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富士康資深女工的抗爭記

富士康資深女工小芳，因為拒絕簽署不公績效考核且堅持前往工會投訴遭到開除，從此走上艱難漫長的維權之路。面對“穿小鞋”式的隱形逼退，她與友人相互支援，試圖突破工人維權的困局。從流水線到法庭，從沉默到發聲，小芳在抗爭中重建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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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友玲分開，回到出租屋時已經快12點了。小芳在書桌上，趁腦子清楚，琢磨寫下一些文字。

書桌上有小芳的針織品、插花、顏料和一張刻意留白的填色畫——絢爛開放的花簇。剛搬進這屋子時，床板底下全是蜘蛛網，小芳卸下來一一清理，戲謔自己從“老鼠洞”搬進了“盤絲洞”。但小芳對這個單間很滿意，它有朝南的窗戶和陽臺，明亮、通風。不像上一個房子，潮濕陰冷，蟑螂老鼠遍地爬，一位社工走進去聞了聞味道就吐了。她將新屋子的墻刷白，但只刷到自己身高的高度，添置了置物架、書桌、椅子，四處整潔干凈。這是她自15歲進廠住宿舍以來，擁有自己私人空間的第一年。

文案寫好了。小芳扯出過去在工廠宿舍圍住自己世界的床簾——一張夜藍色帶星點的薄布——掛在靠墻的床板上，搭好背景。今夜她有了新靈感，從行李中翻出了已絕版的富士康工廠老員工才有的玫紅色工衣。手機支架架起，工衣穿上，小芳錄制了新視頻：“領導給員工‘穿小鞋’有哪些動作……”視頻于凌晨發布。視頻里，小芳頭頂有一行字：一名富士康資深女工的抗爭記。

小芳身著富士康老員工工服錄制視頻（圖_視頻截圖）

不服

小芳2017年7月入職“三贏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成為富士康生產線上的一名普工。2023年年底，她與公司簽訂了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僅一個月后，在她連續打卡并前往工會維權期間，富士康以“曠工”為由解除其勞動合同。小芳提起勞動仲裁，申請確認解除違法，并要求賠償。仲裁過程中，公司出示了她曾在員工手冊培訓會議上簽字的記錄，小芳對此提出筆跡異議，鑒定結果為偽造，然而仲裁裁決仍支持富士康的解除行為。小芳不服，上訴。一審于2025年4月開庭，目前尚未宣判。

北京冠楠律師事務所的郝正新律師一直義務在線上為小芳提供法律支持。郝正新長期代理工人勞資案件，曾在南方見過小芳一面，也翻閱了小芳保留的證據與文件。郝正新說，小芳打動她的地方在于“可靠”“不屈不撓的韌性”，以及“不輕易地服輸”。“她的整個維權過程窮盡了一個勞動者所有的合法手段，透視了在中國的勞動者維權各個環節的困難。”

決定維權前，小芳經歷了難以忍受的一周。

據小芳回憶，那是2024年1月10號，她被要求在“丙等”的年度績效考核表上簽字。依照慣例，普通員工每三年可晉升一級，漲薪50至500元不等，當時六年半工齡的小芳是“員2”，本應在24年晉升“員3”。但“丙等”屬于“績效表現欠佳”，意味著升職加薪機會變渺茫，即將發放的年終獎也受影響。她不滿，自己全年無遲到、早退或曠工等“記過”記錄，為什么與被記過的同事獲得相同評價？課長的回應卻是：“信不信我讓你轉夜班？”

第二天，小芳在與公司調解期間接到家人信息，才得知部門多次給家屬打電話稱她有病，向家屬暗示她有輕生念頭，讓家人帶她回家。隨后幾天內，她多次被要求到辦公室簽那張“丙等”考核表。小芳堅持拒簽，卻在工作中遭到變相懲罰。副線長全天12小時監督她的工作，她也突然無法查閱加班工時信息，這意味著她被限制通過申請加班來賺取更多工資，多次加班申請也沒有得到回應。對工人而言，如果不去賺取“加班費”，一個月到手僅有底薪，還需要扣除社保、公積金、飯堂伙食費等費用。小芳那時的底薪是2950元，僅僅比當時深圳的最低工資標準2360元（2025年升至2520元）多610元。

面對明顯的霸凌，小芳沒有選擇屈服。2024年1月20日，她將“員工訴求書”貼于辦公區，上面載明了她所遭遇的不公，以及要求參加加班的訴求。報復也很快到來，這天下午，她被要求簽署“大過小過單”。她拒絕后，被威脅下早班和雙休，當天被下了早班。“早班和雙休”都算加班時間，可以賺額外的工錢，對打工賺錢的工人來說是一項“福利”。第二天是周日，小芳不想放棄加班賺錢的機會，打卡后進入工廠加班，指出不讓加班屬于“用工歧視”，卻被當場逐出車間，再度拒絕簽字后，車間來了五個人威脅她“已報警處理”。當天還有聾啞人員工被引導靠近她、發生肢體碰撞，整個過程被視頻拍攝了下來。當晚，她被線長告知，這天的打卡上班不算工時，是“義務勞動”。

