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彭德懷去看望羅榮桓，羅榮桓當面批評他：你糊涂啊！

彭德懷，羅榮桓二位開國元勛，是一同經歷了紅軍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經歷生死的革命同志，本有著兄弟情的他們卻也有意見不合，觀念不一的時候。

1953年，彭德懷去看望正在北戴河休養的羅榮桓院長，羅榮桓竟不顧情面，直接批評彭老總說他是不是老糊涂了，這是為何。

提到這兒，就不得不說起新中國那段特殊的歷史時期，彼時的新中國才剛成立不久，全國百廢待興。

為了找到一條合適的出路，國家領導人決定效仿蘇聯模式，毛主席提出：“他們就是現成的教科書，這本書我們要仔細翻閱。”于是，不計其數的蘇聯顧問不遠萬里來到了中國。

毛主席認為，我軍目前尚處于落后水平，為了應對隨時可能發生的帝國主義的侵略，我們應積極向蘇聯學習，爭取將他們的寶貴經驗都學到手，將我軍建設成世界上第二支最優良的軍隊。

但應叫顧問還是叫專家呢：原來，早在紅軍時期，紅軍就感受到了外國顧問不能切身體會紅軍艱難的現狀，不心疼戰士的教訓。

比如長征時期的德國共產黨李德同志，不僅在湘江戰役時，絲毫不聽取毛主席的意見，一意孤行，執意要戰士們帶著輜重行軍，結果除了不計其數累死在半路的戰士外，更是大大拖累了行軍速度，造成了巨大的傷亡，給我軍帶來了難以抹去的傷害。

直到遵義會議后取消了李德等人的指揮權，確立了毛主席的指揮地位，才將我軍拉回到了正軌上。

但是外國顧問不切實際的錯誤指揮，對我軍戰士造成的傷害卻仍舊歷歷在目，很多人都對“顧問”這個名稱有所情緒。

于是1950年，劉伯承思慮再三，決定改變這個稱呼，于是他就直接向周總理提議，要不別叫“蘇聯顧問”了，叫“專家”吧。

1952年，周總理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將彭總從前線調回國，讓他在北京主持軍委的日常工作，參會人員悉數表示同意，而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后，對蘇聯顧問的態度也很謹慎。

彭德懷表示，各部門與蘇聯顧問之間不能只是面對要求走形式，要設身處地地與蘇聯顧問交流，面對他們要虛心求教，以此改進自己的不足。但也不能完全照搬蘇聯顧問，因為當時有很多蘇聯顧問，將蘇聯紅軍的模式一成不變地搬進了中國，這樣的模式不符合中國國情，勢必會走很多彎路。

就拿內伶仃島上的居民來說，彭總在知道他們的處境之后十分生氣。我們本身沒有這個意思，是蘇聯顧問的一意孤行，在我們看來，只需將其中含有重大嫌疑的居民清走即可，而不是讓這些人一時半會都居無定所。

在當時的蘇聯模式下，不僅蘇聯顧問與我軍有很大的分歧，就連蘇聯顧問內部也各有各的意見。比如海軍部門顧問強調擴大海軍，空軍部門顧問極力強調擴大空軍，而如此多的意見，無疑也增加了彭德懷的工作難度。

就連一向對此保持謹慎態度的彭老總也有不慎的時候。

1953年，在朝鮮戰爭即將結束之際，蘇聯顧問多次建議彭德懷，讓他效仿蘇聯紅軍，實行“一長制”：即實行一首長制度，也就是要取消政委等職位。

本來彭德懷并不贊同，但是經不住這些蘇聯顧問的軟硬兼施，最后彭德懷在軍委例會上提出：就按照蘇聯所說，團以上的政治部可以取消政治部主任一職，由政治委員兼任，然后將抽出的干部培養為軍事指揮員，隨后彭德懷在全軍實施。

而我們故事的另一位元勛，羅榮桓同志，長期從事政治工作，聽到此次變動，他有很多話想問彭德懷，正欲電話之際，不料彭德懷主動找到了他，他正是來詢問這位老政委的意見。

羅榮桓告訴彭德懷，政委制度是我們從井岡山時期就建立起來的，不能因為一味地效仿蘇聯就認為政委的作用不大了，認為政委過時了，那樣豈不是丟掉了我軍的優良傳統。

回去后，彭德懷作了深刻的反思并在軍委例會上進行了自我批評。

此后彭德懷知道了一味效仿蘇聯的弊端，深刻思考了究竟該如何向蘇聯學習，后來他提出，我們在向蘇聯學習的同時，更要自己去實踐，將蘇聯的經驗同自身的經驗結合起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尤其不能狂妄自大，拋開機械化模式。

而同時的毛主席又是什么想法呢。我們知道，毛主席的一生都在希望中國能夠不依賴于別的國家，搞出自己的一套屬于自己的模式來。

因此，對于蘇聯模式，毛主席的想法跟羅榮桓一樣，他告訴同志們，我們不要覺得自己的東西不如別人，把我們自己的東西撿起來，提高民族自信心，要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視美帝主義”精神發展起來，彭德懷也迅速將毛主席的批示在全軍中傳達下去。

但是當時的很多蘇聯顧問面對我們國家的發展，他們當中不乏有嗤之以鼻之輩，雖然表面上并沒有什么，但是在他們平時的言語和行為中，這種想法就被徹底暴露了出來。我們的駐華顧問和毛主席當然也知道，因為蘇聯人只講蘇聯模式，隨后一股腦地丟給我們，全然不顧中國國情是否適合。

而不允許我們有任何反駁，甚至在我們有與之相悖的時候，蘇聯人就會表達不滿，這也為后面的中蘇關系破裂埋下了伏筆。

由于蘇聯的目的是讓中國照搬蘇聯模式，讓中國成為蘇聯在東亞的一顆棋子，而中國執意不照搬蘇聯模式，要走出一條自己的獨立的路來，蘇聯不能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身上得到國民黨那樣的好處，很快中蘇關系便出現了裂痕。

他們下令撤走了所有派往中國的專家，還把所有的設備跟數據帶走了，當時有很多大項目只做了一半便匆匆結束，蘇聯專家全部撤走以后，中國的很多技術又被迫回到了解放前，包括當時正在進行的原子彈工程，蘇聯專家們秉承就是燒了也不便宜中國，讓很多中國科學家的努力功虧一簣。

毛主席知道，要想徹底去“蘇化”，這些代價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當時的先輩什么都想過，唯獨沒想過放棄，兩萬五千里長征都走過來了，幾十年抗戰都打過來了，中國不會止步于此。

終于，經過以錢學森為代表的老一輩科學家，艱苦奮斗和不懈的努力下，我國于1964年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并于三年后爆炸了第一顆氫彈。

如今看著中國軍事領域，航天領域，科技領域等都走在世界的前列，和已經不復存在的蘇聯，我們知道，毛主席的決定是正確的，擺脫蘇聯模式走出一條獨屬于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定是正確的。

參考資料：

《羅榮桓傳》；《羅榮桓元帥》；《毛主席與十大元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