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車之鑒歷歷在目，李在明如何給自己找后路？

韓國總統(tǒng)李在明上任剛兩天，共同民主黨議員張慶泰就牽頭提出了一項《憲法法院法》修正案，核心內容是讓普通民眾重新審議憲法法院的“駁回決定”以及審判程序的適當性和合法性。按照提案方的說法，這是為了強化憲法審判的民主正當性，提升司法制度的公信力，避免憲法法院的判決與民眾的法律情感脫節(jié)。

韓國總統(tǒng)李在明

根據修正案內容，憲法法院需設立一個名為“國民主權委員會”的機構，專門審議駁回決定和審判程序的合法性。委員會成員由“19歲以上、具備健全常識和平衡感的普通國民”組成。張慶泰解釋稱，這一機構只是單純的咨詢組織，沒有強制約束力，僅提供參考意見。他強調，委員會不會干預憲法法院的獨立審判權，最終決定權仍在法官手中。

然而，這一看似溫和的提案背后卻暗藏爭議。高麗大學法學院教授張榮洙直接質疑其動機，認為這是在變相干預司法獨立。他提到2009年的“申英徹事件”，當時的大法官申英徹因在法官群發(fā)郵件中要求“按現(xiàn)行法迅速審判”而引發(fā)司法風波。張榮洙認為，如今的“國民主權委員會”可能比當年的郵件指令更深入干預具體案件。他反問道：“國務會議也是審議機構，但為什么非要單獨為憲法法院設一個委員會？這難道不會讓人懷疑是在削弱司法權？”

支持修正案的建國大學法學院教授韓相熙則認為，如果委員會僅對駁回案件提出建議，不具強制力，問題不大。憲法法院的部分案件由小合議庭（非全體法官參與）處理，委員會可以建議將某些案件移交全員合議庭重新審議，這反而能增強審判的民主性。但張榮洙反駁稱，若所有駁回案件都要求全員合議，將導致審判延遲，甚至癱瘓憲法法院的運作。他舉例稱，德國憲法法院有16名法官，分兩組處理案件，而韓國憲法法院僅審理憲法訴愿案件，若盲目擴大量審范圍，需先解決制度配套問題。

時任韓國總統(tǒng)文在寅在韓國國會發(fā)言

共同民主黨近年來對“國民委員會”模式情有獨鐘。早在今年4月，該黨選舉對策委員會就與多個市民團體簽署協(xié)議，推動設立“國民公會”和“市民社會委員會”，號稱要讓500名以上民眾討論國家議題，并將結果提交國會或政府審議。5月，共同民主黨還與在野黨聯(lián)合提議成立“社會大改革委員會”，聲稱要推動“市民參與式改革”。更激進的是，黨內甚至有人主張設立“內亂特別法庭”，專門處理前總統(tǒng)尹錫悅的“內亂嫌疑”。這些動作被外界解讀為共同民主黨試圖通過“民意機構”對沖司法風險，尤其是為李在明可能面臨的審判鋪路。

政治學者趙元彬指出，共同民主黨和現(xiàn)政府顯然對司法機關缺乏信任。他強調，憲法法院的判決應是“最終決定”，若僅因與民意不符就增設審議環(huán)節(jié)，可能破壞司法權威。更關鍵的是，如果委員會真的只是咨詢性質，何必專門立法？這種制度疊床架屋的做法，反而暴露了執(zhí)政黨對司法系統(tǒng)的過度防范。

李在明本人曾因公職選舉法案件被最高法院發(fā)回重審，而共同民主黨隨后提出將大法官人數(shù)從14人增至100人，被批為“政治擴編”。如今又推動憲法法院改革，難免讓人懷疑是否在為自己“打造安全網”。韓國司法體系本就面臨效率低下和信任危機，若再以“民主”之名植入政治干預，恐怕只會加劇混亂。

韓國憲法法院

說到底，司法獨立和民意監(jiān)督如何平衡，一直是難題。但將司法裁決權部分讓渡給非專業(yè)“國民委員會”，究竟是彌補民意缺口，還是變相的政治操控？答案或許取決于誰在主導游戲規(guī)則。

文案丨廬山煙雨

編輯丨浙江潮

圖片丨源于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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