“車間已經徹底沒辦法呆了”，小芳說。在車間，四處都是攝像頭，工人卻無法攜帶任何電子設備。這之后，小芳每日打卡后進入工會維權，提出自己的八大訴求等待處理，直到一周后她以曠工四日為由被解雇。解雇的依據是富士康《集團員工違紀處理管理規定》：不按時到崗或脫崗者（時間大于等于8小時）給予開除處理。

遭遇了不公，每日打卡再去工會維權算不算曠工？這成為小芳維權案的關鍵點之一。郝正新律師指出，目前法律上對此并無明確規定，但標準意義上的“曠工”屬于“擅自脫崗”或“無故曠工”，而小芳去工會投訴前，曾長時間申訴溝通未有結果，“她離開生產崗位去工會維權，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然而，小芳被辭退的《員工違紀處理提報表》中僅強調了“其未進入工作崗位屬于脫崗”。

小芳在仲裁申請中還主張富士康辭退她的程序違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第四條規定：“用人單位的規章制度應當經職工代表大會或者全體職工討論，提出方案和意見，與工會或者職工代表平等協商確定。用人單位應當將直接涉及勞動者切身利益的規章制度和重大事項決定公示，或者告知勞動者。”然而，富士康出具的用來舉證小芳曾接受過《員工手冊》（用人單位制定發布的用于規范員工行為的規章制度文件）培訓的《全員政令宣導講習簽到表》被證明簽字造假，小芳本人否認見過《員工手冊》，而后庭審期間，富士康聲稱“內網已進行公示”的相關證據亦未有當庭展示，無法證明小芳已被告知相關規定。

小芳在社交媒體上展示筆跡鑒定結果（圖_視頻截圖）

而對于更加基本的程序問題，即《員工手冊》是否經過民主程序，郝正新解釋：“法院往往僅進行形式審查，不是實質審查。你只要有蓋章、有記錄、有‘文件’，至于這些程序是不是擺樣子，是不是工人真正參與，他們不會管。”

郝正新認為，“實際上，很多人不管是去仲裁維權也好，還是去工會或者稅務維權也好，除非按照《員工守則》請事假，否則都將被視為曠工，這背后反映出的理念是‘員工上班只能在工作崗位上呆著’。”她進一步談到：“但按照憲法原則，員工有全面發展的權利，公司是否應該提供給員工全面發展的權利和條件，而不是把這當做一種額外的福利或恩賜呢？”

應對“穿小鞋”指南

小芳的視頻賬號是在一審開庭前一天開通的。

露臉維權，做直播，學剪視頻，“屬于被逼上梁山”，她說。被解雇后，小芳從未消極等待結果，除法律手段外，她還積極追繳社保公積金，去勞動仲裁大隊舉報，也在網上發布文章。

網絡維權遭遇的第一道難關是互聯網平臺的審查。2024年2月，小芳在微博（@大口吃面2018）發布的十篇文章在短時間內被刪剩下五篇，小紅書開通賬號的第一天，連內容是一碗面的頭像都被舉報。小芳錄制了向公眾講述案件的視頻，她在視頻里面容冷靜地呼吁：“希望大家關注我，關注女工，女工需要發聲，需要爭取自己的利益。” 14分鐘的視頻，如今已有十萬加的瀏覽量。可首次直播僅進行半個小時便被舉報下線。

小芳在直播時遭遇審核屏蔽（圖_視頻截圖）

賬號里除了為自己的案件發聲，小芳也會談論工廠里人的遭遇和工廠管理技術。尤其發出“領導給員工‘穿小鞋’有哪些動作”的視頻的這晚——今年6月6日，小芳下班后趕往社區健康服務中心陪伴友玲體檢，一晚上，兩人的話題交匯在一處，就是“被領導‘穿小鞋’”，于是集合兩人經驗的“穿小鞋指南”口頭出世。

“穿小鞋”的漢語釋義是暗中打壓或刁難別人。在工廠里，這是一個極具指向性的信號——你已被管理層“盯上”，你不會直接被辭退，卻或將面臨一系列非正式但有組織的壓迫程序：孤立針對，調崗，圍堵訓話，排夜班，取消加班，發警告單，讓簽“大過小過單”，績效打“丙”，通知家人，心理鑒定……這些手段程序上合法，執行上刻意，目的在于制造壓力，讓員工自愿離職。在高壓下，員工若不慎違反工廠制定的《員工守則》，就會被“合理”地解除勞動關系。這兩種結果都可以讓工廠避免經濟補償，不涉及違法解除，是成本最低、最難取證的一種逼退手段。

兩人的討論是為了破局，因為友玲當時正在被工廠“穿小鞋”。五月底，友玲因三個月前被工友掌摑一事被翻出，定性為“互毆”，要求其簽下“大過單”。友玲拒簽，一度報警。周五，友玲收到一張新的違紀處罰單，稱其“未按要求著裝佩戴工帽作業”，臨下班，釘釘上出現一則“下周一安排上夜班”的通知。過去將近七年，自從友玲在一次夜班中因高血壓暈厥，工廠再也沒有給她安排過夜班。此刻，她急需一張有“不建議熬夜”或“避免熬夜”等字樣的醫生證明。

