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讀魯迅的《文化偏至論》：我們從來就沒有爭取過“人”的命運

《文化偏至論》

《文化偏至論》發表于1908年8月的《河南》月刊第7號。這是魯迅早期的作品，那個時候，魯迅的思想也還積累中。當時清王朝已經到了末期，但當時人們并不知道清王朝即將在兩三年后亡國，我們只是以后世人的姿態才知道的。

而且那個時候，統治者們還在忙著自救、維護統治，沉醉于立憲救國、實業興邦。而當時的魯迅就知道，這沒什么用。他以異乎尋常的冷峻與深刻，警醒世人：真正的救亡圖存，絕非僅靠器物制度層面的模仿就能完成。看穿了這些把戲，那個時候，他就想重建個體靈魂的獨立與尊嚴。所以說，魯迅的思想其實早就在他年輕的時候就形成了，并且在早期左右就能看出來。

這部作品，魯迅把批判的矛頭首先指向“物質偏至”的虛妄。他洞察到，在單純物質繁榮的追求中，一種深刻的“精神沉淪”正在發生：當“黃金黑鐵”被奉為圭臬，人的內在價值與尊嚴便不可避免地矮化、異化。

19世紀后葉以來，所有事物，無不質化，精神日益虧蝕，旨趣流于平庸，人們對客觀之物質利益，趨之若鶩；而對主觀之內面精神，乃舍置不加反省。看重外物，放棄內德，取物質，遺精神，林林眾生，物欲來蔽，社會憔悴，進步以停，于是一切詐偽罪惡，無不乘之萌動，使性靈之光，愈益黯淡。19 世紀文明一面之通弊，大概如此吧。

所謂“質化”，就是人的物質化與物欲化，雖然物質文明是人類生活的根本，但如果崇奉過度，傾向偏至，忽視人的精神，就會被物質所奴化，成為物的奴隸，錢的奴隸，某種外在形態，如名譽、地位、學歷、身份等等的奴隸，出現物欲橫流的“質化”現象，產生極壞的惡果。魯迅說這種對物質的崇拜本質上是一種“偏至”，它打破了物質與精神應有的平衡狀態，導致文化結構的根本性失衡。

與“物質偏至”相伴的，是“眾數偏至”的迷信。魯迅清醒地認識到，“眾治”在西方有其產生的特定土壤，而未經省思地將其移植于國內，可能帶來新的“壓制個性”的災難。他深刻質疑：“以眾虐獨的所謂社會，是否會成為扼殺少數天才與異見者的新暴政？魯迅警示世人，失去個體精神自覺的”眾數“崇拜，不過是以集體之名施行的另一種精神專制。

那么，我們到底該如何做？

在對“偏至”的深刻批判中，魯迅提出了石破天驚的救世方案——“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這短短十二字箴言，成為《文化偏至論》的靈魂所在。魯迅并非簡單地反對物質發展與制度變革，而是強調這一切變革的基礎必須是人的精神覺醒與自由意志，用兩個字來說就是“立人”。

我們從來就沒有爭取過“人”的命運

“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

魯迅的出發點在于尋找個體的自由和人的價值，但是這樣的“人”我們這個社會中已經被吃掉了。我們從來就沒有爭取到過“人”的資格，只不過是牛馬，甚至亂世的時候牛馬都不如。

“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于奴隸的時候，缺失數見不鮮的。”

所以說，在幾千年的文明的進程中，個人的尊嚴的觀念未嘗出現過。因為我們的君權專制其實未嘗改變過。上千年來，我們都是專制社會，一直在專制的命運里打轉，走不出這個怪圈，逃不出這個歷史的囚籠。

我們缺乏這樣一個”文化偏至“的歷史文化背景，對“個人”的涵義的理解也就打了折扣。要“立”起這樣的“人”，就有一個艱難的認識過程和漫長的實現的過程。“法治”和“自由”在魯迅時代仍然只是存在于民眾的奢望中。

所以我們要“立人”是要面對的就是王權的專制與精神的禁錮，權力的壟斷和統治的碾壓，強權的壓迫、剝削。

在專制社會中“盲從”乃是民智未開時的“民眾”的特色；“民眾”的思想也不過就是統治者的思想：“一梭格拉第也，而眾希臘人鴆之，一耶穌基督也，而眾猶太人磔之，后之論者，孰不云謬，顧其時則從眾志耳。”而治者之大打“民眾”牌，正是要借其“多數”之力，借“眾以陵寡”，專制假借“群眾”之名而變得更加暴戾。由是而言，“任個人”和“排眾數”是魯迅的先知和睿見可無疑。在這個意義上，《文化偏至論》所提出的“立人”思想，成為穿透歷史迷霧的永恒火炬。

任何健康的社會發展，其核心必須是“人”本身的精神站立與價值實現。制度的設計、科技的進步、經濟的增長，其最終目的都應服務于人的尊嚴、自由與全面發展。真正的進步，是每個個體都能擺脫“偏至”的桎梏，成為擁有獨立思想、自由意志與創造活力的主體。民族真正的生命力與創造力，永遠深植于每個個體“自覺至，個性張”的靈魂沃土之中。

本文參考文獻：

魯迅.《文化偏至論》

《文化偏至論》之我見——紀念《文化偏至論》發表10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