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陌探探給不了的，聊齋蘭若寺都給了

《長安三萬里》之后，我就開始期待追光動畫的下一部作品，周末終于等來了《聊齋·蘭若寺》上映，電影院里人不少，幾近兩個半小時的片長，對觀眾的膀胱也是不小的考驗。

不過，這部電影對觀眾的腦力則相當友好。1988版《聊齋志異》電視劇對各種人鬼戀、人妖戀做了大范圍普及，人們對于聊齋故事了如指掌，而《聊齋·蘭若寺》對蒲松齡原著改編相當克制，所以就算你中途上洗手間后回來，漏掉的劇情也基本可以自行腦補。

整部電影的故事結(jié)構(gòu)，無不迎合短視頻一代的消費習慣：導演在蘭若寺的枯井底，搭了個微短劇舞臺，烏龜精和蛤蟆精、以及被他倆拖到井底的蒲松齡，接力講了聊齋的五個故事：嶗山道士、蓮花公主、聶小倩、畫皮、魯公女。某種程度上，我們也可以把這部電影看作是五部動畫片的合集播放。

整部電影，除了滿足了我對聊齋故事的動畫呈現(xiàn)的想象之外，最大印象就是“蘭若寺”三個字。

荒寺作為鬼怪敘事場景可追溯至唐代傳奇，如《東陽夜怪錄》中佛寺夜話的刺猬、烏驢精怪。蒲松齡繼承這一傳統(tǒng)，并賦予更細膩的環(huán)境描寫——通過“苔侵斷碑”“殘燈如豆”等意象深化幽詭意境。

蒲松齡在《聊齋志異》491篇故事中，明確描寫寺廟場景的篇章超過60次，約占全書的12%，涵蓋佛寺、道觀、荒寺等各類宗教場所。這些場景多作為鬼狐精怪的活動舞臺或人類遇異事件的發(fā)生地，如《僧孽》中的興福寺、《聶小倩》中的蘭若寺等。

在這60個寺廟場景中，具名寺廟8座，無名寺廟場景超50處，多數(shù)寺廟僅以“古寺”“破廟”等泛稱出現(xiàn)，如《連鎖》中楊于畏借宿的“泗水之濱廢寺”，《畫皮》中“偶宿野寺”，而“蘭若”共出現(xiàn)十余次，其中《聶小倩》原文寫到，“適赴金華，至北郭，解裝蘭若”，此處的“蘭若”源自梵語Aranya，意為寂靜處，并非是具體寺廟的名字，而是泛指的沒有僧侶、被荒廢的寺廟。

（來源：蘭圖繪）

在聊齋志異世界中的蘭若寺，雕梁畫棟與蔓草荒煙并存，梵鐘余音與鬼泣交織，不但超自然現(xiàn)象、幾乎所有你想得到和想不到的事情，一切皆有可能在這里發(fā)生。

大部分的荒寺都是高等級危房。《蛇人》中，母蛇托夢書生時強調(diào)“梁間有白蟻巢”，蛀空的房梁“遇風即顫”，隨時可能斷裂，廟內(nèi)青石板“碎裂如蛛網(wǎng)”，書生夜逃時踩空石板墜入地窖。《王六郎》中描繪，暴雨夜“瓦片簌簌墜落”，地面積水倒映鬼火。而《雹神》中冰雹“砸穿屋頂葦席”，迫使人物躲入更危險的偏殿。

比危房更可怕的是人禍。明清時期荒寺常為流寇逃犯的藏身地，俗語“寧睡荒墳，不宿破廟”，直指寺廟的實際危險性高于墳地，前者僅有心理恐懼，后者則暗藏真實暴力。

古寺荒廟地處偏僻，易成流寇據(jù)點。《水滸傳》中瓦罐寺即被兇僧崔道成、丘小乙霸占，劫殺過往行人，魯智深武藝超群仍敗退，此情節(jié)成為“一人不進廟”的經(jīng)典注腳。《聊齋志異·布商》中，布商因承諾修繕廢寺遭惡僧脅迫，被逼自縊奪財，若非防海將軍偶見“紅衣女子”（神佛顯化）破門相救，必死無疑。

荒廟里不光有刀光劍影，更有紅袖添香，它是蒲松齡所描繪的聊齋世界的夜店之王。

在明清之際，閨閣女性僅能借進香外出，寺廟成為男女偶遇的少數(shù)合法場所，寺廟既為禁忌情感提供臨時庇護，又成為男女偶遇的合法場所，《綠衣女》中，書生于璟在醴泉寺夜讀時，綠衣蜂妖推扉而入，寺廟的獨立禪房成為人妖戀的溫床。

蘭若寺這樣的荒廟作為“法外之地”，常顛覆現(xiàn)實社會的性別秩序，狐女和女鬼在寺廟中多占據(jù)主導地位，書生在寺廟中常處于被選擇狀態(tài)。朱舉人被壁畫天女引入幻境，溫如春被動接受宦娘的琴聲引導，體現(xiàn)女性在情感中的能動性。女妖們在寺廟中追求愛情的自由，恰是現(xiàn)實中女性被剝奪權(quán)利的鏡像，像《小翠》《嬰寧》中狐女在寺廟外的世界需偽裝守禮，唯在古寺可縱情本性。

如果說《聊齋志異》中寺廟實為封建禮教裂縫中的“飛地”，那么當代各色交友軟件同樣是現(xiàn)實規(guī)則的逃逸空間：匿名社交中的身份扮演，恰似狐鬼化身人形突破禮教；性少數(shù)群體在算法夾縫中尋找認同，與《黃九郎》中同性之愛借“狐友”隱喻異曲同工。

即便跨越數(shù)百年，古寺夜店與賽博空間仍有互為鏡像之處。

《聊齋志異》的戀愛不自由，本質(zhì)是父權(quán)與階級的雙重壓迫：《紅玉》中馮相如因貧寒被豪門奪妻，《阿寶》中孫子楚因門第遭岳母鄙夷，映射經(jīng)濟地位對婚戀的決定性作用。這是今天在手機上左滑右滑的一代人所難以共情的。

當代戀愛看似自由，卻仍然無法逃離資本、流量與算法重構(gòu)的壓迫機制：約會軟件的會員分級制、顏值經(jīng)濟下的外貌歧視、社交媒體中“蕩婦羞辱”，既是封建父權(quán)男權(quán)的變體，也是階級與資源壁壘的數(shù)字化身，人們往往忽視這種結(jié)構(gòu)性壓迫與封建禮教的同源性。

蒲松齡借鬼狐言世情，今人借算法尋知己，形式雖異，其核心仍是在重重枷鎖中，尋找靈魂共情。 只是真正的共情，不在于復刻魯公女上吊殉情的極端行為，而在于理解任何時代的“自由”都是相對概念，人類對真摯聯(lián)結(jié)的渴望、對壓迫的反抗，始終是跨越時空的永恒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