小芳趕到社康中心時已經九點多了。一晚上沒有進食的友玲正虛弱無神地躺在胸痛中心的急診室里，吸著氧，掛著吊瓶。血壓高壓已經超過了一百七。小芳揪心，想起在工會維權那幾日，她也曾是這樣一種“不要命”的狀態，一日只吃一個饅頭。命運在同一處境的人身上，一再循環。

小芳稱呼友玲為“我姐”。友玲來自河南農村，進廠已有25年，比小芳年長15歲，有著北方人的高大身材和寬圓下頜。兩人過去都是富士康的員工，多年前相識于民間戲劇組織。在維護自身權益上，友玲有過驚人的戰績。2018年，面對“穿小鞋”，友玲通過工會維權、在飯堂朗讀不公待遇、發放自述傳單等方式拿到了被富士康解雇的“N+1”賠償。離廠后，作為發起人，友玲與三十多位富士康工友集體追討回了長期被工廠少繳納的公積金。這一度在其他工廠引起震動，工人紛紛效仿。當小芳遭遇困境時，友玲是她第一個求助的人。一年多來，兩人因維權越走越近。

病房桌上凌亂地立著一個貝殼小包，那是小芳離開工廠后久違得到一份較為穩定的工作——保姆——拿到第一份全額工資的當晚買的。她一個，友玲一個。友玲的是紅色的，小芳祝她：贏。但心底里，她擔心友玲很快就會被工廠“丟”出去，“總是一樣的套路，一樣的配方”，小芳苦笑。

友玲今年已經42歲了，距以工人身份退休還有8年。她不再像之前那樣激進，更寄希望于形成抗衡，留住工作。工廠出一招，她還一招。這個階段，小芳也經歷過。但在現在的小芳看來：“時代已經變了，過去的手段現在行不通了。”如今，哪怕行使了法律手段，工人也未必可以保障自己，小芳自己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據小芳觀察：近年來，與500強企業仲裁或打官司的工人勝訴數量越來越少；社會輿論空間里，一提到“維權”二字就會遭來各方審核或敏感避險；工人申請法律援助的條件越來越嚴苛，比如在深圳，要求六個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3205元，或人均總資產不得超過2萬。

折騰到十點，友玲如愿拿到病情證明。往外走時，友玲因為專注在釘釘上發送憑證，差點被一輛迅疾駛來的電動車撞上。小芳將友玲護到內側，自己往外站了站。友玲對眼前的危險渾然不覺，被手機光照得煞白的她正給一個個領導打電話，但無人接聽。友玲蒼白臉上的笑容歸于冷峻，她這周末的加班也被名義上“讓你去看病”取消了。

6月7日，友玲來到工廠將診斷證明書交給“員工關愛中心”的領導，并要求參與加班，被廠方指責擾亂車間秩序甚至報警。警方稱這不屬于管轄范圍內，讓友玲聽從主管安排雙休。釘釘上通知，友玲的夜班被成功取消了。

“加班取消”，對于忍受工廠機械化工作只是為了賺錢的工人而言，是最難破的一招。

當天晚上，坐在那張夜藍色帶星點的背景布前的人換成了友玲。她說：“大家好，我明天想跟大家在直播間里聊一聊，我打工25年的工作和生活……”

幸存者

小時候，出生于湖南永州農村的小芳不服從任何人。

生于1997年，小芳被放養在田間地頭，“像個野人一樣游蕩”，領著一群孩子們去田里打滾，掏水里的魚，或抓泥鰍或蛇。她也不喜歡種地、干活，要么割草時手沒勁，要么姐妹在田里忙活，她在屋里睡覺，遭到催促，她就跑上樓頂恐嚇：“不要再逼我了，你再逼我我就跳樓了！”母親拿她沒轍，不給她留飯，用抽條抽她也無法讓她聽話。

小芳生活照（圖_受訪者提供）

但被富士康開除快滿一個月的一個晚上，小芳真的差點就從城中村六樓高的天臺一頭扎下去。那是2024年2月29日，小芳于微博發布了第一篇維權的文章。文章在被刪前，已有近20萬的瀏覽量。當晚，她接到派出所的電話，驚恐發作，上到天臺喘氣，發現頭頂盤旋響動著街道治安巡邏的無人機。無人機其實日常就存在著，但小芳以為是來搜尋她的。

2016年，小芳剛進以“十三連跳”而聞名的富士康時，收藏過工友想要跳樓的視頻。視頻里，屋頂上孤零零的一個影子，下面走廊擠滿了工友，起哄著：“跳啊，為什么還不跳？”信息總會迅速被封鎖，坊間聽聞是由于廠里不給加班。小芳只知道，意欲跳樓的人被警衛撲倒后，送去警局，直接開除，一分賠償沒有。那晚，在天臺待到最后一刻，小芳沒有跳下去。她想：命都可以不要，我還怕什么？

