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許世友心中怨氣很大，毛主席找到凱豐：你搞的什么名堂？

作為中共早期的重要領導人之一，凱豐曾大力支持過博古。后來，凱豐雖然在政治立場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轉而支持毛主席的正確路線，但卻依然不能正確理解毛主席的政治理念，在團結同志方面轉變的比較緩慢，還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評。

那時候，在聽到毛主席的批評時，凱豐很不理解，甚至感覺到有些委屈……

1936年7月11日，毛主席率領中共中央機關到達被稱之為“斗城”的陜北保安。

此時，紅四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的同志們依然還在長征的路上，接受著大自然的考驗，以及國民黨反動派的圍追堵截。

10月9日，紅四方面軍在經歷了千辛萬苦后終于到達甘肅會寧，與紅一方面軍勝利會師。10月22日，紅二方面軍也到達了會寧以東的將臺堡，同紅一方面軍會師。

至此，三大紅軍實現了勝利大會師。當時，紅四方面軍的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李卓然向中共中央發了一封致敬電。在電文中，徐向前等人說：

“在會寧我們已經與紅1師的戰士們攜手見面了。他們英勇殺敵的氣概，和藹親誠的態度，使我們敬仰欽佩。”

接到徐向前等人的電報后，毛主席非常高興。隨后，中央軍委決定對紅四方面軍的干部進行整編和學習，以加強思想統一和政治紀律。

不久后，許世友等紅四方面軍的干部們便奉命進入紅軍大學，開始了學習。

1937年2月，隨同中共中央來到陜北的凱豐，被任命為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

不久后，凱豐便發表了一篇題為《黨中央與國燾路線分歧在哪里》的文章，說了一些不團結的話，給紅四方面軍的廣大干部造成了很大的壓力。

3月，為了維護中國共產黨的團結統一和革命事業的持續發展，以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穩定和發展，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了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和軍閥主義錯誤。

然而，在批判的過程中，卻出現了一些錯誤和偏差，將他的錯誤與紅四方面軍廣大干部戰士的貢獻和努力割裂開來，甚至將張國燾本人的錯誤歸咎于整個紅四方面軍，出現了對紅四方面軍的部分干部戰士的不公正對待。

對此，紅四方面軍的許世友等人十分不滿。當時，許世友便在批判會上說了一些過激的話，造成了會場上的緊張氣氛。

事實上，許世友說那些話只不過是因為性格直率的原因。而他的性格直率，也是人所共知的。

然而，在得知這件事情后，凱豐卻沒能冷靜處理，而是認為這是戰士們政治覺悟不高的表現，還對那些戰士們進行了批評。

后來，由于判張國燾錯誤的擴大化，許世友等人串聯三十多人，準備離開陜北。最終，這件事情沒能實施，許世友等人被逮捕，并定了一個“拖槍逃跑”的罪名。

很快，凱豐將這件事情報告給了毛主席。

聽了凱豐的匯報后，毛主席感到問題十分嚴重，認為凱豐在這件事情上做的有些過火了，便直言不諱地批評了他，說：“你搞的什么名堂？弄得這么多紅四軍高級干部反對我們，這還能說你正確嗎？”

接著，毛主席又看著凱豐，說：“凱豐同志，我看你是把他們逼上梁山嘛！”

看得出來，凱豐在這件事情上的確是做得有些過火了。因此，毛主席才對他提出了批評，

然而，面對毛主席的批評，凱豐卻感到十分委屈，辯解說：“主席，我是認真按照你的指示精神布置的。”

聽了凱豐的辯解，毛主席十分生氣，說：“什么我的精神？我的精神、中央的精神是批張國燾，你卻不分青紅皂白，一竿子橫掃一大片。”

緊接著，毛主席又說：“你還別出心裁，跑到紅軍大學、四方面軍中，搞什么‘究竟是毛澤東水平高，還是張國燾水平高’的討論。還是張國燾的學問大呀！張國燾過去在四方面軍批我毛澤東，就沒有批一個戰士。可現在，毛澤東批張國燾，居然連戰士都一起批了！”

隨后，毛主席耐心地向凱豐做了解釋。在毛主席的解釋下，凱豐才逐漸認識到了自己的問題。

后來，還是在毛主席親自做工作的情況下，才化解了這場危機，將許世友等人引到了正確的革命路線上來。

之后，凱豐也就這件事情，誠懇地作了自我批評。后來，在政治局召開的批判張國燾的會議上，凱豐仍然受中央委派，作了主報告。

此外，凱豐還前往到抗日軍政大學，指導了這場批判斗爭。

雖然在批判張國燾這件事情上做得有些過火，但并不能說凱豐就是一無是處的。畢竟，凱豐在歷史上一直是忠于自己的信仰的。

在政治立場轉變后，凱豐的才能也得到了很大的發揮。比如，在后來的洛川會議上，凱豐便參與討論通過了《中央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等重要文件。

1938年2月，受黨中央委派，凱豐前往武漢工作。

期間，凱豐先后擔任了中共中央長江局委員、宣傳部部長、黨報委員會委員、國際宣傳委員會委員、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等職。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凱豐擔任了南方局常委兼宣傳部部長和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

1940年11月，凱豐奉調回到延安，擔任了中共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

后來，凱豐又先后擔任了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書記，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中央學校教育管理委員會主任，中央出版委員會成員，中國青年反法西斯臨時委員會委員等職。

任職期間，凱豐對自己的要求很嚴。

1942年，延安整風期間，凱豐主動要求下連隊工作，表現了對基層工作的重視和對群眾路線的實踐。

看得出來，在轉變了政治立場后，凱豐的變化很大，逐漸從高層領導轉到了更加貼近實際、更注重實踐的路線上。

建國后，凱豐擔任了中共沈陽市委書記，為沈陽的經濟建設和支援抗美援朝戰爭，做出了重要貢獻。

1952年9月，凱豐被調到中央工作，再次擔任了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后來，凱豐又兼任了中共中央馬列學院院長。

1955年3月23日，凱豐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年僅49歲。

縱觀凱豐短暫的一生，他雖然曾經在工作中犯過錯誤，但卻能夠始終忠于共產主義信仰，為黨和人民的革命事業，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功在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