制性。

“不會”，是陳述，是我們作為一個民族，基于共同情感和歷史記憶，自然而然會做出的行為。

它克制，但充滿力量。它相信電影本身的感染力，也相信觀眾能Get。

記住苦難，理所應當。

每年，歐洲都高調紀念二戰勝利日，我們紀念抗日戰爭，有任何問題嗎？沒有。正視歷史，是捍衛和平的第一步。更何況，隔壁的日本，至今沒有德國那種徹底反省的姿態。

那段歷史，不光我們要警醒，韓國、東南亞諸國，所有曾被侵略的民族，都應該銘記。

但是——不忘歷史，不等于要把仇恨延續到當下的現實。

網上流傳的一段視頻，讓人看著不怎么舒服——

7月27日，一位母親帶著她七八歲的女兒看完電影。在鏡頭前，她問女兒有什么想法。小女孩一邊掉眼淚，一邊用稚嫩的聲音說：“要把日本人都SHA了！”鏡頭后的母親，沒有糾正，反而用一種“欣慰”的口吻，給出了結論：“現在知道日本人多壞了吧！”

說白了，這就是在用一部反思戰爭殘酷性的電影，進行一場仇恨教育。

這種行為，我們不贊成。

它徹底背叛了電影本身的內核——是讓觀眾反思極端環境對人性的扭曲，是讓我們看清施暴者的罪惡邏輯。它需要的是思考，而不是簡單的仇恨宣泄。

把這份沉重的歷史思考，簡化成一句“SHA光所有日本人”，是對電影創作者心血的踐踏。這無異于把一道需要細細品味的佛跳墻，當成了一碗泡面，胡亂扒拉兩口，只為了獲得瞬間的飽腹感。

這種內容的大肆傳播，只會拖累電影，讓部分觀眾不舒服從而失去觀影興趣——它會把許多原本對電影抱有好感、對歷史有敬畏之心的觀眾，直接推開。說白了，對票房有傷害。

軍國主義時期的日本，可以憤恨，當下的日本，則沒必要。脫離具體時空背景，把仇恨指向一個泛化的現代國家，并非廣泛共識。

最重要的一點——仇恨教育，不建議從娃娃抓起。我們讓孩子了解歷史，是希望他們理解和平的寶貴，懂得自強的意義，學會對生命和人性有更深刻的敬畏——記住的，是法西斯的“惡”，而不是當下某個民族的“壞”。

把歷史的苦難，簡化成仇恨，這是放棄了深度思考，只追求淺層的情緒宣泄。這不是愛電影。

所以，如果你真的喜歡《南京照相館》，希望能有更多人看到這部電影，那就別去做這種“仇恨渲染”的事。

記住歷史，是為了讓我們變得更理性。

而非，相反。

撰稿｜李翼

策劃｜文娛春秋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