但這件事震動了小芳身邊的朋友，包括友玲。很久之后，友玲才知道，在這個精神脆弦崩斷的夜晚前，小芳除了被警察找，被收容她住下的朋友勸說“應該去找個班上”，“世上沒有一個容身之地”，還有另一個焦灼又難以啟齒的困難：她沒錢了。小芳勤勞、節儉，進廠工齡已有十二年，但她沒有積蓄。過去，她的錢一筆一筆寄回老家或轉給父親，供妹妹上學，給家里新建的房子裝修、還債，給姐姐買房，讓父親代存。被辭退時，她欠著花唄，連租房的錢都拿不出來。但她不想跟任何人借錢。

“我成長在一個父權制主導的家庭里……”談起家庭，小芳這么說。“父權制”這個詞，是她聽一名幫助工人的義工說的。

小芳家里三姐妹，她是二姐。開朗自由的童年終結于十歲那年，母親因病猝然離世，“我家一下子就垮了”。她回憶，過去日子里，父親是砸石工，母親是家庭的支柱——一個能種七八畝地的農村婦女，強勢能干，既操持家務，還能維護人情世故。相反，父親“有點媽寶，人惰性很強，沒有主見，沒有自控力”，比起勞作，父親更愿意賭牌。

母親剛離世時，小芳受到的影響不大。她從小就是“爸爸派”，跟著爸爸睡覺，野在山里。但慢慢地，那些曾被母親撐起的生活重擔，連同對農村女性身份的殘酷覺知一同砸向了小芳。小芳家后面一兩百米處有片荒山，崎嶇陡峭，立著許多小小的墳墓。她曾因涉足此地，回來被打了一頓。后來她知道，那是一片遺棄嬰兒的墳山，大多數都是女嬰。重男輕女的農村，有不少女嬰一出生就被開水燙死遺棄在那里。小芳有兩個早夭的姐妹——一個被凍死，一個吃了假奶粉被毒死——也被涼席一卷放上了山。她們沒有被立墳，也從未被祭奠過。

長子因事故離世后，小芳的母親連生五胎，都是女兒。小芳三姐妹存活下來，但她們的出生都不受家庭歡迎，奶奶不會幫母親帶娃，會給生了孫子的家庭更多接濟。每次生產完，母親都要拎著很多吃的去奶奶家，像一種謝罪。生育最后一胎時，因為聽說又是女孩，離得近的專業接生婆遲遲不來。母親難產大出血，送進村衛生所由醫護人員手掏嬰兒，最終因感染摘除了子宮。生育停止了。但母親落下了終生的婦科病，并在身體稍有恢復后因省錢開始停藥，不再復查。抱病六年后，一天早上五點，四年級的小芳正等著母親喊她起床去上學，卻發現母親在床上攥緊拳頭，面容痛苦地離世。

失去母親后，小芳走在外面，“野孩子”“沒媽的孩子”的羞辱取笑如影隨形。父親不會給女兒們買新衣服，偶爾過年，三姐妹會得到別人家女兒不要的衣服——是父親為他人守夜換來的。小芳若與男孩子打打鬧鬧，父親會呵斥她不檢點，“多待你自己的世界里”。父親還會禁止小芳在公眾場合發表意見，“一個女孩子要乖乖地閉嘴”。在農村，家中無子的家庭總會遭來許多歧視，加上喪妻，父親為了證明自己，將原有舊屋推倒重建。家庭從此欠下債務。

那時姐姐念初中寄宿，妹妹還小，“母職”里的家務落在了小芳身上，“不干也得干”。田地交由爺爺耕種打理。貧窮的家庭還急需新的勞動力。念初三時，父親就常常在小芳耳邊念叨：“隔壁家的誰誰才14歲已經打工賺了四五千了，你也要去掙錢了。”小芳反問：“我才多大？你要不要給我念書了？”父親回：“女孩子讀那么多書有什么用？你以后反正是要嫁人的。”長姐無法被依賴，因為她早早流露出想結婚脫身的意圖。父親慣于冷暴力，小芳一旦頂嘴，就會被罵一頓，關進屋里。

小芳想要繼續念書的種子是母親栽下的。母親很重視教育。小時候，父親為了省幾百塊錢的學前班費用，小芳直接上了一年級，因基礎薄弱而留級。哪怕母親只有三年級的文化水平，卻每晚親自教小芳認字、寫字。“我那時候皮得很，不愿意學，我媽就打我，每天陪我學”，這養成了小芳的學習意識，“如果沒有我媽，我連初中都不一定讀得了。”

升初中那年，小芳本來可以去縣里條件更好的私立中學，她和鄰家小姑娘約好一起去讀。但父親為省錢強行阻止：“私立學校太貴了。”

小芳不服，一度憤怒到拿刀架上父親的脖子，那是她第一次讓父親害怕。可反抗最終是無效的。初三暑假，父親安排她去廣東進廠打工。小芳不從，絕食了快一周，家里親戚紛紛打電話來勸，姐姐也跪下來求她：“要怪就怪你出生在這個家庭……”磨到9月1日，學校已經開學了。當同學輾轉找到小芳的聯系方式，問她在哪個班，她說：“我已經在東莞打工了。”

