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卿兄,我們要到了大溪了,心里怕不怕?”——1958年11月23日下午四點,一名隨行衛士在吉普車里悄聲開口。窗外的雨點打在擋風玻璃上,張學良抬起頭,只淡淡應了句:“怕什么,該來的終究會來。”
這一天距離西安事變已過去二十二年,距離他在臺北被軟禁也整整十一年。張學良被帶到蔣介石大溪官邸,源頭卻是半年前他向宋美齡提出的那個請求——“能不能讓我見見委員長?”宋美齡微微皺眉,卻沒有拒絕。多少算是兌現她當年在西安“保你安全”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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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提出會面的契機并不復雜。1949年10月1日,他在草山住所從收音機里聽到北京城禮炮齊鳴的消息,露出一個只有趙一荻才能讀懂的微笑。那以后,他常常翻看國外報刊,默默比較大陸與臺灣的戰報。1958年金門炮戰爆發,海峽緊張,張學良感嘆:“事情越鬧越大,總得有人出來說句真話。”于是他想起蔣介石,想起那一筆遲遲未結的舊賬。
蔣介石最初并不情愿。大溪官邸多次傳出“再等等”的回信。僵局被宋美齡打破,她向丈夫提醒:“他已經六十多歲,再不見,恐怕后悔。”蔣介石這才松口,由秘書劉乙光通知會面時間。于是在陰雨綿綿的冬日午后,兩位老對手再次相對而坐。
剛進客廳,張學良先開腔:“總裁,您精神還好?”蔣介石頷首,故意用舊稱呼回應:“漢卿,可別叫我老人家,你也白發了。”客套幾句后,氣氛一度沉默。蔣經國遞上熱茶,轉身離開,屋內只余兩個人的呼吸聲和時鐘走動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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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雙方都刻意繞開了“大陸”“臺灣”“炮戰”這些詞。蔣介石問起張學良讀了哪些英文原版,張學良笑道:“《圣經》看得多,打發時間。”蔣介石嘆息:“這二十年,你倒也清靜。”正當張學良以為要就此作別時,蔣介石忽然壓低聲音:“漢卿啊,西安的事,給國家造成多大損失,你可知道?”說話間,他的右手不自覺地敲著扶手,節奏短促。
這句話像剪刀,瞬間割開客廳里的溫度。張學良沒有立即回應,他盯著窗外的老松樹,過了十幾秒才說:“我當時只想到外敵當前。”聲音輕,卻清晰。隨后他站起身,向蔣介石鞠了一躬,算是告別。蔣介石微微點頭,沒有挽留。兩人最后的目光停在彼此臉上,復雜難辨。
事后衛士好奇追問:“少帥,您悔嗎?”張學良搖頭:“悔與不悔,歷史自有公論。”在我看來,這句回答與其說是逃避,不如說是把評判權交給了后來人。畢竟,西安事變把中國的時鐘撥向了“停戰一致抗日”,這一點早已寫進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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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為何念念不忘那場“兵諫”?對他而言,1936年的主動權幾乎是手到擒來,卻被張學良硬生生截斷。抗戰勝利后,他更把共產黨的壯大歸咎于這次耽擱。無法否認的是,西安事變打破了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的戰略,給紅軍贏得戰略機動的機會,也迫使蔣、宋、美齡、孔四大家族去考慮全國共同抗戰的輿論壓力。
再細想,張學良當天執意陪蔣介石回南京,與周恩來、楊虎城等人的勸阻形成強烈反差。蔣介石對這些勸阻心知肚明,因此軟禁與報復只是時間問題。對蔣而言,張學良是“兵諫者”,更是“罪人”;對張學良而言,蔣介石則是“政治兄長”,也是“民族與個人”二難中無法舍棄的一面鏡子。這種糾結注定讓兩個人都無法走出自己的心理囚牢。
歷史如果沒有“如果”,但想象仍有價值。有學者推算:若無西安事變,蔣介石軍隊繼續第五次“圍剿”,紅軍很可能被逼向更遙遠的邊疆,乃至境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難以形成。即便國民黨最終取勝,東北的收復也是未知數。這樣的設想未必百分百準確,卻能反襯出西安事變在民族存亡關頭的轉折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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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憾的是,1958年這場會面后,兩人再無第二次長談。張學良被轉移到臺東清泉,新地址依舊戒備森嚴。直到1990年代他被“半自由”,也只是偶爾乘直升機到臺北住幾天,再飛回山里。老蔣則在1975年閉上眼睛,他的日記里留下一行字:“思漢卿事,終難釋懷。”
六十多年過去,西安事變的意義已被越來越多的史料所證實。張學良在生前常說:“我只是不想讓同胞再打同胞。”他沒提成敗,也無意歌功。有人稱他英雄,也有人罵他糊涂,而他自己似乎從未急著給人生蓋戳。這種豁達,或許是被歲月和幽禁抽走了銳氣,也可能是一種晚年的通透。對于旁觀者來說,理解比定論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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