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師級干部打死日本醫生，罪不至死卻仍被處決，聶帥大感惋惜

1950年，我軍一位資歷很高的干部犯了一件荒唐的殺人案：居然連開兩槍，打死了幫他治療肺結核的醫生，只因對方是日本人。

雖然他此前被證實患有精神分裂癥，殺人時處于不能自控狀態，但在政治因素的影響下依舊被華北軍區政治部軍法處判處死刑。

聶榮臻元帥顯然有意保下這名干部，得知結果后也是十分無奈，只能作出指示：給他吃點好的，送他上路。

這名干部名叫沙飛，廣東開平人，不僅是我軍第一位職業攝影記者，更是人民革命攝影的奠基人。

當時我國社會動蕩，醫療環境落后，對于窮苦百姓而言，肺結核這種病幾乎等同于絕癥，它對我軍也造成了極大傷害，有許多戰士罹患該病逝世。

1948年，沙飛也不幸感染肺結核，住進了石家莊白求恩和平醫院接受治療。這所醫院的醫護人員中有不少為日籍人士，沙飛對此非常不滿，曾多次對人說：魯迅先生就是讓日本醫生害死的，現在又來害我。

他還向華北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寫信告狀：日本醫生強迫他拍攝X光，是在傷害他的身體，想要加害于他。

在當時，組織對日本醫護工作者看得很高，認為這些日本醫生愿意協助中國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是十分高尚的，可以極大團結革命力量，因此組織始終要求官兵給予他們最大的尊重。對此，沙飛嘴上沒說什么，心里卻嗤之以鼻。

1949年12月，在日本醫生的細心照料下，沙飛的肺結核基本治愈。出院前夕，他卻恩將仇報，趁日本醫生前來提醒他吃藥之時，掏出私藏的手槍打死了對方。

事情發生后，組織大為震驚，聶榮臻更是情緒復雜。

此前，對于沙飛的種種抱怨，組織沒能拿出足夠的重視，聶榮臻甚至有些哭笑不得。明知沙飛對日本人的仇恨，可誰又能想到事情會淪落到這種地步呢！

此事的負面影響迅速發酵，引發了可怕的連鎖反應，日籍醫護人員更是集體提出抗議，要求我軍給出交代。考慮到政治層面的影響，組織最終判處沙飛死刑，無論是對于我軍還是他本人，這都是令人惋惜的巨大損失。

沙飛的人生起點很高，1926年畢業于廣東省無線電學校時才14歲，但已擁有崇高的人生理想，在國民革命軍北伐前夕毅然加入。

1932年初，20歲的他以特級報務員的身份來到汕頭，此時工作穩定，收入可觀，每月有150塊大洋，他便買來許多文學作品閱讀。他尤其喜歡魯迅的作品，反復閱讀了許多遍，愈發崇拜魯迅。

他曾對自己的妻子說，自己將來也要像魯迅一樣當個作家，用筆揭露社會的不公平、不合理。懷著同樣的理想，沙飛后來走出了自己的道路。

與電臺同事王輝成婚后，為度蜜月，他專門買了臺相機，不料因此開啟了新的人生。

1936年，沙飛從一本外國畫報上看到了奧匈帝國皇位繼承人斐迪南大公遇刺的現場抓拍照，情緒變得異常激動，對妻子說：攝影師就該時刻打開相機，隨時記錄重要的時刻；他也要當一名攝影記者，用相機記錄歷史。

這并不是一時間的感慨，當年九月，他便考上了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西畫系，此后，他更多地將鏡頭對準社會底層窮苦大眾，以這種方式效仿魯迅。

在上海，他結識了許多左翼人士，并在1936年10月舉辦的八仙橋青年會第二次全國木刻展覽會上第一次親眼目睹了魯迅，并為魯迅拍攝了許多照片。

沙飛以為這是他與魯迅先生友誼建立的開始，哪想僅10天后，他便接到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魯迅去世了。懷著沉痛的心情，沙飛親手拍下了魯迅的遺容。

1937年6月25日，沙飛在桂林舉辦的個人攝影展中，將一組魯迅先生的照片標價出10萬元的天文數字。面對質疑，沙飛稱是因為不想有人買，后又改為“非賣品”。

攝影展剛結束10天，盧溝橋事變發生，沙飛毫不猶豫地背著相機趕赴前線，他要把敵人侵略的暴行暴露出來，激發民族自救意識，讓大家團結起來保衛國家。當年底，沙飛在河北正式加入八路軍。

由于是我軍第一位專業的攝影記者，此后發生的每一件大事，幾乎都是由沙飛記錄的。他還創立了敵后抗日根據地出版發行的第一本畫報《晉察冀畫報》，同時為我軍培養出大批相關人才，從無到有地建立起人民革命攝影事業。

毫無疑問，在這個領域，沙飛有著無上的地位，況且此事無產階級革命已經勝利，新中國誕生，他本該功成身就，怎料卻犯下如此錯誤，殺死的還是為他救命的醫生。

有人提出，沙飛同志不該被判處死刑，是因為他在經歷了柏崖慘案后便患上了“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癥”。

所謂“柏崖慘案”發生于1943年12月10日，日軍突襲了駐扎在柏崖村的八路軍部隊，指揮員余光文帶領戰士們奮力突擊卻死傷慘重，有百余名同志和百姓慘遭戕害。

余光文的妻子張立和剛出生的小兒子不幸被俘，為問出八路軍大部隊下落，日軍甚至將她襁褓中的嬰兒直接扔進了燒開的大鍋里。即便如此，張立依舊毫不動搖，最終被日軍用刺刀殺死，年僅23歲。

沙飛便是慘案的親歷者，他在這場戰斗中負傷，目睹了同志們的犧牲，也落下了比較嚴重的精神疾病。此后，他對日本人更加恨之入骨，打心眼里認為只要是日本人，就一定不是好人。

然而正如先前所說，此事造成了巨大的負面影響，給組織帶來了極大壓力。考慮到許多政治層面的因素，華北軍區政治部只能做出決定，揮淚斬馬謖，于1950年3月4日對沙飛執行槍決。

聶榮臻對此非常惋惜，可組織已作出決定，他便只能吩咐看守人員，盡量讓沙飛同志吃得好一些；考慮到沙飛是廣東人，愛吃魚，便要求給他準備點魚湯，讓他體面地上路。

臨刑前，沙飛習慣性地摸了摸他胸前的衣兜，原來那里放著他當年拍攝的“魯迅生前最后留影”的照片底片，這也是他一直以來的精神支撐。隨后，他默默地跟隨看守人員走出看守所，準備接受死刑。

這一年，沙飛年僅38歲。

直到1986年5月19日，解放軍北京軍區軍事法院才接受了沙飛“因精神分裂癥發作，于失控狀態下殺人”的說法，恢復其軍籍和黨籍，為其平反。

有人指責沙飛忘恩負義，日本醫生為他治病，悉心照料，他卻毫不感恩，反而恩將仇報。但事實上，若非目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沙飛又怎會落下精神疾病失手殺人呢？

從某種角度來講，那位可憐的日本醫生，是為他那些禽獸不如的同胞的罪行買了單。