她被送進一家做手袋的工廠，成為15歲的童工。小芳踩著電車，操作針線，一天12小時，生產各種款式“質量很差”的包包——洗漱包、挎包、掛包、旅行包、雙肩包等十幾種包，見識了幾百甚至上千款包型，度過了三年的流水線生活。念書的執念逐漸沉落，生活有更迫切的任務：適應新生活——服從安排，聽從管理，跟同事搞好關系，在“溫情剝削”中保持清醒。小芳將自己按進現實，把念書的愿望交棒給了妹妹，“家里總要出一個大學生”，小芳供妹妹讀了五年制的大專。

小芳生活照（圖_受訪者供圖）

有一個時刻，念書的希望被再度擦亮。妹妹念大專時，告訴小芳有“成人自考大專”，還為她聯系了教導主任。小芳鼓起勇氣告知父親：“打工真的很累，我想回去念書。”父親否決，說：“你現在想都不能想了，立刻、馬上，停止想象。”接著是一連串關于用錢的反問：你讀書妹妹怎么辦？你讀書誰供你讀？房子怎么辦？裝修怎么辦？你姐姐已經嫁出去了，你不掙錢，家里怎么辦？

一盆盆冷水澆下，“我徹底變了一個人”，小芳說。她開始試著按照父親期待的那樣生活：上班下班，不與人過多接觸，閑了在宿舍看小說，寄錢回家。友玲記得，2017年在戲劇社第一次見到小芳時，她沉默寡言，一跟人搭話久了就臉紅，甚至有些語無倫次，“很奇怪的一個女的”。那時的友玲，是排演戲劇的女主角，講起故事來眾人沉浸，還同時創作工人的非虛構作品。

小芳后來這樣解釋：“當一個人很少與別人溝通，只待在自己的世界時，她很難突破自己的自卑。那時候我覺得所有人都很優秀，我低人一等，我配不上別人。”

但后來，小芳緊閉的心門被工人公益組織的陪伴敲開縫隙。“他們告訴我：你不要覺得自己說的是廢話，你要去表達自己的想法。你開心的時候，不開心的時候，憤怒的時候都可以說出來。”小芳成為了公益組織的義工，參與了宣傳組織、合唱、戲劇和口才班。

小芳成為公益組織的義工（圖_受訪者提供）

不過那一年，小芳在富士康的第一次年度績效評估被打了“丙”，車間其他人都是“乙”。小芳跑進廁所里哭，“付出和回報差距太大”。她猜測，名額留給了線長或以上級別管理層的關系戶們。但她沒有勇氣去質問課長，灰溜溜地辭職了。

離廠后，小芳曾短暫住在姐姐和姐夫在深圳租的房子里。三個月后，沒有收入、無處可去的她重新入職了富士康。

“我不能再假裝沒事了”

2018年11月2日，梅龍路人行天橋發生了一起強奸未遂案件。新聞的關鍵詞有：下班高峰期，暴力猥褻，慣犯，沒有攝像頭，受害者身心嚴重受創。一時間在工廠引起議論——天橋距離園區北大門僅百米，是廠外宿舍的工人們日常通勤必經之地。

飯堂里，小芳和女工們聚在一起談論起案件。女工們紛紛說起自己也曾有過被性騷擾的經歷：遇到露陰癖，下車前被摩的司機襲胸，跟蹤，甚至猥褻。小芳才知道，有這樣經歷的人不只她一人。當年四月，她在下夜班的路上遭遇蹲守在角落的男人猥褻拖拽，大喊得以脫身。七月，她于梅龍路天橋附近再度被猥褻，對方是來自同廠的男工人，她僥幸逃脫。在此之前，小芳從未接觸過性教育。短短時間內發生兩次猥褻，“簡直就是接連的毀滅性（的創傷）。”

遇襲后，她總是很害怕，陰影像焊在她的睡夢里。被拖拽時，她曾抬過一眼——暗夜里，她看見了那人的臉。那張臉反反復復地出現在腦中，讓她整夜整夜地失眠。走在夜路上，她擔心再會有人跟蹤她，摟她的腰，捂住她的嘴巴……有一次在車間，一個男同事拍了拍她的肩膀，她第一反應推開但又沒能推開，抖抖索索地眼淚就流了下來。她將這樣的狀態理解為“受驚”。“當一個人受驚，沒個一年半載是緩不過神來的”，她說。

她試圖向人傾訴，卻總是講不完便泣不成聲，一哭就是一兩個小時。她告知父親，父親讓她忘掉，“你以后要嫁人的，哪怕被‘那個’了，你也不能說出來。”與車間男同事說，卻遭來周圍笑話：“你一個女漢子，沒猥褻我們男的都不錯了。”周遭的冷漠，像二次羞辱與傷害。表面看來，小芳顯得癡癡呆呆，茶飯不思，不與人交流，不敢看人眼神，旁人一觸碰到她，她就會條件反射地縮起來，“其實我很窒息，感覺自己活不下去了。”

困獸之斗中，憑著一股求生欲，小芳一直想找到出口。當得知女工被猥褻在周遭是普遍現象，小芳心里冒起一個念頭：“我不能再假裝沒事了”。她提議大家一起去龍華區婦聯反映女工夜班安全問題。正好，人人都抽到了下早班。到達后，她們提出了訴求：對夜班路段沒路燈沒監控的問題進行改善；對女工普及性騷擾的安全常識。離開前，小芳填寫了信息表，留下了姓名和電話，并在交談中提及自己是富士康員工。

