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年老蔣最后一次約見張學良，提了一嘴西安事變，張學良是何態度

“漢卿兄，我們要到了大溪了，心里怕不怕？”——1958年11月23日下午四點，一名隨行衛士在吉普車里悄聲開口。窗外的雨點打在擋風玻璃上，張學良抬起頭，只淡淡應了句：“怕什么，該來的終究會來。”

這一天距離西安事變已過去二十二年，距離他在臺北被軟禁也整整十一年。張學良被帶到蔣介石大溪官邸，源頭卻是半年前他向宋美齡提出的那個請求——“能不能讓我見見委員長？”宋美齡微微皺眉，卻沒有拒絕。多少算是兌現她當年在西安“保你安全”的承諾。

張學良提出會面的契機并不復雜。1949年10月1日，他在草山住所從收音機里聽到北京城禮炮齊鳴的消息，露出一個只有趙一荻才能讀懂的微笑。那以后，他常常翻看國外報刊，默默比較大陸與臺灣的戰報。1958年金門炮戰爆發，海峽緊張，張學良感嘆：“事情越鬧越大，總得有人出來說句真話。”于是他想起蔣介石，想起那一筆遲遲未結的舊賬。

蔣介石最初并不情愿。大溪官邸多次傳出“再等等”的回信。僵局被宋美齡打破，她向丈夫提醒：“他已經六十多歲，再不見，恐怕后悔。”蔣介石這才松口，由秘書劉乙光通知會面時間。于是在陰雨綿綿的冬日午后，兩位老對手再次相對而坐。

剛進客廳，張學良先開腔：“總裁，您精神還好？”蔣介石頷首，故意用舊稱呼回應：“漢卿，可別叫我老人家，你也白發了。”客套幾句后，氣氛一度沉默。蔣經國遞上熱茶，轉身離開，屋內只余兩個人的呼吸聲和時鐘走動聲。

有意思的是，雙方都刻意繞開了“大陸”“臺灣”“炮戰”這些詞。蔣介石問起張學良讀了哪些英文原版，張學良笑道：“《圣經》看得多，打發時間。”蔣介石嘆息：“這二十年，你倒也清靜。”正當張學良以為要就此作別時，蔣介石忽然壓低聲音：“漢卿啊，西安的事，給國家造成多大損失，你可知道？”說話間，他的右手不自覺地敲著扶手，節奏短促。

這句話像剪刀，瞬間割開客廳里的溫度。張學良沒有立即回應，他盯著窗外的老松樹，過了十幾秒才說：“我當時只想到外敵當前。”聲音輕，卻清晰。隨后他站起身，向蔣介石鞠了一躬，算是告別。蔣介石微微點頭，沒有挽留。兩人最后的目光停在彼此臉上，復雜難辨。

事后衛士好奇追問：“少帥，您悔嗎？”張學良搖頭：“悔與不悔，歷史自有公論。”在我看來，這句回答與其說是逃避，不如說是把評判權交給了后來人。畢竟，西安事變把中國的時鐘撥向了“停戰一致抗日”，這一點早已寫進史書。

蔣介石為何念念不忘那場“兵諫”？對他而言，1936年的主動權幾乎是手到擒來，卻被張學良硬生生截斷。抗戰勝利后，他更把共產黨的壯大歸咎于這次耽擱。無法否認的是，西安事變打破了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的戰略，給紅軍贏得戰略機動的機會，也迫使蔣、宋、美齡、孔四大家族去考慮全國共同抗戰的輿論壓力。

再細想，張學良當天執意陪蔣介石回南京，與周恩來、楊虎城等人的勸阻形成強烈反差。蔣介石對這些勸阻心知肚明，因此軟禁與報復只是時間問題。對蔣而言，張學良是“兵諫者”，更是“罪人”；對張學良而言，蔣介石則是“政治兄長”，也是“民族與個人”二難中無法舍棄的一面鏡子。這種糾結注定讓兩個人都無法走出自己的心理囚牢。

歷史如果沒有“如果”，但想象仍有價值。有學者推算：若無西安事變，蔣介石軍隊繼續第五次“圍剿”，紅軍很可能被逼向更遙遠的邊疆，乃至境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難以形成。即便國民黨最終取勝，東北的收復也是未知數。這樣的設想未必百分百準確，卻能反襯出西安事變在民族存亡關頭的轉折作用。

遺憾的是，1958年這場會面后，兩人再無第二次長談。張學良被轉移到臺東清泉，新地址依舊戒備森嚴。直到1990年代他被“半自由”，也只是偶爾乘直升機到臺北住幾天，再飛回山里。老蔣則在1975年閉上眼睛，他的日記里留下一行字：“思漢卿事，終難釋懷。”

六十多年過去，西安事變的意義已被越來越多的史料所證實。張學良在生前常說：“我只是不想讓同胞再打同胞。”他沒提成敗，也無意歌功。有人稱他英雄，也有人罵他糊涂，而他自己似乎從未急著給人生蓋戳。這種豁達，或許是被歲月和幽禁抽走了銳氣，也可能是一種晚年的通透。對于旁觀者來說，理解比定論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