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選擇用自己的“道”來實現希臘的“邏各斯”

中文打字機：一個世紀的漢字突圍史

作者：[美] 墨磊寧

出版時間：2023年1月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新民說

方塊字的抵抗

——墨磊寧《中文打字機》評介

劉天宇

麥克盧漢在媒介研究的扛鼎之作《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中，曾經專辟一章“進入鋼鐵奇想的時代”來講述打字機對于現代生活的影響。在章末，他遺憾地指出打字機也未能逃脫媒介的逆轉定律，“打字機曾經向西方世界的娜拉· 海爾茂們許諾職業(yè)婦女成功的希望，但它畢竟是難以捉摸的‘南瓜變成的馬車’”。以雷明頓打字機為研究對象的麥克盧漢不會想到，在遙遠的東方存在著一批又一批知識分子為了文明轉型與賡續(xù)，在中文打字機的發(fā)明上投入過畢生心血。

《中文打字機》是斯坦福大學歷史學教授墨磊寧傾十年之功完成的媒介考古之作，從北京奧運會的出場次序風波和美國的一則諷刺中文打字機的漫畫出發(fā)，梳理了由拉丁字母打字機開始到多種中文打字機發(fā)明的技術嘗試，最終以新中國體制下人民智慧對常用字型打字機的改造作結。原書副標題為簡單的“A History”（歷史）一詞，中文譯者創(chuàng)造性地將其擴展為“一個世紀的漢字突圍史”。這一翻譯可謂是恰到好處地反映著中文方塊字在表音文字和與之配套的現代技術的“圍剿”之下，抵抗并且超越了西方中心主義或者稱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技術邏輯與現代話語對于中華文明的束縛。

《中文打字機》書影

一、現代中國的困境

從墨磊寧追溯的打字機史前史來看，中文打字機面臨的困境首先是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現代性困境，同時也是現代中國的困境。在高度成熟的文學和語言學研究中，以陳獨秀、錢玄同和魯迅等人為代表的“文學革命派”甚至是反漢字派，已經被賦予了合理且合適的歷史地位。但是從中文打字機的角度來看，反漢字派似乎又獲得了一種技術上的合理性。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同樣也是墨磊寧強調的是，這種對于漢字本身的指責與排斥其實是現代中國在自我焦慮和外在幻覺共同作用下的產物。西方中心主義下的技術邏輯并不與現代性天然地綁定在一起，方塊字的存在不僅具有合理性，而且還為輸入法邏輯的建構與完善提供了多元的思路。事實上，結合后文對于林語堂發(fā)明的明快中文打字機的介紹來看，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中尚有人能夠使方塊字與打字機技術實現理想上的兼容。不過，反漢字派的知識分子同樣是愛國憂國，他們看似荒誕的主張背后隱藏著與后世仁人志士相同的目的，即“中國走進現代世界”。

而阻攔中國走進現代世界的，同時也是阻礙中文打字機發(fā)明的力量，除了來自于內部的焦慮，還有外來的偏見。所謂的“咯記”這樣龐大且丑陋的中文打字機假想就是這些偏見的表征，登載在外媒報刊上的諷刺漫畫為我們還原了中文打字機草創(chuàng)時期所面臨的壓力。墨磊寧一針見血地通過對技術語言現代性的分析，戳破了兩處謊言：在世界范圍內廣泛傳播的現代信息技術只是歐洲殖民主義與后續(xù)美國全球霸權的文化影子，而其宣揚的所謂的通用和融合實則是一種“偽普適性”。“阿拉伯文打字機問題”就是經典案例，針對阿拉伯文、俄文、暹羅文等語言文字而做出適應性改造的雷明頓打字機，本質上是將其他各種文字都視為了具有特殊性的英文。因此，來自西方世界的、對于方塊字的審判和批評都是以英文作為標準的，并不真正代表著一種來自“現代世界”甚至“文明世界”的否定，而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借助技術問題完成的一次文化表演。

雷明頓公司生產的暹羅文打字機，約生產于1925年（美國）

二、艱難的嘗試

在拋下裝扮為現代性的思想負擔之后，中文打字機的發(fā)明者不得不面對艱難的現實問題。在此，墨磊寧在技術考古學上的巨大投入正式浮出水面。經過一系列追溯與考證，這位歷史學家梳理出了常用字、拼合活字和代碼這三條曾經出現過的解決路徑。代碼因其狹窄的信息含量，只能用于電報領域，而常用字和拼合活字則分表演變出了獨立的中文打字機模型。常用字模型基于統(tǒng)計學的數理邏輯，嘗試從數以萬計的方塊字中挑選出兩千余字作為常用字錄入字盤，然后依靠打字員對于常用字分布位置的記憶來實現中文打字，代表人物有謝衛(wèi)樓和周厚坤。拼合活字基于方塊字的圖形邏輯，借助正字法將漢字拆解為千余個部件，這種打字技術就是對于上述部件的組合，代表人物有祁暄。在兩種技術路線之間，常用字模型獲得了實踐上的勝利，常用字中文打字機的生命也從民國延續(xù)到新中國成立之后。這樣的實驗雖然尚未能盡善盡美地解決中文打字的問題，但是已經初步抵抗了“偽普適性”現代技術的圍剿。