幾天后，小芳沒料到，婦聯給她回電“將跟富士康工會一起解決你的訴求”。公司根據婦聯反饋，在內部搜尋小芳身份時，連帶著讓在婦聯反映的小芳曾遭受猥褻的經歷在廠里被半公開。小芳被叫去人力資源辦公室時，現場已聚集了車間領導、婦聯、工會、員工關愛中心、法務部門的人，“這么多人圍著我一個人。”但這些人卻不是來支持她，反而是苛責她——作為受害人——的過錯。

這些人指出：她現場沒有報警，沒有留下證據；去派出所查看過數據，顯示沒有一宗猥褻案，也沒有相關投訴；所有事情要等排查之后再說；安全培訓明年會有，但只提供給富士康內部的員工。談話中，工會主席甚至說：“車間里很多女工遇到這樣的事，我們辦公室也一樣遇到，前兩天辦公室女生上廁所也被偷窺了，我們都沒有辦法。”

小芳覺得問題似乎落在了自己頭上，是自己沒有保護好自己。他們問：為什么現場不報警？為何不撥打關愛熱線電話？為什么不留下證據？為什么不跟別人一起下班？為什么要抄近路不走廠區大路？

小芳感到氣憤：“如果是認真想解決問題的，為什么不說說怎么去裝路燈或怎么增加巡警？為什么不談婦聯可以開展什么培訓？為什么不說怎么對梅龍路天橋那段路馬上進行改善？ 為什么要一直說我們要自己保護好自己，和調查我們的私人信息？”小芳拒絕向他們透露同行女工的姓名。

后來員工關愛中心的人質疑小芳“心里有病”，廠區內的心理咨詢師介入，細致詢問幾分幾秒、什么位置、如何被猥褻？小芳最后一道防線被擊潰了，“我是一個受害者，讓我一次一次把自己撕開就算了，還要讓我對著那幾個領導一次次地撕開，他們反反復復地問了七八遍。” 這在老員工友玲看來不難理解，“富士康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它首先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2018年12月，身背反性騷擾宣傳板的富士康女工

（圖_尖椒部落）

“解決訴求”不了了之。但小芳的日常中，處處已是有色眼鏡和竊竊私語。很快，她被誘導調崗，所謂“升職機會”實為將她調至一個更遠、夜路更黑的部門。小芳變得更恐懼。新部門的線長點名時，當眾喊她：“你是不是被強奸過的那一個？”第二天，她回到原部門，錄制了一個打卡上班的視頻給原組長，“我回來了”，小芳堅決不再離開。

在氣憤無助下，小芳注冊了微博，將“我反饋女性安全問題反而惹了一身禍”的文章發出，不久后文章上了今日頭條的熱搜。小芳再度被叫到辦公室，被質問：“你與今日頭條是什么關系？背后是不是有什么境外勢力？”

至此，從前因順從慣性而被工廠和家庭聯合鋪設的“認命”生活不再可行。“在我沒有發生猥褻案的時候，我也覺得我還可以繼續做夢，繼續幻想，但是發生之后，我覺得我不能等了，因為我的生命只有一次。再等的話，我覺得我會留下很多遺憾”，小芳說。

小芳開始思考自己想要的人生。這次她不再與任何人商討，報名自考了成人大專。她學習很多技能：養老護理，母嬰護理，面點，開車等等。“那段時間我過得很充實，以前不敢做的我一下子全都去做了。”過去，比如學習電腦操作，小芳會覺得自己“做不到”，但她現在會用手機搜索、或主動借他人電腦詢問摸索，“我不會，但我可以去學習。”

學習技術讓她心里有安全感，“假如有一天廠里不要我了，我有證，我有技能，我可以去做別的東西。”她還會鼓勵身邊的女工都去考證，“讓大家去找自己的價值，而不是一顆顆螺絲釘，不是廠里覺得你有用你就有用、沒有用就沒有用的人”，她說。

大專畢業那天，小芳拿到了“多年來夢寐以求的”畢業證，還穿上了學位服。她希望很多人來陪她一起拍照，分享喜悅。但現場只有她一個人。她依然開心，“本在幾年前就可能實現的事情，現在才實現，但我覺得從來也不晚。”大專一畢業，她繼續自考本科。

大專畢業當天，小芳拿著畢業證書在背景板前獨自留影

（圖_受訪者提供）

當以小芳遭遇性騷擾事件為原型的戲劇進行排演時，小芳拒絕飾演女主角，“我還在里面，我演不了。”演出那天，小芳坐在第一排，哭得很傷心，眼淚怎么流也流不干。戲劇被改編了：被猥褻犯擒住的女工逃脫成功，最后還將罪犯制服。黑暗中，有人為單薄的小芳披上了棉衣，說：“你已經很勇敢了。”謝幕之后，人人都來擁抱小芳。小芳知道了這世上的故事也可以有另一種劇情。

2018年起，小芳與其他女工一起發起了“夜班巡邏組”：早上8點下夜班，巡邏組會在監控薄弱或人流密集地段巡邏到11:30。之前，她總忍不住想，若當時自己事發時有人在巡邏該多好，“雖然這個社會真的很冷漠，但我還是想做溫暖的人。”巡邏路上，她還會買面包發給路邊的流浪漢。

小芳從來沒有后悔去婦聯反饋情況和在網上發布文章，哪怕后續得到這么多麻煩、報復和厭女目光，并因此成為“刺頭”（不服從管理的人）時不時被領導找麻煩。但在長達快一年的恐懼和陰影里，她總是睡不著，像個刺猬那樣將自己緊緊豎起，封閉起來。文章發出去的那一個夜晚，她久違地睡了一個好覺。

她知道了一件事：“有些事情，你必須說出去，它才會結束。”

“黑名單”里的友誼

2025年4月7日下午三點半，小芳訴富士康一案一審開庭。現場通過互聯網知曉小芳案件來觀看庭審的社會人士有三十幾人，包括工人、自由撰稿人、藝術家、白領、職校學生，還有唱過女工相關題材的搖滾樂主唱。

這些“圍觀群眾”大多數是女性。小芳訝異，心里很感動，“我沒有想到會有這么多人關注。”她到達時，臉色蠟黃，頭發零散。前一天兵荒馬亂準備庭審之余，她還直播了六個小時。早上起來渾身虛脫，加上感冒，她撐起自己去社康吊了水。下午兩點，代理律師才趕到，兩人匆匆對了十五分鐘證據與質證意見，便趕往法庭。

按照法律，公開審理的案件可以允許群眾旁聽。但在入場時，庭審助理表達“位置有限，法庭很小”，無法讓這么多人一同進去，小芳激烈爭取：“我原告這邊也需要有人旁聽”，這是她對支持者的維護和義氣——希望他們都能進場。最終，庭審旁聽的座位增加了六位。整個法庭里，除了法官和書記員，富士康只來了一位法務，旁聽座位上都是小芳的支持者。

一審當日，小芳在深圳市龍華人民法庭門口（圖_受訪者提供）

庭審結束后，支持者們一同聚餐。在座的有兩位富士康的前員工，老周和友玲。2015年，老周是小芳如今的年紀，被富士康非法解雇，仲裁勝訴后被富士康反告，一審老周勝訴，二審也勝訴。談起往事，老周和友玲感慨“我們的經歷都跟小芳一模一樣”，并打趣“我們三人現在都上了富士康的黑名單”。

所謂“黑名單”指的是在富士康及富士康子公司系統內被拉黑，終生不會再被錄用。有一次老周路過富士康，在門崗刷卡機刷了一下身份證，門崗立即亮起紅燈，發出警報聲，警衛趕來。還有另一位跟友玲一起集體參與追繳過公積金的工友，六年后通過獵頭得到再度入職富士康的機會，在辦理入職手續時，屏幕卻顯示“狀態：審核不通過；審核結果：中央安全及餐廳管控名單！”

2024年1月29日，遭富士康開除的小芳無法通過驗證進入工廠

（圖_視頻截圖）

但這么多年來，“黑名單”里的友誼還在維系著。早前讓小芳痛哭的戲劇演出現場，老周就是在觀眾席中為小芳披上棉衣的人。老周熟讀勞動法，是除友玲外，傾聽小芳最多、提供法律思路最多的朋友。朋友圈里，小芳的每一篇相關文章他都會轉發。老周談起這種支持，“我們是共命運的——一條繩上的螞蚱，當資本對我們進行敲打的時候，第一時間我要支持她，讓她站起來，敢于反抗。”

藝術家積木也參與了小芳的仲裁和一審，他被“小芳的堅韌”打動，“看見她不斷站出來維護自己的權益，同時也會把自己的經驗分享給其他人。”一年多來的友誼中，積木觀察到：“一個人無論背后有多少支持，維權終究是自己一個人去面對。”

被富士康解雇后的清明節，小芳回老家掃墓，落魄時被親戚們圍攻貶低，“把我都罵哭了。”小芳即將申請仲裁，需要5000元律師費。那時她父親年逾六十，是環衛工，渾身曬得黢黑，因為“吃得太多、還不如聾啞人”而被老板開除。小芳父親告訴她“銀行卡現在取不出錢”，小芳不忍心，只讓父親從最后一份工資里給了她2000元。一貫教孩子們“要學會忍”的父親頻頻搖頭：“我這一輩子都沒跟人打過官司。”

2024年4月，小芳成人本科畢業，專業是人力資源管理。她開始找文員相關的工作，應聘過的公司工作要么需要上夜班到12點，要么績效考核很多，介意小芳沒有相關從業經驗。房租和欠債在眼前，小芳不得不開始嘗試許多流動性職業。做數據線的日結工時，“血汗工廠”具象在她起繭流血、關節腫痛的手上，一天組裝七八千條，到手兩百多塊，六十流入中介口袋。送外賣，大熱天吭哧吭哧爬樓，超時扣錢，被罵忍耐。做蔬果店店長，沒有合同，被拖欠工資，她硬剛，以“門店無運營資質”跟人高馬壯的老板談判要回了錢。