實際上，在浩淼的歷史長河中，還存在過一種被遺忘和淹沒的中文打字機設想，那就是由林語堂設計的明快中文打字機。墨磊寧對于這一模型的發(fā)掘是極為重要的，他用“一種類似于行星運行系統(tǒng)的設計，包含類似于恒星、行星和衛(wèi)星的結構”來形容林語堂的發(fā)明，滿溢著尊敬與震撼。明快打字機也確實值得這份來自后世的敬佩，在2021年—2023年曾有兩支科技博主團隊嘗試還原明快打字機，但都未能如愿。其中，知名UP主“老師好我叫何同學”以電傳動取代原機的機械傳動，以漢語拼音檢索取代部首檢索，方才勉強實現了明快打字機的部分功能。而明快打字機的特殊性不僅在于其精巧絕倫，還在于林語堂在底層技術思維上做出的重大突破。還是從墨磊寧特別重視的技術語言現代性上來看，明快打字機并不是一個簡單的“輸入—輸出”結構，而是在中間鑲嵌了一套實現檢索功能的機械結構算法，這為未來中文輸入法的誕生甚至是整個中文信心技術處理領域都提供了寶貴的理論支持。

明快打字機的機械設計

三、解放技術想象力

如果說林語堂未能傳世的發(fā)明是為技術想象力的解放留下了思想資源，那么在實踐層面解放中文打字機的功勞則應當歸屬于新中國人民。正如墨磊寧作出的頗具人民史觀色彩的論斷，“無法歸功于任何一個發(fā)明者，是由無數個不知名的打字員點點滴滴的努力匯合而成的”。在民國時期，經過訓練的打字員使用常用字中文打字機僅僅能將工作速度保持在每分鐘二十余字。而在新中國建國之后，這一紀錄快速地被打破并且上升為原先的三倍有余，幾乎與雷明頓打字機的平均速度持平。《中文打字機》一書讓我們記住了張繼英和沈蘊芬的名字，這些模范打字員自覺地摸索出了自然語言簇的實驗原理，將原先依靠部首等檢索的字盤調整為以常用詞組為核心。這樣的嘗試在降低字塊分布的記憶難度的同時，也極大程度上加快了打字速度。作為互聯網時代中文輸入法的使用者的我們如果看到這里，一定不會感到陌生——這實際上就是輸入法中的聯想詞或者說預測文本技術的雛形。

至此，來自方塊字的沉默抵抗才真正完成。墨磊寧在全書開篇講述北京奧運會作為引子的時候曾經寫下一段評價，尤為適合作為對中文打字機發(fā)展歷程的總結：中國選擇用自己的“道”來實現希臘的“邏各斯”。對于中文打字機的研究在作者墨磊寧的思想譜系中并不是孤立的，中文信息處理技術的相關研究還包含第二部分，也就是墨磊寧在今年剛剛完成的英文論著《中文計算機：信息時代的全球史》。中文打字機在新中國初期的尾聲正是新技術的開篇，屬于人民的力量為中文打字機的大廈添上了最后一磚一瓦，同時也為中文計算機的技術想象力夯實了地基。

*本文為廣西師大出版社第三屆書評大賽優(yōu)秀參賽作品

中文打字機：一個世紀的漢字突圍史

作者：[美] 墨磊寧

出版時間：2023年1月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新民說

內容簡介：

19世紀下半葉，在中國國門被強行打開、卷入世界洪流之時，以打字機、電報為代表應用的信息技術革命正在席卷西方。西文打字機不僅是時髦的書寫工具，更是現代性的象征。

以雷明頓打字機為代表的西文打字機開始征服全球，希伯來文、阿拉伯文、俄文、暹羅文等字母或音節(jié)文字紛紛自我裁剪、迎合潮流，唯獨處理不了中國的漢字，這種5000年來一直堅持音–義–形一體的方塊字。優(yōu)越慣了的西方開啟了全方位的圍剿，蔑稱“漢字沒有現代性”，漢字是“無法培養(yǎng)科學”的“落后文字”。外界不絕的嘲諷和質疑，引發(fā)國內如潮的批判與否定，廢除派喊出“漢字不死，中國必亡”！

要證明漢字具有現代性，就必須發(fā)明中文打字機。然而，常用字多達5000個的漢字，該如何才能全部搬上鍵盤？一代代發(fā)明者，于狼狽、尷尬、掙扎、局限中實驗和嘗試，這場前赴后繼的宏大“失敗”，只為創(chuàng)造中文打字機——這個現代信息技術史上最重要卻誤解最深的發(fā)明。藉由它，誕生了如今的中文輸入法，人機交互必不可少的工具。

這是一段漢字反抗西方字母文字霸權的歷史，更是一個古老文明面對全球現代化的故事；填補了活字印刷術和電腦時代中文輸入法之間漫長而巨大的認知空白。

作者簡介：

墨磊寧（Thomas S. Mullaney），美國新生代漢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斯坦福大學歷史系教授，研究領域為中國近現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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