小芳在蔬果店打工（圖_受訪者提供）

這些經驗都像離開工廠后重新“社會化”的磨煉，它們比流水線工作難度高、更缺乏勞動保障和尊重，但完成它們能讓小芳確認自己的能力，以及確信“人生有很多可能性”的自由。她告訴自己：只要能適應，我就能成長。小芳再也不想回到工廠了。

但生活里，小芳仍處在極度的內耗中，“哪怕我出來了，我都一直在折磨自己，沒有放過自己。”小芳常常失眠，一日只吃一頓飯。平日里早上九點上工，晚上十一二點回到出租屋，聞著霉味，偶爾蟑螂爬近，老鼠竄出，又要抓打一通，再拖一遍地。友玲只好逗她：“寂寞了就跟老鼠聊聊天。”

2024年10月15日，仲裁判決支持富士康。屆時，不通風的出租屋房租漲了，小芳被父親要求添加一位愿意當上門女婿的單身男人的微信，“你如果跟他相親成功，我就給你轉錢讓你繼續打官司。”小芳決定再也不接父親的電話，“我不想再對家庭有幻想了。”她陷入人生的最低谷。

但社區的人和生活逐漸托起她。小芳租住的城中村四周有菜地，露營基地，廣場綠道，公園和古村遺留建筑，“很治愈，像回到農村一樣。”往外走，路上會有一個個擺地攤的菜檔，小芳喜歡跟賣菜阿姨聊天。嘮嗑多了，感冒時，阿姨還會給小芳專門留下艾葉讓她泡水洗澡。阿姨跟小芳媽媽的年紀差不多。社區里還組織了讀書會，女人們聚在一起讀書，談論生活，小芳聽到別人的喜怒哀樂，共情時一起落淚，也分享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心扉打開了。”

她們讀的書是路易斯·海的《每一天愛自己》，“相互支援跟陪伴之后，我才開始愛自己，不去傷害自己。”做保姆時，小芳每天都會推著寶寶在隨心情挑選的各個公園散步，山樹環繞，頭頂藍天白云時，小芳會忽然覺得：時間已經過了這么久了。“我應該要好好做一頓飯，好好犒勞自己，案子也不是很重要，自己更重要。”

在短短兩個月中，小芳逐漸知道一個賬號應該如何運營：前三秒非常重要，每一句話都要準確到位，視頻不宜過長，評論里可以文字總結觀點。運營賬號，她經歷過三個階段，最初，她非常在意瀏覽量和增粉量，但視頻接二連三被舉報被刪除；接著，是在“去死”“去跳樓吧”“搏流量的騙子”“有老公嗎”的網暴私信中情緒陷入崩潰；到如今，她穩定熟練地保持更新。

小芳知道，只要堅持發內容，流量和粉絲都會慢慢增長，這意味著她的故事會被更多人聽見。她的觀眾還不乏國際友人，來自東南亞和敘利亞。跟最初扯著嗓子喊，車轱轆話來回說，情緒激動眼淚橫流相比，如今的她松弛很多。過端午節時，她用小號（@小芳的故事）開播，以“隨便聊聊”為主題，像跟朋友聚會一樣，放了《國際歌》做背景音樂。在4月7日一審結束的飯桌上，老周曾說過：“陪伴就是一種無形的力量。”

被領導的釘釘消息持續煩擾的友玲和小芳幾乎天天相見。這一回，陪伴者的角色變成了小芳。她們相會于治愈過小芳的出租屋旁的公園草坪上，坐下或躺在夏日的一片樹蔭里。友玲帶著凌亂的文件資料讓小芳幫忙研究細讀，小芳會跟她強調要開始為仲裁準備，收集證據的原始載體，為她寫下去追繳社保的一步步流程。

小芳如今是友玲的“老師”。為即將可能到來的戰斗，兩人復盤起小芳一路抗爭的細節，友玲感慨：“小芳前面也沒有那么堅強。但現在的她，心里就像一塊頑石一樣，無堅不摧。”友玲受到鼓勵，已想好對廠里“不給加班”的對策：熬，繼續學習，不加班的時候將自己一直沒寫完的小說完成。“人生幾十年，我活好自己，修煉好自己就可以了。”

當積木提出給“維權姐妹花”拍照時，小芳手不知道怎么擺，有些羞澀地笑了。友玲說：“你要把鏡頭當成資方，不能笑了，你要很藐視它。”

“我藐視它干嘛？我就要笑一下！”小芳幾乎想喊出來，“我活得很好，我每天都很開心，我出來之后我比以前過得更好了！”

在那張照片被拍下的第二天，6月9日，友玲去社保局追討社保，工作人員輕輕提醒了一句：“你在職開始走流程的話，我就直說，你要做好斗爭的準備。”

第三天，友玲回工廠上班，卻被多人圍住禁止進入車間。他們出示了一張紙，照本宣科一樣：“按照上面的條例，你已經違反了公司第150條第3款，我們現在要對你進行開除。”

（應受訪者要求，友玲，老周，積木為化名）

撰文_張燚燚

編輯_滾木

平臺編輯_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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